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顶级谍报高手的绝境反击，竟是以身入局，致敬谍王徐会之！

1950年的台湾，白色恐怖正浓。蔡孝乾叛变后，一千八百多名地下党员被捕，吴石将军倒在马场町刑场，四百多人下落不明，整个情报网被撕得粉碎，没人敢再踏足这片禁区，可偏偏有人在这时，主动往虎穴里闯。

这人就是徐会之，黄埔一期出身，1924年经董必武、陈潭秋介绍入了党，和陈赓是同期同学，不过他与胡宗南虽同届，却分属不同队，且胡宗南当时属于孙文主义学会，两人并无交集。在校时他就敢联名向孙中山请愿，把备取生全录取，这份胆识跟着他走了一辈子。1926年蒋介石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他被迫离开第一军，转头就在天津建黄埔革命同学会华北分会，公开骂蒋介石背叛革命，1931年跟邓演达一起被捕，蒋介石惜才没杀他，却把他列进重点监视名单。

抗战爆发后，徐会之在第五战区当政治部副主任，没少做实事。保定行营任上，他拉着中央军、东北军和八路军协同作战；平型关大捷后，他在《中国军人》月刊上公然夸八路军，还号召友军学战术。后来当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他力排众议用进步人士，把日租界的大石洋行拨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当办公地，9天写出《民众训练须知》，成了全民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1945年他当汉口特别市市长，表面上搞城市重建，制定市政计划，安置两万多日本侨民，背地里却把市政府变成秘密交通站。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程维黄长期住他家，37个市政工程办公室全被他改成地下电台和印刷所，甚至提前留了地下通道给解放军入城。1949年，他还帮着策动重庆三万国军起义，为解放大西南立了功。

1950年，徐会之经香港赴台，对外说追随国民党，实际要重建情报网。那时台湾街头全是特务，他这个有反蒋前科的中将，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首要任务是策反台湾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彭孟缉，借着湖北同乡的由头密谈三次，可彭孟缉转头就把他列进异动分子名单。

更糟的是，保密局顺着蔡孝乾的供词逆向追踪，也盯上了他。眼看就要暴露，1950年6月，徐会之找了黄埔同学袁守谦，递了份自首报告，说要“悔过自新”。当时没人看懂，都以为他贪生怕死，直到多年后档案解密，才明白这是绝境里的顶级阳谋。

报告里全是门道：把“左营”写成“左赢”，用错字首字母拼出“需转移至左营”的暗号；第12段留着半行空白，上下文拼音首字母凑出“需转移”的指令；不用1949年而写“民国三十八年”，用“三”和“八”的笔画指向基隆港38号弹药库，连仓库后来爆炸的时间都暗合 。他还故意夸大彭孟缉的动摇，说对方“已有起义之意”，蒋介石果然猜忌起来，三个月就把彭孟缉调离实权岗位，改任虚职。

更绝的是，他供出的三个策反对象全是已完成任务的下线，还虚构了“长江7号”情报小组，说成员遍布军事要塞。国民党信以为真，调了273名特工、17部电台追查，折腾五年抓了上百人，最后发现全是错案，预算超支三倍。真正的情报渠道趁机送了海岸炮位、雷达站频率等关键信息出去。

被捕后，他被关在青岛东路看守所，特务用鞭刑撒盐、坐老虎凳折磨他，他始终喊“我是三民主义信徒，从未通共”。可暗地里，他没停过谍报工作：用米汤在烟纸上写雷达站频率，卷成烟卷传出去；跟同囚的李玉堂用《黄埔军歌》当暗号，把炮位坐标编进歌词，再由伙夫带出 。主审的彭孟缉审到第17次，实在没辙，在记录上批注“他对军事部署的熟悉远超一般情报员”。

军法局原本判他十五年，可蒋介石看卷宗越看越心惊，直接批了“应即枪决可也”。1951年11月18日，徐会之在马场町牺牲，有资料曾误传为12月29日，但台湾“国防部”原始刑场记录与大陆民政部档案均明确为11月18日。临刑前他提了三个要求：面朝北方，望着汉口的方向；穿军装上路，保军人体面；唱着《洪湖水浪打浪》赴死，让家乡调子送自己一程。他给儿子的遗书里只写了“未归莫寻，看看长江水还清不清” 。遗体起初被草草掩埋，1996年才运回大陆，分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和武汉九峰山烈士陵园 。

1985年，国家民政部追认他为革命烈士，2016年他黄冈的故居成了省级文保单位。有人说他的自首是无奈之举，有人说这是最狠的暗战。可不管怎么说，在所有人都避之不及的绝境里，他敢以身入局，用一份自首书搅乱敌营，用一间牢房传递情报，用生命给组织争取时间——这就是真正的谍王。那些被他保护的人、被他传递的情报，早已成了照亮历史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