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柯文教授｜哈佛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社群

柯文（Paul A. Cohen，1934-2025）

艾鼎德【Dorinda（Dinda）Elliott】，费正清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及哈佛中国基金（Harvard China Fund）执行主任

柯文（Paul A. Cohen，文中很多学者也以“保罗”称呼他），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长期研究员、韦尔斯利学院（Wellesley College）埃德丝·斯蒂克斯·沃瑟曼历史学与亚洲研究荣休教授，于2025年9月15日逝世，享年91岁。

柯文教授著有广受赞誉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无疑是研究现代中国史的顶尖历史学家之一。他在哈佛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及博士学位，曾师从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与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两位学者。作为美国第二代中国研究学者的核心人物，他常被认为推动了历史研究视角从“西方中心论”向“中国中心论”的转变。

在费正清研究中心，数十年来柯文教授始终是社群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即便年届九旬，他仍以渊博的学识与风趣的谈吐，持续参与社群交流。

与此同时，柯文教授也始终坚持写作，为我们带来宝贵的思想成果。2021年，他出版了回忆录《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A Path Twice Traveled: My Journey as a Historian of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9）。书中不仅全面回顾了他的个人生平，也阐述了其学术研究方法，并以他自己的话与读者分享：“当我逐渐理解历史学这门学科，尤其是对历史本身有了更深的认知，意识到这个与我自身文化截然不同的国家，其历史与我想象中的世界并非那般迥异时，我所感受到的那份兴奋与深切喜悦。”

费正清研究中心社群的所有人都会深深怀念保罗。以下是各位教职人员、友人及同事，对保罗漫长职业生涯中的点滴往事及与他共事经历的追忆。

包筠雅（Cynthia J. Brokaw）：布朗大学陈氏中国研究教授、历史学与东亚研究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非驻校研究员

我对柯文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数十年前，我还是韦尔斯利学院的大三学生，当时正计划申请中世纪欧洲史方向的研究生项目。后来，我选了保罗教授的中国史概论课程——正是这门课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迅速将研究重心转向中国史，并在他与 Helen Lin的鼓励下，开启了中国研究之路。

保罗是一位乐于分享的研讨课教师：他将学生视作同行学者，要求我们认真研读文献、进行批判性思考，并积极参与讨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曾让我们点评他自己的一部书稿，鼓励我们相信，即便只是本科生，我们也能提出有价值的见解。

在我整个研究生阶段，他始终是我宝贵的导师；即便后来我离开新英格兰地区工作，每当偶尔回到堪布里奇，我都期待能与保罗共进午餐，进行长时间且热烈的交谈。我们会聊起各自正在推进的研究项目；他对我的研究方法与推理逻辑提出的质疑，常常能帮助我重新梳理思路。

在我数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只因“曾是保罗的学生”这一点，我就收获了许多本不应得的认可。我的中国学生们，因拜读他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与《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History in Three Keys: The Boxers as Event, Experience, and Myth）而深受启发，当得知我曾师从保罗时，他们都深感敬佩。

在学术研究中，保罗涉猎了现代中国史的多个重要领域：反基督教情绪、清末改革、义和团运动、20世纪民族主义等。但在所有这些著作中——包括他的倒数第二部作品《历史与大众记忆》（History and Popular Memory）——他更广泛关注的，其实是我们如何以历史的视角思考问题，以及如何在当下运用历史。因此，无论是中国研究领域，还是历史学学科本身，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感激。

傅士卓（Joseph Fewsmith）：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与政治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柯文是一位在历史与史学理论研究领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者的历史学家。他的著作改变了我们许多人对现代中国史的认知方式，而他常出现在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午餐桌旁，也同样对我们产生了深远影响。除了风趣幽默的性格与乐于探讨中国史细节的态度，保罗还以一款传奇巧克力蛋糕闻名！

韩德玲（Joanna F. Handlin Smith）：《哈佛亚洲研究期刊》（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荣誉退休编辑；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非驻校研究员

