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禹州曾执掌中原命脉，为何从门阀圣地沦为寻常小城？

冬天已到，河南禹州下了场罕见的大雪。鹅毛般的雪花飘了整整一夜，清晨推开窗，整座城都裹在白茫茫的一片里。街上行人寥寥，都缩着脖子快步赶路，没人留意城边那座半埋在雪地里的破旧石碑。

石碑上“颍川郡”三个篆字，被积雪盖得只剩半边，碑身布满裂痕，像是被岁月遗忘的老人。可谁能想到，就是这三个字，在一千八百多年前，曾是整个中原政局的风向标——这里走出的人，能决定帝王的人选，能左右战争的胜负，能制定天下的规则。

这片如今安静得甚至有些平庸的土地，曾是门阀士族的诞生地，是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的“人才高地”。而这一切的起点，都绕不开一个人，一个被后世称为“王佐之才”的男人——荀彧。

1、王佐之才荀彧：颍川士族的“破局者”

你可能觉得，古代能当上朝廷重臣的，不是皇亲国戚，就是世代官宦的豪门子弟。可荀彧偏偏打破了这个规矩，他出身颍川荀氏，祖上不是王侯将相，只是世代研习儒学的地方世家。

在东汉末年那个“拼家世”的时代，没有皇室背景，想进朝廷中枢简直比登天还难。但荀彧做到了，而且做得风生水起，连曹操都喊他“吾之子房”，意思是“我身边的张良”。这事儿说起来，还得从东汉末年那乱糟糟的局面说起。

那会儿的东汉朝廷，早就烂到根儿了。汉灵帝宠信宦官，十常侍把持朝政，卖官鬻爵成了家常便饭，有钱就能买个太守、刺史当当，真正有才干的人反而没出路。地方上呢，豪强地主圈地自重，一个个都搞起了自家的“小朝廷”，战乱四起，百姓流离失所，连吃饱饭都成了奢望。

可颍川这地方，偏偏是乱世中的一个“异类”。这里是上古时期大禹治水的地方，文化根基深到骨子里，从春秋战国时就是郑国、韩国的文化重镇，荀子当年就在这里讲学授徒，儒学传统一代代传了下来。到了东汉，颍川更是士族集中，家家户户都重视教育，就算天下大乱，这里的人依然守着经书，研习礼学、兵法、律令。

荀彧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的。他十几岁时就跟着当时的名儒郑玄学礼制，《礼》《易》《春秋》背得滚瓜烂熟，二十岁出头就被当地人称为“清谈俊才”——在那个年代，“清谈”可不是随便聊天，那是考验学问、见识的最高级社交方式，能被称为“俊才”，说明荀彧的学识已经远超同龄人。

那会儿他还没进朝廷，只是在颍川郡里当个小小的功曹，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可只要一有政局动荡，地方上的乡绅、官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有一次，颍川郡遭遇黄巾贼作乱，太守吓得手足无措，还是荀彧站出来，制定防守策略，组织乡勇抵抗，最后硬是把黄巾贼赶跑了。这事儿一传开，荀彧的名声在颍川就彻底打响了。

说起来还有件挺有意思的事儿，据《三国志·荀彧传》记载，曹操刚起兵的时候，手里就几千人，地盘只有一个小小的陈留郡，名声也不好，很多士人都觉得他是“奸雄”，不敢投奔。可荀彧偏偏在这个时候，主动写了一封信给曹操，信里说他“明略最优，秉义至公，有王者之才”，把曹操夸得天花乱坠。

曹操收到信的时候，正愁没人辅佐，一看荀彧这么有眼光，高兴得拍着大腿说：“得荀彧，如鱼得水！”立马派人带着厚礼去请荀彧，还封他为司马，让他参与军机大事。荀彧一到曹操麾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曹操推荐人才——而且推荐的全是颍川老乡。

他先推荐了自己的侄子荀攸，说荀攸“深密有智防，太祖谓攸曰‘公达，非常人也’”，后来荀攸成了曹操的首席军师，献了无数奇计；接着又推荐了郭嘉，说郭嘉“才策谋略，世之奇士”，郭嘉果然不负所望，帮曹操平定吕布、打败袁绍，成为三国时期最顶尖的谋士；之后又推荐了陈群、钟繇、杜袭、戏志才，清一色的颍川士人。

