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美尔被希特勒处决时，对15岁儿子说：我将在十五分钟内离世。

隆美尔被希特勒处决时，他单独把15岁的儿子叫到身边，对他说：“我将在接下来的十五分钟内离世，希特勒指责我叛国，如果我承认，我的罪行将被严格保密。你和你妈妈将能够获得陆军元帅的全部抚恤金。为了你们，我必须饮下毒药。你要照顾好你的妈妈，继续活下去。”随后，隆美尔坦然接受了死亡。
那天，隆美尔穿着非洲战役时期的制服，手里还握着象征军人荣耀的权杖，几分钟后，在自家院子旁的小树林，他服下了毒药，倒在秋叶之中。
官方报道说他死于战伤并发症。
一个曾被希特勒当作“帝国英雄”的人，最终用死亡保护了自己的家人，也把这个政权的残酷与虚伪，暴露在了时代记录之下。
1944年，德国的军事局面已经崩盘，诺曼底战役后，盟军从西线强势推进，苏联红军从东线步步紧逼。
柏林高层的命令，已经脱离现实，更多是一种妄想的挣扎。
隆美尔，这位曾在北非战场几乎让整个英军溃败的“沙漠之狐”，对局势的判断非常清楚，他知道德国输定了，他曾试图说服希特勒接受谈判，以减少无谓的牺牲。
希特勒不接受意见，在他看来，任何“示弱”的行为都是背叛，他要的是忠诚，不是理性。
隆美尔的言行越来越被怀疑，尤其是在1944年7月20日，企图暗杀希特勒的“720事件”失败后，整个军队体系都陷入惶恐和清洗。
时至今日，隆美尔当初的行为依旧引发争议，主流看法表示：隆美尔没有参与暗杀行动，但他很可能知道这个计划，只是没有选择告诉，反而决定冷眼旁观。
720事件之后，盖世太保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清洗，霍法克中校的供词中提到隆美尔“知道计划，但未阻止”，这成为希特勒决定“处理”他的关键证据。
希特勒不想让他死得太公开，隆美尔是全国最受欢迎的将领之一，曾被无数德国人视为胜利的象征，如果他被审判，可能引发军队和民众的动荡。
于是希特勒派了两名将军——布格道夫和麦赛尔，带着一个选择：要么上军事法庭，接受公开审判，牵连家人；要么服毒，自称战伤死亡，换取家属的安全与抚恤。
隆美尔沉默了几分钟，对他们说：“我明白了。”
那天早上，阳光很冷，他没有立刻离开家，而是先把家人叫来。
他对妻子说：“我要走了。”
然后特别叫来儿子，两人走进书房，曼弗雷德当时15岁，还未成年，隆美尔简单地说出那句话，没有解释太多，也没有抱怨。
这不是英雄的告别，而是一个父亲的决定，因为他知道，纳粹对“叛徒”的惩罚，从不只是个人。
他选择了吞下氰化物。
死亡的过程很快，他坐上了一辆黑色小车，在自家门前的小路上停下，几分钟后，司机返回，脸色铁青：“元帅死了。”
纳粹政府当天就发布讣告，说隆美尔死于“战伤并发症”，两天后，举行了国葬，希特勒送了花圈，亲自写了挽词。
他的妻子露西收到了一笔抚恤金，可以继续在德国生活，他的儿子曼弗雷德没有被送进集中营，而是在战后进入政界，最终成为斯图加特市长。
这是一个“交易”，但不是胜利，隆美尔以死亡换来了家庭的生存，他不是被枪决、不是在法庭上抗争到底，而是选择用一种极其沉默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隆美尔的死，是纳粹内部的一次“清理”，也是一个体制下的牺牲者的最后反抗。
他曾忠诚地为纳粹打下江山，在北非战场上大败英军，为希特勒赢得了数月的战略喘息。
他曾是纳粹的明星将领，是宣传机器的宠儿，他没有公开反对种族政策，也没有在战争初期表现出太多异议。
但在战争后期，他看清了现实，他开始质疑战争的正义性，拒绝执行“焦土”命令，保护平民。
他站在了纳粹的对立面，尽管没有举起枪，却用行动表达了不满。
他的死，不像施陶芬贝格那样轰轰烈烈，却更具悲剧意味，他不是反抗者，却也不是顺从者。他在忠诚与人性之间挣扎，最终选择了保护家人。
他的妻子露西，在战后继续生活，直到1971年去世。
儿子曼弗雷德成为一名政治家，致力于德法和解，他没有继承隆美尔的军事传统，却继承了那份对家庭的执着，也许正是这份记忆，支撑他走上了另一条路。
隆美尔不是完美英雄，他既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也在最后关头留下了人性的光。
他的死，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抗议，他没有喊口号，没有留下豪言壮语，只是对儿子说：“你要好好照顾妈妈。”
这句话，比任何政治宣言都更有分量。
在那个时代，很多人死于战争，死于信仰，也死于恐惧，而隆美尔，用自己的死，换来了家人的生。
他的最后十五分钟，不是战术，不是战略，而是一位父亲在极权之下，做出的最艰难选择。
那一刻，沙漠之狐不再是元帅，而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普通人，他的军装下，不是荣耀，而是血肉之躯。
他的选择，提醒我们：战争制造英雄，也埋葬人性，而在生死之间，有时，一个人最真实的身份，才会显现。
信息来源：《隆美尔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