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是一场生命的修行：世界可以无趣，你可否拒绝无望？

《穿行，在一个残缺的世界》

黄剑波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之间

2025 年 9 月

撰文｜彭馨妍

所谓学术研究其实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并不比其他生活方式更高尚、更纯粹，而居于象牙塔中的学者，究其根本也不过是饮食男女而已。济世救民固然是研究者的抱负之一，甚至可以夸张地说，以天下为关怀，以人类为归依，但其研究首先是有助于研究者对自己的认识，所谓学术人生则是身心日渐健全的旅程。 就这个目标而言，人们没有必要，至少不是所有人都有这个必要如韦伯所期许的那样以学术为志业，因为人们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完成人生的圆满。 然而，学者的自命清高以及以普通人为拯救对象的幻想，反过来只能说明学者自己的角色混乱，不知道自己是谁，以致徒生各种苦恼。实际上，学者也会在自己的生活中劳苦叹息，在自己的生活处境和人生问题上挣扎痛苦，并不比任何人高明。这么说，并非贬低我自己所属和认同的学者群体，乃是要有些时候将自己自绝于其他人的学者首先还原为一个普通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真的应当思考一下古希伯来智者的当头棒喝：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惫。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将著书立说或者立功立德立言作为人生唯一或终极的目的和意义，那么这一切到头来不过是捕风，是虚空的虚空。 （《穿行》第102-103页，下同）

以上文字来自黄剑波教授新作《穿行，在一个残缺的世界》，当我读到这里，只能暂时合上书消化一会儿——一本好书给读者带来强烈震撼的直观体验。

近年来与许多同行在学术会议上相聚，当大家从繁忙的工作生活中暂时抽身，白天在会场分享自己的研究进展，晚上在聚餐时坦露自己的无意义感，或许只有在开会这样的“阈限”时空才会出现这样的状态。作为一名人类学者，在工作与生活中时常面临对我所在学科之合法性的质疑和“无用论”的指责。抛开人类学的“无用之用”，黄剑波教授的《穿行》无疑给我这名从事人类学工作近十年的青年学者灌下了一碗余味悠长的“鸡汤”。

书中的文字让我看到，一位从事人类学研究二十多年的资深人类学家，依然保持敏锐，依然对疼痛敏感。他尝试在有温度的书写中，找回痛感，记录疼痛。“尽管时有沮丧、乏力乃至深深的失望（尤其是对自己的失望），至少还没有麻木。”为了呼应本书作者的坦诚，我在这篇书评中尝试与作者的敏感和痛感共振。

《无依之地》剧照。

理论是如何“生成”的？

我在自己工作的高校担任《文化人类学理论》课程的老师，黄剑波教授已经出版的《人类学理论史》《人类学家及其理论生产》早已成为国内人类学理论方面不可多得的参考书。作者在《穿行》中结合不同的研究领域与案例，不断强调人类学知识生产的独特性：人类学学科一开始就是在理论和经验的纠结中产生的，二者之间的张力持续推动着人类学的发展。他写道：“正是这种张力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使得我们这一学科有着实现更多创造的可能性。没有张力，就没有创造力……正是这种张力和模糊性，使得我们可以更加精妙、准确和有意识地对这门学科进行整合……理论与经验的张力既是人类学需要正视的学科危机和挑战，同时也是一个机会。”（第39-40页）