这些人一来，曹操的阵营瞬间就不一样了。之前曹操手下大多是武将，没几个能出谋划策的，颍川士人一来，文有荀彧、荀攸、郭嘉，武有杜袭、赵俨，一下子就形成了完整的人才体系。后来曹操能统一北方，建立曹魏政权，颍川士人功不可没，而荀彧，就是这个“颍川人才天团”的核心。

2、颍川四大士族：撑起曹魏半壁江山

荀彧和他推荐的人才，其实只是颍川士族的冰山一角。在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颍川有四大士族：荀氏、陈氏、钟氏、庾氏。这四个家族，世代通婚，互相扶持，不仅垄断了当地的文化和政治资源，更是撑起了曹魏政权的半壁江山。

先说说陈氏，陈氏的代表人物是陈寔、陈纪、陈群祖孙三人。陈寔是东汉末年的大名士，以德行著称，《后汉书》里说他“少作县吏，有志好学，坐立诵读”，后来当了太丘长，不管是治理地方还是为人处世，都让人佩服。有个著名的典故“难兄难弟”，说的就是陈寔的两个儿子陈纪和陈谌，兄弟俩都很优秀，有人问陈寔“你两个儿子谁更厉害”，陈寔说“元方（陈纪）难为兄，季方（陈谌）难为弟”，意思是俩儿子一样优秀，难分高下。

陈群是陈纪的儿子，也是荀彧推荐给曹操的。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创立了“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在当时可是个大变革，简单说就是选拔官员不再只看家世，而是看“家世、品行、才能”三个方面，由专门的“中正官”负责评定等级，然后根据等级授予官职。虽然这个制度后来被门阀士族利用，变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工具，但在当时，确实解决了东汉察举制的弊端，让更多有才干的人有了出头之日。

而且陈群不仅会制定制度，还很有谋略。曹操去世后，曹丕继位，想篡汉称帝，很多大臣都反对，陈群却站出来支持曹丕，还帮他制定了禅让的礼仪，让曹丕的称帝变得名正言顺。曹丕称帝后，封陈群为司空，位列三公，陈氏家族也一跃成为曹魏的顶级士族。

再说说钟氏，钟氏的代表人物是钟皓、钟繇、钟会祖孙三人。钟皓是东汉的名儒，和陈寔、荀淑（荀彧的祖父）、韩韶并称为“颍川四长”，以教学为生，弟子遍布天下。钟繇是钟皓的孙子，不仅是著名的书法家，被后世称为“楷书鼻祖”，还是曹魏的开国功臣。

钟繇早年跟着汉献帝，后来投奔曹操，被曹操任命为司隶校尉，镇守关中。当时关中地区战乱不断，百姓逃亡，钟繇到任后，安抚百姓，招抚流民，还派人去说服马腾、韩遂等军阀归顺曹操，稳定了关中的局势，为曹操攻打袁绍提供了稳固的后方。曹操对他非常信任，后来封他为太尉，和荀彧、陈群一起辅佐曹丕。

钟繇的儿子钟会，更是个传奇人物。他从小就聪明过人，《世说新语》里记载，钟会小时候跟着父亲见曹丕，曹丕问他“你父亲和你叔叔谁更厉害”，钟会毫不犹豫地说“我父亲厉害，因为他知道该辅佐谁，我叔叔不知道”，一句话就拍了曹丕的马屁，还凸显了自己的机智。后来钟会成为曹魏的大将，率领大军伐蜀，最终迫使刘禅投降，灭亡了蜀汉。

最后说说庾氏，庾氏在曹魏时期虽然不如荀氏、陈氏、钟氏那么出名，但到了东晋时期，却成了顶级门阀。庾氏的代表人物是庾亮、庾冰、庾翼兄弟。他们的祖父庾乘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后来跟着荀彧投奔曹操，担任丞相府的掾吏。

西晋灭亡后，司马氏在江南建立东晋，庾亮作为晋明帝的小舅子，辅佐晋明帝稳定局势，担任中书令，掌握朝政大权。庾亮死后，他的弟弟庾冰、庾翼相继掌权，庾氏家族一时权倾朝野，和琅琊王氏、陈郡谢氏并称为东晋“三大门阀”。而庾氏能有这样的地位，根源还是在颍川——正是因为颍川庾氏在曹魏时期积累的人脉和声望，才让他们在南渡后能迅速崛起。