我与柯文的初次相识是在1975年夏天，当时我参加了他与石约翰（John Schrecker）共同组织的一场研讨会，研讨会成果《19世纪中国的改革》（Reform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由东亚研究中心出版。在该书序言中，他们解释道，多数研讨会通常仅限特定人员参与，而这场研讨会则向所有研究19世纪中国改革的学者开放。事实上，这种开放性甚至让我——一位研究明代史的学者——也得以受邀参加。

当时共有约50位历史学家参会，其中三分之二是“高年级研究生与青年学者”。在两周的时间里，上午是正式的报告与点评环节，下午则是非正式的交流与图书馆研究时间。那时我刚获得博士学位，且已读过保罗的前两部著作，能参与此次研讨会，我深感荣幸。会上的讨论极具启发性，针对我研究工作的反馈也十分有益。更重要的是，这段共同的经历催生了几段持久的友谊，其中便包括我与保罗的友谊。

1975年时，保罗看起来比我年长许多，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关系愈发亲近。在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午餐桌旁、在1990年前后短暂存在的一个研读后现代理论著作的小组中、以及作为亚洲中心出版委员会（Asia Center Publications Committee）成员，我们都有频繁的互动。此外，在这些学术活动之外，我们也会一起参加社交活动。

保罗为人谦逊，却有着极高的审美品位。1975年研讨会期间，他邀请参会者前往他位于马萨诸塞州林肯市的家中做客，我立刻感受到了这一点——他的家中摆放着前哥伦布时期的小雕像与20世纪中期现代风格的巴塞罗那椅，格调雅致。他的品位还体现在简约而不失精致的着装，以及对艺术与烹饪的浓厚兴趣上。许多人都品尝过他做的生姜芝士蛋糕与李子蛋糕，而最能体现他烹饪技艺的，当属那道“夏日樱桃橙子酱烤鸭胸”。我曾想自己尝试做这道菜，便向他索要食谱，他欣然应允。但那份食谱却让我望而却步——上面满是保罗的批注，还交叉引用了另一本食谱的内容。由此可见他对完美的追求与对细节的极致关注。

我最后一次见到保罗是在他逝世前六周。当时，一群中国研究学者举办了一场晚宴——十多年来，我们这个小团体一直轮流做东，保罗的孩子们称之为他的“晚餐俱乐部”。那天晚上分别时，他拥抱我道别的力度异常坚定，这是我从未有过的感受。那时我丝毫没有察觉（或许他早已心知肚明）：他的生命即将走向终点。他离去时的得体与温情体贴，与我记忆中那个他始终一致。我会深深怀念他。

汤姆·赫文斯（Tom Havens）：东北大学历史学荣誉退休教授

柯文在汉学研究及整个历史学领域都具有广泛影响力，在研究东亚的学术专家中，能让几乎所有领域、所有时代的历史学家都重视其成果的人并不多，而他便是其中之一。无论是教学、众多著作，还是与相识者的亲切交流中，保罗都展现出谦和、风趣与卓越的洞察力。他的离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罕见的、极具智慧的学者，但能认识他，并从他身上学到关于中国、历史乃至自我认知的知识，我们又收获颇丰。

南希·赫斯特（Nancy Hearst）：哈佛大学 H.C. Fung 图书馆馆员

柯文是一位在太平洋两岸都广受赞誉的中国史学者，但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学术成就之外的他——他的善良、机敏的幽默感，以及给日常生活带来的温暖。很少有人知道，他在厨艺上也同样天赋出众，他做的蛋糕、点心，还有那款令人难以忘怀的生姜芝士蛋糕，都堪称一绝。烘焙是他的一大乐趣，而他也乐于与身边人分享这份美味。

柯伟林（William C. Kirby）：哈佛大学T.M. Chang中国研究教授、哈佛商学院斯潘格勒家族工商管理教授

我初次接触柯文的作品，是在达特茅斯学院就读期间作为交换生前往韦尔斯利学院时。当时保罗为一个20多人的班级讲授现代中国史，其中有两人后来获得了该领域的博士学位并成为教授——包筠雅与我。那是一门传统的讲座课程，阅读任务相当繁重，而且在那个尚未出现分数膨胀的年代，我只得了B+。

