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话中自立：中国诠释学的四十年来路与前瞻（下）| 社会科学报

四十余年来，中国诠释学史研究在“创建”与“重建”两条路径的交融与互补中，逐渐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当代中国诠释学史的写作面临方法论层面的变革，这一变革的关键在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羁绊，如此才能建立真正具有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诠释学史观。

原文 ：《“书写中国自己的诠释学史”》

作者 |黑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康宇

图片 |网络

避免落入“理论搬运”的窠臼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随之浮现：在中国诠释学史的写作过程中，部分研究者深陷“理论搬运”的窠臼。首先，在理论框架上完全照搬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存在“西学理论+中国例子”式的写作模式。典型的现象是，套用“效果历史意识”“视域融合”等范式，生硬解读中国诠释学传统，甚至进行“削足适履”的裁剪。其次，在材料运用上将中国传统丰富的诠释实践简化为西方理论的“注脚”，如将《周易》中的“象数”简单等同于“前理解”，认为占卜者通过卦象符号“预先”理解世界，从而忽略了“中国思维”以非逻辑推理来理解世界的“妙用”，让中国诠释学经验成为验证西方理论“普遍适用性”的例子。最后，在概念比较上存在牵强附会的问题。一些学者机械地将中国经典诠释传统概念与西方诠释学范畴直接划等号，如视“诗无达诂”为“诠释循环”，全然不顾二者背后的哲学基础和文化语境等的深刻差异。

上述写作方式遮蔽了中国诠释传统本身独具的学术特质与思维个性，导致许多学者在面对本土的实际问题时难以提出真正切中肯綮的理论解释。如当人们生硬地以“视域融合”来解读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时，往往难以真正把握其背后“理一分殊”的哲学架构与天人关系；同样，若仅以“对话辩证法”去框定阳明心学中的“心外无物”，也极易忽略其“知行合一”所蕴含的实践指向与体用一源的精神实质。究其根本，症结显然在于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的“自主性”缺失。须知，一味套用西方现成的诠释框架，本质上乃是一种学术依附形态。真正的学术自主，绝非以中国材料去填充西方理论的概念格子，而应立足于中国经典的诠释实践与问题意识，从中国自身的哲学传统和现实需求出发，构建具有本土解释力的理论话语与方法体系。唯有如此，中国诠释学的学科建设与知识创新才能彻底摆脱“依附性”困境，实现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的根本转变，最终建立起真正属于中国的、具有世界意义的诠释学范式。

重构中国诠释学史写作方法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诠释学史写作亟待进行方法论层面的变革。它需要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羁绊，建立真正具有中国文化主体性的诠释学史观。

一是建构“双向格义”的诠释学方法论框架。佛教中国化的“格义”经验启示我们，外来理论的本土化必须保持文化主体性。当下，可以通过“正向格义”，用中国概念重新诠释西方理论；运用“反向格义”，以西方理论的问题意识激活中国资源；发明“交互格义”，在中西比较中提炼新思想、新范畴、新意识。我们既不简单套用西方概念，又不完全排斥外来理论，而是将西方理论作为参考，同时提升“中国范畴”的现代价值。如此一来，自然能避免“中体西用”的封闭性，也可防止形成“全盘西化”的无主体性，在保持民族文化基因的前提下实现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

二是确立以问题意识为主导的叙事逻辑。要以中国思想史中实际存在的诠释学问题为核心线索，通过揭示此类问题的生成、演变及回应方式，重构中国诠释学的内在发展脉络。避免将中国诠释学史肢解为理论概念的堆砌，而应注重从具体诠释行为中提炼方法论。在确立本土问题意识的基础上，可与西方诠释学展开批判性对话。需要明确，问题导向的叙事逻辑，不是对西方理论的简单拒斥，也不是封闭的文化本位主义，而是通过深度开掘中国诠释传统的内在理路，建立真正平等的跨文明对话。

三是实现历史书写的多维整合。其实质是要突破传统“线性史观”或单一学科视角的局限，通过多维度、跨领域的综合方法来深入挖掘中国诠释学传统的内在逻辑与外在互动。它的立足点是，将中国诠释学定位为不同于西方以《圣经》诠释为核心发展出的现代诠释学体系，认为其不是单纯的技术性文本注释史，而是根植于中国哲学、文化和社会实践中的多元动态系统。时间维度纵深整合，“史”的梳解需打破朝代史框架，以“长时段”视角捕捉诠释范式的变迁；空间维度实现网络化，为地域学派与跨文化互动构成的诠释空间确定学术坐标；文本类型间开展有机“层级”互释，经、传、注、记等彼此照应，解释与理解层层渗透；方法论上完成多形态统合，融汇训诂、义理、考据、评注等。

今天，我们对中国诠释学史写作方法进行重构，不只是对旧有范式进行简单修补或局部调整，更是期待召唤出一场根本性的范式转变。其最终目标在于建构一种既能深入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内核，又具备全球视野、与世界学术平等对话的新型诠释学体系。这意味着，诠释学史的书写必须突破西方理论的预设框架，真正立足于中国自身的经典诠释传统与哲学语境，从而清晰展现出中国学术的独立性与主体性。真正的学术独立体现为一种文化自觉与理论自信，即要求扎根中国丰富的诠释实践，提炼出符合中国文化思维特质的核心概念与方法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能够有效回应和解释当代现实问题的理论框架。唯有完成这一转变，中国诠释学研究才能彻底超越“在中国研究诠释学”的移植阶段，真正走向“研究中国诠释学”的成熟形态，从而使中国诠释传统不仅成为我们理解自身文化的钥匙，更成为对全球人文学术共同体产生积极贡献的重要资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诠释学研究40年梳理与省思”（22BZX060）成果]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74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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