这四大士族，就像四张紧密相连的网，覆盖了曹魏乃至晋朝的政治、文化、军事各个领域。他们之间互相联姻，荀氏的女儿嫁给陈氏的儿子，陈氏的女儿嫁给钟氏的儿子，钟氏的女儿又嫁给庾氏的儿子，形成了一个封闭又稳固的政治圈子。在那个年代，只要你是颍川四大士族的人，就算没什么才干，也能轻松当上大官；可如果你出身寒门，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进入权力中枢。

《晋书》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西晋时期，有个叫陈寿的寒门子弟，才华横溢，写出了《三国志》这样的千古名著，可因为出身不好，就算考中了秀才，也只能当个小小的著作郎，一辈子都没机会进入朝廷中枢。而颍川士族的子弟，比如钟会，刚成年就被封为秘书郎，没多久就升任尚书郎，一路顺风顺水。

那会儿的颍川，简直就是门阀士族的“圣地”。全国各地的士人都以能和颍川士族攀上关系为荣，朝廷的要职，从三公九卿到州刺史、郡太守，几乎一半以上都是颍川人或者和颍川士族有关系的人。有人说，“颍川出则天下定”，意思是只要颍川士族支持谁，谁就能坐稳天下，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3、门阀制度的巅峰：颍川为何能成为“中原风向标”？

颍川之所以能成为门阀士族的诞生地，能在几百年里执掌中原命脉，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文化、地理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是深厚的文化根基。颍川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大禹治水在这里留下了“禹州”这个名字，夏启在这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从春秋战国到秦汉，这里一直是文化重镇，荀子、韩非、李斯等思想家都曾在这里活动。到了东汉，颍川更是儒学兴盛，私人讲学之风盛行，荀淑、陈寔、钟皓等名儒都在这里开门授徒，每个士族都有自己的“家学”，比如荀氏传《礼》，陈氏传《易》，钟氏传《春秋》，这种家学传承，让颍川士族的子弟从小就接受良好的教育，自然比其他地方的人更容易出人头地。

其次是优越的地理位置。颍川位于中原腹地，是洛阳通往许昌、南阳、陈留的交通枢纽，土地肥沃，农业发达。在古代，农业发达意味着人口密集，人口密集意味着人才辈出。而且颍川远离边疆，战乱相对较少，在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的时候，这里成了流民的避难所，大量有才干的人都聚集到这里，进一步壮大了颍川士族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的推动。东汉时期实行察举制，选拔官员主要靠地方长官的推荐，而地方长官大多是颍川士族的人，他们自然优先推荐自己的子弟、门生、故吏。到了曹魏时期，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虽然初衷是选拔有才干的人，但评定等级的“中正官”大多由颍川士族担任，他们自然把高等级留给自己人，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

颍川士族还特别会“抱团取暖”。他们不仅内部联姻，还互相推荐人才，共享政治资源。比如荀彧推荐陈群，陈群推荐钟繇，钟繇推荐庾亮，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才网络。而且他们非常重视家族声誉，每个家族都有严格的家规家训，要求子弟修身养性、勤学苦练，不能给家族丢脸。比如荀氏的家训是“博文强识，修身慎行”，陈氏的家训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种家族文化的传承，让颍川士族的子弟不仅有学问，还有良好的品行，更容易得到朝廷和百姓的认可。

在那个乱世，颍川士族就像一个“稳定器”。他们不仅能给统治者提供人才和谋略，还能稳定地方秩序，安抚百姓。比如曹操占据许昌后，之所以能迅速站稳脚跟，就是因为得到了颍川士族的支持——颍川士族帮他治理地方，征收赋税，招募士兵，让他有了争霸天下的资本。而其他军阀，比如袁绍、袁术、刘表，虽然也想拉拢颍川士族，但因为他们不重视人才，或者品行不好，都没能成功。

可以说，在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颍川就是整个中原的“人才输出基地”和“政治风向标”。这里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天下的局势。只要颍川士族支持谁，谁就能在争霸战争中占据优势；只要颍川士族反对谁，谁就很难长久立足。

