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1939年的初夏，上海地下党组织中共江苏省委文委韦悫、张宗麟、吴景崧、邹云涛等同志联合上海银行、保险、金融行业的胡咏骥、孙瑞璜、陈已生和之前在左翼作家联盟工作过的丁裕、王大中等同志，开始筹划出版一本以宣传报道抗战为主旨的综合性的周刊——他们深知在当时的上海急需这样一种刊物来宣传号召人民关注时事、认清方向、团结抗日。在南京西路“绿杨村”，他们决定了有关该刊物出版活动的相关事项，由张宗麟担任刊物的主要负责人，丁裕主要负责刊物的筹划与推广工作。
《上海周报》创刊于1939年11月1日，至1941年12月停刊，共发行102期，虽由英商独立出版公司发行，但实际是由上海地下党中共江苏省委文委创办。负责人是张宗麟，总编辑吴景崧，助理编辑邹云涛。主要撰稿人有梅益、王任叔、姚溱、张钢、方行、钟望阳等。茅盾、胡愈之、邹韬奋、王造时、张友渔、许涤新等，曾为刊物撰稿。《上海周报》发行的两年时间里，虽有不少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曾在报社活动，却从未被特务注意到或暴露过。
《上海周报》的发刊词借英国人之名义，表达编辑部同仁自己的态度，将国际与国内的真实情况向处在上海“孤岛”的300万人民进行了宣传和解释。首先，发刊词阐释了当时国际局势及其英美法苏对中国抗日战争应持的立场；揭露了日本赤裸裸的侵略罪行，“以中国为附庸国及排除第三国在华利益的企图”；接着，发刊词鲜明地表明了国民政府的态度，“只要日本放弃侵略，实行撤兵，恢复九一八以前的状态——和平可立刻实现”。最后，发刊词在肯定中国抗战政策的同时，呼吁“中国人士应本自力抗战的决心，抱着国家至上民族至上，胜利第一军事第一，与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态度，努力奋斗，最后胜利可操左券”。
《上海周报》发刊词
《上海周报》以抗日救亡为宗旨，内容涵盖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和教育各个方面，其始终不移地支持中国抗战，宣传上表现出鲜明的抗日色彩，号召全民抗日、揭露日方阴谋、宣传抗战建国政策，并能及时敏锐捕捉国际局势对中国抗战之影响。《上海周报》也关心孤岛时期上海人民的生活，对当时上海的经济与贸易、教育与文化、社会环境与治安等方面都进行了较全面地介绍与评述，真实记录了孤岛时期上海人民的经济生活状况。
作为一份打着“洋旗报”旗号的中共地下组织刊物，《上海周报》具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具有鲜明的反侵略色彩。《上海周报》反抗侵略，大胆抒发抗日救国情怀，“言人所不敢言”，既展示了中共地下组织的机智与大无畏精神，亦为抗战时期中共地下组织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页。其二，内容覆盖面广，题材趣味通俗。《上海周报》希望通过报道内容之广泛性与题材之趣味性，使读者能多视角全面地了解抗日战争与世界局势动向，增强报道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其三，注重与读者互动。《上海周报》开辟专题与读者进行互动探讨，并借助“读者信箱”平台，对读者信件及时予以回复，使之确立对中日抗战局势的正确认识，坚定抗战信念。在上海孤岛时期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上海周报》宣传抗日的舆论导向，对于激发民众抗日情绪，争取更多的抗战力量，发挥了极其重要作用，成为当时上海抗日文化阵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上海周报》对孤岛时期人民社会生活状况的真实记录，也为研究该时期上海的经济社会文化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史料和视角。
作为中共江苏省地下党刊，《上海周报》曾刊登过斯诺撰写的《毛泽东印象记》、周恩来《论日本新战略》；也刊登过揭露大汉奸汪精卫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的“日汪密约”的文章，无情鞭挞了日帝国主义的贪婪狂暴和汪伪的卖国行径。同时，《上海周报》也对国共之间的一些摩擦冲突进行了如实报道，如第三卷第四期《中国必须加紧团结停止内战》一文，分别报道了“天水行营报告”、“平江惨案”等事件，指出“天水行营报告，这是国民党指责共产党跋扈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曾经引起各方的反应，尤其在香港各日报与刊物上说得最起劲，后来经过共产党方面申明，知道这个报告所叙各节，不尽是事实，并且有的是惩治贪污的案子”。
《周恩来论日本新战略》，《上海周报》第二卷第十七期
越溪：《中国必须加紧团结停止内战》，《上海周报》第三卷第四期
针对国民党《中央日报》和重庆《大公报》发表社论主张痛惩八路军及新四军的文章，《上海周报》均给予了及时回应。《上海周报》还对新四军遭围歼被解散事件进行了报道，先后刊登《解散新四军之经过》、《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等文章给予了及时回应，澄清事实真相。《上海周报》之所以报道国共之间的摩擦冲突，一方面固然因其身份本属中共江苏省地下党刊，理应站出来揭露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回击国民党对中共的恶意栽赃。另一方面，《上海周报》亦希望通过这些报道使民众了解国共发生摩擦的真正缘由并不在中共这一方，希望舆论能够起到监督国民党的作用，从而推进国共关系朝向良好方向发展。
《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象》，《上海周报》第三卷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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