他与政委有分歧，认为政委缺独立经验，对方说：你这个人“难办”

“杨政委，我不是唱反调，可真要那么分散打，可就把兵带散了！”——1948年4月，襄河西岸的一间稻草屋里，罗通压低声音，一边说一边在土地图上比划。

那天的江汉军区党政干部大会本来只准备开半天，结果拖到深夜仍未结束。原因很简单：该怎样在襄南扎下根，各路意见激烈碰撞，司令员李人林望着两位主要负责人的争执，干脆让其余参会者先去休息，只留下几盏马灯陪着继续讨论。

襄南是鄂中门户，北有江汉平原，南接大别山余脉，地势复杂，土改、建党、建政、打仗样样要抓，一旦决策思路出现偏差，整个战区便可能陷入被动。当时中原各解放区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襄南军区也不例外。

罗通的思路简洁：兵力有限，必须“撒胡椒面”发动群众，却又要“攒胡椒面”歼灭敌军，这种“分散发动，集中打击”的打法在他看来是唯一可行的道路。杨殿魁却更看重“面”的推进速度，主张各连队就地展开，把星星之火点得越多越好。两种方案，一根线、一个面，谁也说服不了谁。

对抗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对不同经历的自然碰撞。罗通出身红军地方武装，经历过湘鄂西血与火的考验，深知孤军深入的下场。他一向信奉“没有策应的分散就是自杀”。杨殿魁则是北方抗日根据地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干部，千头万绪的民运、统战、经济工作练就了他“边推边固”的耐心。

有意思的是，两人履历往外翻确实天差地别。罗通17岁挑过担子给红军送盐，后来在长征断后部拼过命，手上有实打实的“打出来”的地图。杨殿魁22岁从太行为县委书记做起，主业是扫盲、筹粮、办报，拳头经验有限，笔杆子经验丰富。对罗通而言，战场形势一日三变；对杨殿魁而言，社会动员才是深水长航。

会议第二天清晨，李人林把决定权抛给了实践。他让罗通率主力团去打枣阳外围的敌骑中队，看看集中兵力能否真吃下“硬骨头”；同时批准杨殿魁在宜城、钟祥方向铺开群众工作队，查看“遍地开花”究竟开几朵。两条路线，一起放手。

第一次较量来的比想象快。5月上旬，敌军分三路突袭襄南西缘，妄图以骑兵快速围堵罗通。罗通抓住对方求快不求稳的破绽，三夜急行军，把两个步兵连临时并入主攻营，硬是在白河镇外的竹林里打了个伏击。三小时结束战斗，敌骑溃散，缴获马匹百余匹。

同一时间，杨殿魁派出的工作队在钟祥西北垸子里修渠、分粮、整夜开动员会，几百条扁担把稻谷挑进群众仓；与此同时，附近小股敌人却打着“清乡”旗号烧掉了三个互不相连的村子。群众质问：“八路在哪？”工作队只能一遍遍解释兵力为何来不及增援。

6月，敌军组织了第二次大围剿，兵力翻倍，目标直指罗通伏击过的地区。按照杨殿魁原先的设想，各地武装守着各自乡镇或可自保，可现实却重重打脸：孤立的民兵根本挡不住正规军冲击。消息传到军区，杨殿魁沉默许久，只说了一句：“还是集中兵力靠谱。”

局面迅速调整。李人林命令全区部队向北收拢，以罗通团为核心设立机动作战指挥所，将分散各乡的民兵以三到五日为限，逐批导向集中点。这样一来，既保住了群众，也让敌军扑了个空。襄南战事就此进入“我打你聚，你找我散”的快节奏。

到1948年10月，敌人在襄南发动第五次围剿，参战人数号称三万人。罗通三番两次集中突击的打法已经形成默契，襄南军区主力和地方武装像拉网一样收放，整整耗了敌军二十天油水。等到大别山东北线全面反攻开始，襄南敌军已被迫抽调回防，再也无力东顾。

围剿被粉碎后，杨殿魁到指挥所向罗通道歉，他笑着摇头：“原先我嫌你难办，现在才晓得，好办得很，只要把仗打好，群众自然站在咱们这边。”罗通也没端架子，只回了一句：“分工不同，目标一致。”

襄南经验最终被军区总结为“四分六聚”十六字：分散发动、分级整编、分线佯攻、分区设伏；聚兵突击、聚众支前、聚财补给、聚智打伏、聚力善后、聚心固政。这一套打法后来在鄂豫皖交界得到复制，为华中全局扫清了外围。

值得一提的是，罗通与杨殿魁的分歧并未就此消失，而是转化为一种互补。罗通学会了在集中作战间隙给部队腾出时间帮群众修水渠；杨殿魁也亲自带枪出过侦察。二人用半年时间把各自短板补了个大概。

从档案可见，1949年初襄南军区撤销时，地方党组织从最初的56个扩展至240多个，民兵突破三万人，且编制、装备、物资都有序可查。对比一年之前的杂牌散兵，变化肉眼可见。经验多、独立经验少的“短板”论在实践面前被打得粉碎。

战史研究者普遍认可：襄南之所以能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站稳脚跟，靠的不仅是枪响，更是一次“理念与战术的博弈”。如果没有那场看似“谁也不服谁”的深夜争论，就没有后来迅速成熟的作战模式，也就谈不上牵制住敌军五次围剿的辉煌战绩。有人说这段往事是中原解放战争中的“小注脚”，但细读就会发现，它实际上为整体战略提供了颇具操作性的模板。

襄南的硝烟已经散去，军区建制早归历史。文件中那句“你这个人难办”，如今读来倒更像一句调侃。事实证明，真正难办的不是人，而是缺少互补与磨合的战场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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