4、为何盛极一时的颍川士族会突然衰落？

可谁也没想到，这个掌控中原政局几百年的颍川士族集团，会在短短几十年内迅速衰落，甚至连他们的诞生地颍川，都慢慢被历史遗忘。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曾经的门阀圣地走向没落？是战乱的冲击，还是制度的变革？

要知道，颍川士族的衰落，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两场致命的打击。第一场打击，来自北方的战乱——五胡乱华。

西晋末年，八王之乱让西晋的国力消耗殆尽，北方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趁机南下，也就是历史上的“五胡乱华”。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军队攻破洛阳，晋怀帝被俘虏，大量中原百姓和士族被迫向南迁徙，这就是“衣冠南渡”。

颍川作为中原腹地，自然是战乱的重灾区。匈奴、鲜卑等少数民族的军队在这里烧杀抢掠，城池被烧毁，百姓被屠杀，曾经繁华的颍川郡，变成了一片废墟。颍川士族为了活命，只能举家南迁，荀氏、陈氏、钟氏、庾氏的大部分族人，都跟着司马氏迁到了江南。

他们带走的不只是人，还有整个中原的文化系统和政治资源。在江南，颍川士族虽然继续保持着门阀的地位，比如庾氏在东晋权倾朝野，陈氏、荀氏也出了不少高官，但他们已经离开了自己的根——颍川。没有了颍川这块土地的滋养，没有了家乡的文化氛围，颍川士族的凝聚力和影响力，慢慢就减弱了。

而留在北方的颍川士族，要么在战乱中被杀，要么被迫依附于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失去了曾经的独立性。比如钟氏的一些族人，留在北方后，被迫为前秦、后赵等政权效力，虽然也能当上大官，但已经不是原来的颍川士族了。

可就算经历了五胡乱华的打击，颍川士族在江南依然有不小的影响力，真正让他们彻底衰落的，是第二场打击——科举制的推行。

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打破门阀士族的垄断，加强中央集权，创立了科举制。科举制规定，不管你出身什么家庭，只要通过考试，就能当官。这一下子就打破了颍川士族靠“家世”“联姻”当官的传统，寒门子弟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到了唐朝，科举制进一步完善，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科进士鱼贯而入，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意思是“天下的英雄都被我笼络过来了”。在科举制的冲击下，颍川士族的制度优势荡然无存。以前，他们靠家学传承和家族关系就能轻松当官，可现在，就算你是颍川士族的子弟，要是考不上科举，也照样当不了大官；而寒门子弟，只要考上科举，就能平步青云。

比如唐代的大诗人李白、杜甫，都是寒门出身，靠着自己的才华和科举考试（虽然李白没考上，但也靠荐举进入仕途），成为了名满天下的文人；而颍川士族的子弟，因为长期养尊处优，慢慢失去了先辈的进取心和才华，很多人连科举考试都通不过，只能在家乡当个小官，或者干脆隐居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颍川士族自身的腐朽。到了魏晋后期，很多颍川士族的子弟，出生在富贵之家，从小养尊处优，只知道享乐，根本不读书、不习武，连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没有。《世说新语》里就记载，有个颍川士族的子弟，看到田里的稻子，竟然问“这是什么草”；还有个子弟，冬天看到下雪，竟然以为是盐洒在了地上。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担当起家族的重任，怎么可能在科举制的竞争中胜出？

更重要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央集权越来越强，统治者再也不允许门阀士族垄断政权。比如武则天时期，为了打击门阀士族，大力推行科举制，重用寒门子弟，还下令拆毁了很多门阀士族的祠堂和家谱，削弱他们的凝聚力。在这样的背景下，颍川士族的衰落，就成了历史的必然。

5、禹州的新生与遗忘：颍川碑下的千年变迁

颍川士族衰落之后，他们的诞生地颍川，也慢慢换了名字。唐代以后，颍川郡被废除，这里先后叫许州、钧州，到了明朝万历年间，为了避明神宗朱翊钧的讳，改名为禹州，这个名字一直用到现在。

现在的禹州，是河南省许昌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位于河南中部，经济不算发达，主要以农业和陶瓷业为主。市区里，除了那座破旧的“颍川郡”碑，几乎找不到当年门阀圣地的痕迹。