更重要的是，人类学者在理论与经验这两端，都会看到“涌现”（emergence）和“生成性”（generative）的过程，正如作者所言：“我们看重的是理论的生成过程，以及生成这种理论的人类学家又是如何生成的。我强调，要从社会史的宽度、思想史的高度和个人生命史的温度这三个维度来考察这个过程。”（第50页）黄剑波教授无疑在这本书中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在我念博士的弗吉尼亚大学人类学系，长期执教理论课的Ira Bashkow教授在十多年前的一次课上，对着桌上的一个橘子和包括我在内的博士生们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在你们眼里，理论似乎是一个东西，就好像桌上的这个橘子。”我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后，总问自己有没有在向学生传达“将理论当作桌上的橘子”这种固化（物化）的倾向和态度？我今年发表了一篇自己写过的最不学术的论文《形式与创造性：萨丕尔的美学探索与文化理论》，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通过呈现美国语言学与人类学家萨丕尔在音乐、诗歌等领域的成就，探讨其在美学探索中如何处理“形式”与“创造性”之间的张力，也辨析萨丕尔、本尼迪克特等20世纪享有盛名的人类学家如何在文化这一人类学核心概念上形成共识但又保有分歧。通过将人类学的文化理论置于人类学家的美学探索与学术人生这样的语境中，我跟随黄剑波教授在《穿行》一书中提出的理论路径，尝试看到知识生产过程中的互动——主体与客体，理论与经验，艺术与科学，等等。

黄剑波教授在本书开头就摆明回归实在论的态度，这是一名人类学家的自我修养。他写道：“研究不能以概念或理论为先导，而必须从具体的事实出发。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科学，甚至所有的学问，都应当秉承一种老老实实的实在论。但必须指出，这种实在论并不是那种早已被诟病的实证主义。后者霸道地宣称，研究者所见即事实，研究者所论即真理。对这一类简单粗暴的论调，各种各样的‘后学’已经将它们击打得体无完肤……日常生活乃是一种不断涌现的实在。”（第5页）经验世界本身不能被设限，而是生成性的，因此尝试逼近经验世界的理论也该是生成性的。那么，在实在论的指导下，人类学者对经验世界的理论分析不过是无限接近实在的可能。经验世界那不可被设限的生成性早已成为人类学家的共识，但意识到这一点未必能在实际研究中给予尊重和强调。

黄剑波教授认为，所谓人类学理论不过是建立在研究者自身社会经验之上的概念建构，而不能将其不加反思和批判地套用到对其他社会、文化的研究，也不能将某一种经验方式覆盖甚至取代另一种经验方式。他提醒当下的人类学者，我们的研究应当讨论真实的问题，抽象的概念和理论只是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的工具和手段，纯抽象层面的讨论并不是目的。生活的质感、颗粒度是理论和概念所不具备的，我们不应该让后者成为思考和研究的限制甚至桎梏。

《我的章鱼老师》剧照。

人类学是一门“修行”

那么，如何研究经验世界并在写作中尽可能呈现其生成性呢？人类学的民族志田野调查看似简单，做好实则不易。黄剑波教授从对知识生产的方法论贡献层面来讨论人类学者的田野工作，认为田野工作不只是搜集资料，也是带着一套知识体系进入另一个群体当中，并挑战自己知识体系的过程。经历过这种挑战的知识，才是有生命力的知识。田野调查的不易在于，没有人天生就愿意被他人挑战从而改变自己的认知，但在田野调查中我们首先需要搁置自己的偏好，虚心向他人学习。

人类学家的作品被称为民族志，民族志既是我们的方法论，也是我们的成果。在普通人看来，人类学家喜欢讲故事，但“讲好”故事和讲“好故事”并不容易。黄剑波教授写道：“故事要讲好，不仅要有逻辑，更要有情感……要把自己作为方法，以个人的身体去实践……田野工作最主要的研究工具就是你自己，这也造成了很多人类学作品会讲特别琐碎的事情，因为人类学通过关注简单的、琐碎的事情，来发现人们认识世界和展开实践的方式。”（第66-67页）在我自己的日常教学和指导学生科研的工作中，经常会面临对这一表述的误解，认为“把自己作为方法”就是研究自己，写所谓“自我民族志”。陈晋已经批评了人类学家的自恋倾向（陈晋：走出人类学的自恋[J]，读书,2018,(7): 75-83），而在我看来，“把自己作为方法”是建立在研究者将自身投入到田野中去参与、实践，代入自己的知识体系去理解另一种知识体系，并在持续被挑战的过程中体会经验和理论之间的张力及其孕育的有生命力的知识。