我真正开始了解保罗，是在我加入哈佛教职团队，并在旧柯立芝楼的费正清研究中心拥有自己的办公室之后。在我们举办的众多研讨会、讲习班中——尤其是在每天与本·史华慈、梅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共进的午餐时光里——保罗始终是一位慷慨的参与者。在这个汇聚了杰出才智却也不乏自负之人的地方，保罗始终保持谦逊的态度，同时拥有敏锐的洞察力。作为一位著作等身且富有创见的学者，他对领域内的主流观点（包括费正清的观点）提出质疑，并撰写了多部构思精妙的著作。

无论是在柯立芝堂，还是2006年后搬到街对面的哈佛大学政府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CGIS），保罗始终是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术支柱。他为论文与演讲者提供点评，审阅博士论文与书稿，还以非正式导师的身份指导了无数研究生。他与梅尔共同主持的“新英格兰中国研讨会”（New England China Seminar），将六个州的中国研究学者凝聚成一个紧密的社群。

费正清研究中心虽位于堪布里奇，但它的活力不仅来自哈佛大学本身，也得益于波士顿地区及更广泛范围内学者的参与——即便他们已从教学岗位退休，梅尔·戈德曼与柯文便是如此。在所有这些学者中，保罗为中心做出的贡献无人能及。他是我们学术道路上的伙伴，也是我们的挚友。

李明珠（Lillian M. Li），斯沃斯莫尔学院历史学荣休教授

和许多人一样，我始终感激柯文教授——感谢他慷慨的建议与鼓励、严谨的治学典范，以及珍贵的友谊。我读研究生时，乃至后来成为年轻教授、尽可能常回到费正清研究中心时，他始终愿意抽时间与我讨论、交流想法。在我看来，他身上恰好体现了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术卓越之风。

我一直将保罗视为榜样：他虽任职于文理学院，却始终积极参与大学层面的学术活动。他的著作——具有开创性意义的《中国与基督教》（China and Christianit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极具现实意义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以及见解深刻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不仅是学术专著，更是本科教学中极具价值的教材。

保罗的学术成就、引领作用与无私精神，为他的学生、同事、朋友及仰慕者留下了不朽的遗产。

李惠仪（Wai-yee Li）：哈佛大学中国文学教授（1879 Professor of Chinese Literature）

我还记得，当年柯文撰写《与历史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时，我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偶遇他。我们在图书馆的流通台旁长谈，话题围绕勾践这一人物在中国历史与文学中的形象展开。一如既往，每当谈及自己的研究，保罗总是充满喜悦与热情。他始终认为，能有时间从事研究与写作，是退休最大的动力。学术研究让他保持年轻活力。即便在他90岁生日宴会上，他依旧积极参与交流，思维敏锐如初。

我们曾一起享用过许多愉快的晚餐，其中最难忘的是2008年11月大选之夜的那一顿。我们举杯欢庆奥巴马当选，保罗还兴奋地给当时在香港的 Elizabeth 打了电话。晚餐时的话题通常十分广泛：本地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历史与政治、香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作为犹太人、中国人与美国人的身份认同。保罗常常会在分享见解的同时，带来他亲手制作的精美甜点。他对自己做的生姜芝士蛋糕、李子蛋糕与柠檬条深感自豪，这是当之无愧的。他是我所认识的最善良、最慷慨的人之一。愿他的记忆永远成为一种慰藉。

薛龙（Ronald Suleski）：萨福克大学历史、语言与文化教授；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非驻校研究员

每当想起柯文，我总会想到他的两个特质：对自己的学术成就始终保持谦逊，以及对所有人都热情友好、平易近人。

我记得我们初次相识大约是在1969年或1970年，当时我还是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我的导师艾伦·惠廷（Allen Whiting）受邀参加亨利·基辛格在华盛顿特区组织的一场会议，他让我和其他密歇根大学的研究生一同前往。那时正值美国政府考虑与中国建立官方沟通渠道的时期。我记得傅高义（Ezra Vogel）也参加了那场会议，保罗也在其中。