那座“颍川郡”碑，立于清朝中期，据说是当地百姓为了纪念颍川士族的辉煌，自发集资修建的。碑身不高，也就两米多，材质是普通的青石，上面的“颍川郡”三个字，是模仿汉代的篆书写的，笔法苍劲有力。可现在，除了偶尔有喜欢历史的游客会来看看，很少有人会留意它。当地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对“颍川”这两个字的历史，更是知之甚少。

不过，禹州人并没有完全忘记那段历史。在禹州城西，有一座荀子祠堂，是为了纪念当年在颍川讲学的荀子而建的。据元代的地方志记载，以前每到清明节，当地百姓都会带着祭品去荀子祠堂烧香，老人会给孩子们讲荀子的故事，讲颍川士族的辉煌，说“这是我们这儿当年出过的大人物”。

可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习俗慢慢就消失了。现在的荀子祠堂，经过多次修缮，已经成了禹州的一个旅游景点，里面有荀子的雕像，有介绍颍川士族历史的展板，可来这里的游客，大多是为了欣赏古建筑，很少有人会静下心来，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禹州的老城区，还有一些古老的街巷，比如“荀家巷”“陈家巷”“钟家巷”，这些街巷的名字，都是当年颍川士族留下的痕迹。据说，这些街巷在明清时期，还是荀氏、陈氏、钟氏的后人聚居的地方，可现在，这里已经住满了普通百姓，没人知道这些街巷名字的由来，更没人知道，这里曾经走出过影响天下的大人物。

禹州的陶瓷业很有名，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钧瓷的产地。可很少有人知道，钧瓷的起源，也和颍川士族有关。当年，钟繇担任司隶校尉的时候，曾在颍川设立官窑，烧制宫廷用瓷，这就是钧瓷的前身。后来，颍川士族南迁，官窑的工匠也跟着南迁，把制瓷技术带到了江南，而留在颍川的工匠，继续传承着制瓷技术，慢慢发展成了现在的钧瓷。

现在的禹州，虽然不再是政治、文化的中心，不再有当年颍川士族的辉煌，但它依然在以自己的方式，传承着那段历史。禹州的博物馆里，收藏着很多汉代、魏晋时期的文物，有颍川士族使用过的铜镜、竹简、瓷器，这些文物无声地诉说着当年的繁华；禹州的一些老人，还能说出几句关于荀彧、陈群、钟繇的故事，虽然说得不完整，但也能让人感受到那段历史的印记。

6、结语：千年兴衰，颍川精神从未远去

站在禹州城边的“颍川郡”碑前，看着被积雪覆盖的篆字，让人不禁感慨万千。一千八百多年前，这里是门阀士族的圣地，是中原政局的风向标，荀彧、陈群、钟繇、庾亮这些名字，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一千八百多年后，这里成了一座普通的县级市，曾经的辉煌早已烟消云散，只剩下这座破旧的石碑，和一些散落在街巷、博物馆里的痕迹。

颍川士族的衰落，是历史的必然。门阀制度虽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稳定局势、传承文化的作用，但它的封闭性、腐朽性，最终还是被时代淘汰。科举制的推行，打破了门阀士族的垄断，让更多有才干的人有了出头之日，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文明的发展。

可颍川士族留下的精神财富，却永远不会消失。他们重视教育、崇尚品德、抱团取暖、心怀天下的精神，一直影响着后世。现在的禹州，依然重视教育，当地的学校里，还在传承着颍川士族的儒学传统；禹州人依然崇尚品德，邻里之间互相帮助，诚实守信；禹州的陶瓷工匠，依然传承着颍川士族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烧制出的钧瓷，依然是中国陶瓷界的瑰宝。

历史就像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颍川士族的辉煌，就像河中的一朵浪花，虽然短暂，却无比绚烂。禹州这座城市，就像一个见证者，见证了颍川士族的崛起、鼎盛和衰落，也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

如今，虽然“颍川”这个名字已经很少被人提起，虽然禹州不再是当年的门阀圣地，但那段历史依然值得我们铭记。它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辉煌，只有不断的传承和创新；它告诉我们，重视教育、崇尚品德、心怀天下，才是一个家族、一座城市、一个民族长久发展的根本。

雪慢慢停了，阳光洒在“颍川郡”碑上，积雪融化，三个篆字渐渐显露出来，虽然有些模糊，却依然透着一股厚重的历史感。或许，这就是历史的意义——它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只会在岁月的沉淀中，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值得我们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