近些年，我的舞蹈人类学研究十分受益于黄剑波、陈进国、杨德睿几位人类学家提倡的“修/行人类学”进路。黄剑波教授在书中写道：“我们所讨论的‘修行’与当下流行心理学的或者宗教神秘性的‘修行’不同。我们是要通过对‘修行’的研究回应人类学的问题……那就是透过研究文化的差异，最终探索‘人何以为人’。”（第131页）修行的问题意识聚焦在“成为”（becoming）而非“存在”（being）的层面，尤其关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是如何去做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将对“修行”“成为”问题的探讨，置于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中。他写道：“‘日常生活与人类学的中国思想资源’的一个可能进路，就是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生活里面去发现他们的‘日常语言’，发现那些真正深入人心的词汇、概念、术语。我们想通过这些‘日常生活的实践’去了解并理解，普通中国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他们是如何理解、组织自己的生活的……”（第134-135页）

“修”“修行”这类词汇所蕴含的意义处处体现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也关涉人类学所关注的文化习得、文化传承问题。关注“修/修行”，就是想通过这样一个途径去探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实践。因此，在文化习得、传承的过程中探讨修行，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畴，而成为广泛的社会性、日常生活的问题。我从黄剑波教授发起的修行人类学研究中汲取能量与营养，来哺育自己对舞蹈的人类学探索。

黄剑波教授在书中围绕“体验”的讨论，不仅在哲学层面进行概念的追溯，也呈现了著名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的“体验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experience）所带来的理论和方法论层面的贡献。当读到关于人类学著名伉俪特纳夫妇的部分，我再一次合上书，闭上眼睛，让求学时候的回忆涌上心头。2016年5月，伊迪丝·特纳去世，那时我正在国内开展博士论文的田野调查，8月回校后参与的并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葬礼，而是伊迪丝生前千叮咛万嘱咐的“庆祝生命的仪式”（celebration of life）。她生前教过的学生从阿拉斯加赶来，带来了受伊迪丝启发而制作的面具，当在场的老一辈人类学家看到戴着面具跳舞的后辈人类学者，纷纷感叹：“伊迪丝会非常喜欢！”伊迪丝和维克多可能都属于被人类学耽误的演员——实际上，成为演员和成为人类学家有许多共通之处（彭馨妍：评《方法：二十世纪的表演课》，“演员如何成为角色”，《上海书评》，2025/8/12）——他们在这一点上很像，都将“人类学本身作为一种体验”，或者说将人类学的思考与探索“作为人生体验中的一种”（第279页）。特纳夫妇的“体验人类学”也启发读者思考人类学何以成为生命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anthropology as experience）。当人类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人类学家便在自己身上活出了学科的样貌与愿景。

《仪式过程》

作者: [英]维克多·特纳

译者:柳博赟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4年6月

保持痛感

黄剑波教授在书中将人类学知识置于以下三个维度考察：社会史的宽度，思想史的高度，个人生命史的温度。所谓“穿行”，不仅包括人类学家在理论与经验之间往来的过程，也意指民族志或田野工作者往来于“他者”和“自我”之间的过程。《在一个残缺的世界找回痛感》一文中，作者澄清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们都是生活在残缺世界中的残缺个体。虽然残缺和痛苦切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但当下的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感知和理解外界苦痛的能力，甚至变得麻木了。因此，对本就是普通人的学者来说，在理解个体和世界的残缺时，关键在于找回痛感。只有找回痛感，我们才能更加清晰、准确地体察他者的痛苦，在此过程中也将得以摆脱那些无法言说之痛，在同他人的联结中获得更多同情之理解。