从那以后，我从许多研究生——无论是中国、日本还是美国的学生——口中听到，保罗的著作如何教会他们史学研究方法，如何构思并阐述历史观点。这些学生谈起保罗时，语气中总是充满崇敬，对他的学术成就怀有深深的敬意。

但与保罗交谈时，你丝毫感受不到这种崇敬所带来的距离感。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聊到他当时正在撰写的新书《与历史对话：二十世纪中国对越王勾践的叙述》。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被对手吴王击败后，为铭记战败的耻辱、激励自己复仇，他在屋内悬挂了一个苦胆，每天都要舔一舔，品尝苦味。这便是中国成语“卧薪尝胆”的由来，意为通过忍受艰辛来坚定反击的决心。

保罗告诉我，在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的研究成果后，他意外发现了勾践的故事。尽管他的中国同事们似乎都熟知这个故事，但他此前却从未听说过。这段对话让我们探讨起一个问题：“母语使用者”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对其他母语使用者而言可能是“常识”，但对文化圈之外的人来说，却可能闻所未闻。这个启示我始终铭记于心，并在自己的研究中践行——每当遇到类似情况，我都会毫不犹豫地向亚洲的“母语使用者”同事请教各种问题。

我与保罗之间最令我动容的时刻发生在1998年。当时我在日本生活了20年后回到美国，申请成为费正清研究中心的驻校研究员。此前我一直在国际出版行业的企业工作，觉得自己已经脱离了哈佛所代表的高端学术圈，因此担心费正清研究中心不会接受我的申请。但保罗一如既往地微笑着告诉我：“费正清研究中心的所有人当然都认识你，你的申请肯定会被接受的。”那段对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心中满是谦卑与感激。

宋怡明（Michael A. Szonyi）：哈佛大学Frank Wen-Hsiung Wu纪念中国史教授

21世纪初，一群杰出的中国研究资深学者（均已退休）将费正清研究中心当作了自己的学术家园，哈佛大学及周边院校的学生与现任教职人员，都因他们的慷慨分享而受益匪浅。我初次在哈佛大学政府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自助餐厅的午餐桌旁见到这些学界泰斗时，满心都是崇敬。但在某种程度上，柯文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因为《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是少数几本即便数十年后，我仍能清晰回忆起初次阅读感受的书。而如今，我竟然能和这本书的作者一起共进午餐！

在阅读《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的初稿时，我曾建议保罗多分享一些关于“柯文本人”的故事（据书的致谢部分记载，许多人也提出了类似建议）。他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或许并未达到我们所有人期望的程度。他的温和、谦逊与幽默感，过去是、现在依然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榜样。尽管他的学术成果分量十足，但没人会觉得保罗是个自视甚高的人。

他温和而始终亲切的态度、低沉沙哑的嗓音与温暖的笑容，有时会让我难以将其与他在学术领域及对我个人产生的巨大影响联系起来。我至今仍能回忆起第一次读《在中国发现历史》时的感受；几乎每周，我都会想起《与历史对话》一书，以及保罗对他所说的“局内人与局外人视角问题”（the problem of insideness versus outsidedness）的思考。在一次教职人员晚宴上，他随口提了一句——看似随意，却极具“柯文风格”，因为这句话完全围绕“我的史料如何在传递事实的同时讲述故事”展开——正是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对自己某部著作的思考方式。能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与他成为同事和朋友，是我莫大的幸运。

谭可泰（Hue-Tam Ho Tai）：哈佛大学Kenneth T. Young中越关系史荣誉退休教授

我到堪布里奇加入哈佛历史系任教时，柯文刚刚完成一部书稿。那一年，东亚研究中心邀请了多位来自不同机构的中国史学者访学。在走廊上、午餐时，他们都在讨论保罗的这部新作——后来这本书以《在中国发现历史》为名出版。当时中国刚刚向外国研究者开放，允许他们进行实地考察与查阅档案。因此，对一些人来说，保罗提出的“中国中心论”视角，似乎只是“向早已认同这一观点的人宣讲”。我曾听到有人说：“谁会想读这本书呢？”

