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2军团影响力不小，被说“霸道”，拒绝了358旅旅长，爱谁谁？

“老卢，你可得收收脾气！”——1937年初夏，甘孜的营房外，冼恒汉压低声音提醒。卢冬生背着手，只回了三个字：“爱谁谁。”一句话，把身边参谋噎得无话。

卢冬生出生于1905年，湘西石门子弟，十七岁就混迹旧军营。南昌起义后，他受命护送贺龙转战回湘西；追兵不断，他硬是领着贺老总七拐八绕，闯出重围。此后，部队屡次改编，他的党籍一直挂在上海地下党，外人不知底细，这份“特殊关系”让他在多事之秋少了不少麻烦。

1930年前后，红二军团沿着沅澧流域打出威名。枪响频密，队伍成分复杂，旧军习气夹杂在血雨腥风里。起早摸黑拉练、皮鞭训兵、骂声冲天，被视作理所应当。卢冬生从手枪连长一路升到团长，靠的就是雷厉风行。湘西山里有句老话：“喊一嗓子，山鬼都得躲。”不少老兵觉得他就像那嗓子，一吼，谁都不敢慢半拍。

1933年“AB团”疑案横扫湘鄂边区，许多骨干被错杀，二军团元气大伤。卢冬生却因组织关系不在本地，得以全身而退，还临危受命经营第四师。也是这一年，夏曦取消党团组织，二军团政治工作几乎停摆。打仗可以硬碰硬，凝心却全靠临场吆喝，久而久之，“军阀主义”三个字开始在干部会议上被人点名。

1936年秋，二、六军团抵达甘孜，与一方面军大部汇合。中央接管后，大批“空降”干部进入二军团：政委、副师长、卫生部长，人手齐齐到位。整训会议第一天，名单上赫然写着“批评卢冬生——作风霸道、独断专行”。会议室闷得像密不透风的窑洞，卢冬生坐在最后一排，直到主持人点名才站起身：“这顶帽子我戴不起，兵权给你们。”说罢转身离场，连一滴茶水都没动。

失去第四师王牌，无异于抽掉二军团一根主梁。贺龙紧追出门：“冬生，别闹，你的兵在前线等你！”面对老首长的挽留，他摇头如故。几天后，他主动报到红军大学，转为学员；学员证还没发到手，全面抗战爆发。

1937年冬，延安宣布组建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一栏印着“卢冬生”。电报发出，回信却只有一句：“本人在校，不便赴任。”用今天的话讲，简短得像极了“已读不回”。旅长位置只能暂给副旅长杨得志代理。有人议论，说卢冬生耿直，也说他轴，更多的人替他惋惜：这样的悍将若在华北奔袭，鬼子想稳都难。

1938年春，他被安排去苏联疗伤学习。一路北上，经西安、兰州、迪化，再乘车入阿拉木图。身体养得不错，军事理论也学得扎实，唯独脾气没磨平。课堂讨论时，苏军教官说红军缺乏装甲协同，他顶一句：“缺的是坦克，不是脑子。”翻译愣了几秒才把话捡回来。

1945年9月，他随第一批回国学员抵达东北。延津车站上，枪声、俄语、日语混杂。有人看到苏军士兵顺手抢民众手表，他冲过去呵斥制止。日落之前，一颗子弹从暗处飞来，穿透左胸，血迹浸满呢子大衣。送抵抚顺野战医院，伤势过重，年仅四十出头。

消息传到延安，贺龙握着电报沉默许久。随后发出的讣告写道：“二方面军折翼，一员勇将殁于国土。”没有铺张，用字却极重。

1955年授衔典礼，二方面军的许光达戴上大将肩星，贺炳炎披上上将领章，两位老战友风光无两。老兵聚在一起，小声嘀咕：“要是老卢在，肩章怕不止这点料。”究竟能到哪一级，史书没给答案；但看他1927年参军、1933年师长、1936年率先北上，资历、战功都摆在那里，少说也是一颗中将星。

有意思的是，后来回忆录里提到卢冬生的人不少，却极少有人细谈那场“批评大会”。一位老政工干部只写了一句：“会上话说重了，伤了人心。”三十年后再谈军阀主义，语气已少了早年的凌厉，多了几分惜才。

二军团的老底子，本就刀口舐血；缺了系统政治教育，粗粝在所难免。中央接管、空降干部、整风作风，本是必要之举，操作方式却稍显生硬。卢冬生的反弹，既是个人性格，也是组织磨合中的必然摩擦。遗憾的是，历史不能回溯，短暂的失和把一位锋利的指挥员推向了另一条道路。

综合战功、胆魄与号召力，卢冬生在二军团的分量不亚于任何人。“爱谁谁”三字，听来像赌气，却也透露出一名老兵的倔强底色：肯冲锋，敢担当，不愿被标签左右。有人说他甩摔子，亦有人敬他真性情。人已逝，评价分歧仍在，这或许正是革命队伍早期复杂生态的生动注脚。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