只有保持对疼痛的敏感，尝试去感知、理解他者的苦难，人类学才有可能真正回应时代问题，人类学者才能做出有知识冲击力的研究。痛感对于学者的意义在于“重新定位研究者的深度关怀，努力思索和寻找真正关心和在意的问题”，因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应该源于这个世界对内心深处的触动”（第333页）。人类学者的工作是去感知和理解这个世界面临的苦难，通过更加准确、清晰的传导，为人们感知和理解他者带来更多的可能性和联结。即便不将学术研究作为工作，我们每个人至少都可以记录自己的痛感和这个世界的苦难，真诚面对自己的思考、感受并与他人分享。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时刻容易让人心生倦怠的世界找回痛感，“在感知和理解、探索和分享的过程中消除自身的苦痛和倦怠，重新感受生命的温度和力量”（第339页）。

找回痛感，也就意味着找回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和期待，这才是一个学者应该具备的问题意识。黄剑波教授在书末坦言：“在很大程度上，收入这本书的文字都可以说是我在找回痛感的努力，或者说是我对疼痛的某种记录。”（第343页）针对“如何寻找痛感”这一问题，作者提出了“体验、附近和真实”三个关键词作为回答。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学者也是活生生的人，所有的研究都离不开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研究首先来自能够给学者自己带来痛感，因为对痛感的追寻能够刺激我们不断去发问“我真正关心的到底是什么？”只有这样，人类学的研究才能从一种外部的、自然科学式的经验主义，转向更多强调一种内在体验的、有人味的研究。

作者引用海子的“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来理解人类学研究方法，他写道：“首先要去接近、触摸、感知一个或者一群具体的人，关注他们的哀哭、叹息和痛苦。通过真实的接触，可以达致对整体人群的感知。”（第341页）作者提醒我们，做人类学研究，研究者自己首先要做一个真实的人，这里的真实可以说是感知层面的——“只要还有痛感，就至少还是一个真实的人”（第342页）。带着对自我、他者、周遭世界的敏感甚至痛感，去坦诚地处理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去分享和讨论我们的感受与思考，这应该是当代人类学者的自我修养。再借着海子的诗句“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作者倡议我们的研究应当从身边的生活世界开始，而非想象中的远方。人类学研究的问题意识首先来自“附近”，即使是对海外、域外、他者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自己和身边的生活。

《无依之地》剧照。

当然，在人类学者书写他者的民族志作品中，我们往往可以看到，原来生活的画卷还可以这样展开，原来日子还可以这样过，这也是人类学最初强烈吸引我的原因之一。作者写道：“我们至少能够意识到生活逻辑的另一种可能性，从而避免对自身文化、生活的习焉不察或麻木”（第341页）。黄剑波教授正是自己笔下文字的典范，是“一个有勇气诚实面对自己感受的研究者”（第342页）。这本书是我在个人生活和事业的关键节点上读到的，在那些不眠的夜晚，书中的文字带给我许多慰藉。感谢黄剑波教授二十多年来对人类学“温柔的坚持”，让我感到“在微弱处得以有力量，在干旱疲乏之地，盼望之光不灭”（第343页）。黄剑波教授下面这段文字不仅激励着像我这样从事人类学工作的学者，也鼓舞着广大对人类学感兴趣的普通读者：“人类学于我而言，不仅仅是一个饭碗、一门学科，或者一个角度、一种方法，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令我得以跌跌撞撞地穿梭于自我与他者之间，历经文化、观念、价值的碰撞，和在碰撞中的自我破碎，并在自我破碎后的废墟上重建自我……人类学最令人欣慰的悖论，也是它最激励人的特征，就在于研究他者的同时也是一个自我发现的生命旅程。”（第122-123页）

《穿行》一书，除了能让读者看到作者是如何成为一名人类学家的，也可以看到人类学家们一些从根本上来说一直没有改变的持续关注——真实的个人在具体的社会、文化、历史场景中的遭遇和回应。这篇简短的书评无法囊括书中丰富的内容，作者优美的文字也只能在自己的阅读中体会和欣赏。回看本文开头引用的段落，“学术作为志业”于我而言不再是道德负担，而正如作者所言：“第一要认真学习，第二不要把学术太当回事，学术不是人生的全部，只是人生的一部分。”（第280页）

撰文/彭馨妍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