但这本书却深深触动了我。作为研究越南史的学者，我早已习惯看到越南史通过法国殖民视角或美国视角被解读，且往往被用来佐证与越南本身关联不大的各种政治立场或学术理论。而《在中国发现历史》最终成为保罗众多著作中最知名的一部，成为新一代研究生的“入门必备书”。

他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也对中国史学者及新兴的记忆研究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保罗撰写这部著作的时期，学术界有一个趋势：将反抗者视为“早期革命者”，并质疑档案史料的有效性，认为其反映的是主流正统观念的霸权话语。《历史三调》则重新聚焦关于义和团的讨论，将其引向了一个更具成效的新方向。

后来，保罗开始思考“羞耻感作为激励因素的价值”，最终撰写了《与历史对话》。我曾告诉保罗，越王勾践（“越”在越南语中称“Viet”）的故事也是越南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越南民众认为，在1428年的《平吴大诰》（Great Proclamation of the Pacification of the Wu）中，被越南击败的明朝（当时已对越南进行了20年统治）被称为“吴”（Ngo），而这一“吴”正是吴王夫差——勾践的主要对手——的后裔。“卧薪尝胆”（Sleeping on a bed of thorns and tasting bile）至今仍是越南文化中的一个常用隐喻，指代“为伟大事业而忍受牺牲”。

我不会怀念旧费正清研究中心走廊里曾弥漫的刺鼻烟味——直到有人建议保罗戒烟，那股烟味才消失。但我会怀念保罗——那位同事、智囊与朋友；我也会怀念那位擅长制作蛋糕的保罗——数十年来，在汉学家们的各种聚会上，他做的蛋糕始终是最亮眼的存在。至今，一想起他为孔飞力（Philip Kuhn）60岁生日制作的蛋糕，我仍会忍不住微笑。

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校长讲席历史学教授

（以下内容节选自华志坚教授2025年9月23日在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发表的纪念文章）

“……保罗还做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贡献：作为一位给予支持的导师，他帮助那些欣赏其作品并寻求指导的人。能成为其中一员，我深感幸运。四十多年前，我在‘东亚区域研究项目’就读期间，有幸师从谭可泰教授。她善意地带我前往费正清研究中心保罗的办公室，将我介绍给他。她认为我们应该认识，因为我曾为她写过一篇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讨课论文，而保罗当时正深入研究这一主题。

读过保罗关于清代（1644-1912）外国传教士及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作品，并十分欣赏，因此能见到他本人，我感到无比激动。走向他办公室门时，我十分紧张，但保罗的微笑让我放松下来。他热情地与谭教授打招呼（显然，谭教授是他珍视的同事），并明确表示，他很乐意与我聊聊义和团，或是这位20多岁的硕士生心中所想的任何话题，这让我彻底放下了拘谨……”

怀默霆（Martin K. Whyte）：哈佛大学约翰·茨瓦安斯特拉国际研究与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

2000年，我回到哈佛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曾在哈佛攻读研究生学位，并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研究中国），当时我特别欣赏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一点是：中心的活动不仅得益于哈佛本校优秀的学生与教职人员，还得益于波士顿地区更广泛范围内中国研究学者的积极参与——即便他们已从教学岗位退休，梅尔·戈德曼与柯文便是如此。

在费正清研究中心的中国研究讲座与会议中，保罗提出的见解与问题总是富有洞察力，但由于我们的学科领域与研究时段存在差异（我的研究几乎不涉及1949年以前的中国），我们的关系更多是友谊，而非深度的学术交流。

但在2020年我的导师、同事兼友人傅高义教授逝世后，保罗在我的生活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当时我与许多人讨论如何以最佳方式纪念傅高义先生。我们一致认为，组织一场由傅高义先生的前学生撰写学术论文的纪念研讨会，并出版论文集，意义不大——因为这样的论文集很可能只会被束之高阁，鲜少有人阅读。幸运的是，我们有一个可借鉴的范例：1991年费正清逝世后，保罗与梅尔牵头，收集了众多受费正清影响之人（无论是否身处学术界）的简短回忆文章，并于1992年出版了《缅怀费正清》（Fairbank Remembered）一书。因此，我们一致决定，沿用这一模式来纪念傅高义先生。而保罗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在这项工作中的最终合作者玛丽·布林顿（Mary Brinton）——一位研究日本的社会学家——与我当时都在担心：如何联系到可能为纪念傅高义先生撰写短篇回忆的人？尤其是如何让他们同意遵守我们设定的严格要求：内容需聚焦与傅高义先生的某一次具体经历，而非整个交往历程；字数不得超过1000字。

我向保罗寻求建议，而作为一位严谨的历史学家，他竟保留着30年前与梅尔为编纂《缅怀费正清》征集回忆文章时所用的信件副本。他找出了这些信件——由于当时还没有电子邮件，他将信件复印后寄给了我。玛丽与我严格参照他的征集信格式撰写了新的征集信。最终，在2022年，我们出版了《缅怀傅高义》（Remembering Ezra Vogel）一书，收录了155位受傅高义先生影响的不同人士的个人回忆。当然，保罗也为这本书撰写了一篇深刻的文章，回顾了他与傅高义先生的交往历程——他们的友谊始于1965年，当时保罗回到波士顿地区，在韦尔斯利学院任教，而傅高义先生则刚刚在哈佛开启职业生涯，成为研究中国与日本的社会学专家。

《缅怀费正清》与《缅怀傅高义》这两本书，可被视为纪念哈佛中国研究领域两位领军人物的“姊妹篇”，而保罗在这两本书的编纂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魏爱莲（Ellen Widmer）：韦尔斯利学院宋美龄中国研究荣誉退休教授、东亚研究荣誉退休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柯文是我的朋友，但我们的友谊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两个阶段才逐渐形成。

第一阶段始于费正清研究中心，当时我尽可能多地参加他的著作发布会研讨会。这些研讨会总是盛大而精彩，每次参会后，我不仅满载新想法而归，还对他与听众之间深思熟虑、开放包容的对话印象深刻。其中，我最难忘的是关于《中国与基督教》与《历史三调》的两场研讨会。

第二阶段的到来令我意外，核心是一个问题：我是否愿意接受韦尔斯利学院的教职——保罗曾非正式地为这一计划奔走。相关讨论始于2006年，做出决定对我而言并不容易。当时我在卫斯理大学工作得很愉快，但我本科就读于韦尔斯利学院，且与堪布里奇保持着密切联系，因此搬到波士顿地区的可能性颇具吸引力。此外，那份工作本身也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保罗耐心倾听我的顾虑，并极具说服力地阐述了接受这份工作的理由。一年后，我接受了这份教职。

我们的友谊从未局限于两人之间，而是在一个团体中逐渐发展起来。这个团体每年会聚餐好几次，在新冠疫情前就已形成，但在疫情期间——当时社交选择寥寥无几却又无比珍贵——我们的联系更加紧密。聚餐时的讨论内容丰富多样，保罗与Elizabeth总是核心参与者。中国有时会成为话题，但并非每次都是。正是在这些聚餐中，我发现保罗在甜点制作方面技艺超群，尤其是巧克力甜点——每一款都制作精美、美味绝伦。谁能想到呢？每当这些甜点端上桌，总是令人惊喜。这个团体至今仍保持着聚餐的传统，最近一次是在今年8月初。

在聚餐时，保罗总会询问韦尔斯利学院的近况，也会分享许多关于他自己生活与家庭的事情。无论是在费正清研究中心的学术讨论中，还是在关于韦尔斯利学院教职的交流中，他都善于倾听。2024年6月，他90岁生日时，我们这个团体有幸受邀参加了他的家庭生日庆典。

从他的著作到亲手制作的甜点，从他在学术领域的引领作用到生活中的温馨时刻，保罗的友谊是一份我未曾预料的礼物。事实上，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这是友谊——因为它始终发生在团体场景中，从未超越这一范畴。但这的确是友谊，不仅是我与他之间的友谊，也是他与团体中其他所有人的友谊。如今他已离世，每当想起这份友谊，我心中便充满感激、怀念，甚至还有一丝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