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何成为一名经济学家

作者：瓦特·布拉克（Walter Block，1941年－），美国经济学家，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获布鲁克林学院哲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新奥尔良罗耀拉大学经济学教授。

我18岁左右时，买下了人生第一处房产——位于纽约布鲁克林羊头湾街区（Sheepshead Bay）的一栋四户公寓楼，离海边很近。我当时觉得，这处房产总有一天会变得相当值钱。由于处于租金管制之下，这里的租金极低，因此我用兼职和暑期工的收入，再加上13岁成人礼（Bar Mitzvah）时收到的礼金（我几乎把这些钱全存了下来），就买下了它。几年后，我又开启了新尝试：购入一栋位于东84街（介于第二大道与第三大道之间）的十户公寓楼，那里有望成为租金极高的地段。

后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租住在附近一栋有24套公寓的大楼里，地址是百老汇与阿姆斯特丹大道之间的122街。这个地段离哈莱姆区太近，算不上高档区域，却是整个街区里唯一一栋不隶属于犹太神学院（犹太神学院也位于该街区）的建筑。不久之后，我也买下了这栋楼。在退出房地产行业前夕，我还在跟进一个更大的项目：一栋位于百老汇90号街区的80户公寓楼，离默里·罗斯巴德当时居住的西88街很近。我的房地产事业每一步都很顺利，当时还在考虑进一步扩大规模。

可我为什么放弃了呢？因为我睡觉时满脑子都是布鲁克林那栋楼的屋顶维修问题；或是2F公寓那位需要新冰箱的女士；或是4B公寓里马桶漏水的男士；又或是122街那栋楼的管道问题。我实在不想再为这类事情费心。我当房东，只是为了积累财富，并非真心享受这份工作本身。

相反，我真正想思考的是这些问题：政府的角色是什么？我第一次接触到的“奥地利经济学”究竟是关于什么的？海洋真的可以私有化吗？当时我正在撰写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成了《为“不可辩护”辩护》（Defending the Undefendable）一书的章节），而所有这些话题都让我越来越着迷——不，不止是“着迷”，现在回想起来，我甚至觉得，把时间花在其他任何事情上都是一种“浪费”。

正因如此，对于那些最优秀的学生——也就是像我当年那样，被奥地利学派自由意志主义（Austro-libertarianism）的魅力深深吸引的学生——我并不建议他们走经商这条路。因为我认为，他们不会满足于只思考货币汇率差异，除非这些思考能帮助他们弄清金本位制或自由市场货币的本质并为之辩护；他们也不会因为能在期货市场赚钱，就满足于钻研利率的核心逻辑。

简而言之，我相信他们会像我当年乃至现在这样，因投身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周期理论的完善、推广或反驳批评者等工作而感到无比快乐。如果我的学生对房地产感兴趣，那与其去操心自己管理的大楼里几十位租户的屋顶、管道、供暖或空调问题，不如写一篇最有力的文章，反对租金管制、公共住房或分区规划政策。

别误会我的意思。作为自由社会的拥护者，我完全明白：如果没人“打理生意”，我们根本不可能拥有经济体，更别提文明的经济体了。对于经商者为社会所做的贡献，我的赞赏不亚于任何人。

此外，在所有与米塞斯研究所（Mises Institute）相关的学者中，我大概是最能体会商界和创业界资助者所发挥的作用的人之一。没有他们，研究所这一“大厦”以及必需的资金支持，根本无从谈起。

但即便如此，对于那些在“经商”与“全职投身推广自由的专业工作”之间犹豫不决的学生，我也不该劝他们选择前者。我非常支持他们选择后者，因为尽管商业很重要，但我们这些努力确保商人能自由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也在做出至关重要的贡献。

我持这一立场，还有第二个原因。如果我鼓励、劝说（好吧，就算是“唠叨”）十位学生投身学术领域，其中大概有五到七位能取得成功。但如果劝他们经商，能有一成的成功率就已经很幸运了——也就是说，这些学生不仅要在商界取得成功，还要在数十年间始终保持对经济自由的强烈认同，直到他们有足够的财力为米塞斯研究所这类机构提供大额资助。为什么成功率会这么低？因为在学术领域（当然包括新闻业、自由市场智库分析师等工作），他们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都会进一步巩固自己的信念，坚定自己的自由意志主义立场。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术领域的工作100%都能如此。作为教授，还是要批改试卷、参加委员会会议等等。但相比之下，商界几乎没有任何事情能推广自由理念——除了所有市场活动本身所体现的自由属性之外。在商界，他们要操心美国国税局（IRS）的审查、监管机构的要求、如何领先竞争对手、如何满足消费者需求、如何“搞定”房屋检查员，或是如何研发出更好的产品（无论是迪士尼风格的卡通形象，还是电脑鼠标、捕鼠器）。我认为，很少有年轻人能在经历数十年这样的生活后，依然保持对自由的热情——真的非常少。

如果对米塞斯研究所现在的资助者做一项调查，或许会很有意思：其中有多少人年轻时就是热忱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并且在商界工作的数十年间始终保持这份“内心的火焰”？又有多少人是“后来觉醒”的——即在商界取得巨大成功后，才意识到这个机构对文明的贡献？我猜想，后者会占大多数。

那“两者兼顾”呢？也就是同时从事学术和商业工作？我所知的能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屈指可数。这必然是极少数的例外，而非普遍情况。这背后是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力量。有多少职业网球运动员同时也是世界级小提琴家？又有多少优秀的电影演员同时是医生？即便是迈克尔·乔丹——或许是史上最厉害的篮球扣篮选手——在棒球领域也一败涂地，而棒球与篮球并非完全无关的项目。

因此，对于那些最优秀、且希望全职投身推广自由与奥地利经济学的学生，我依然会鼓励他们坚定地走这条道路。若说我有什么执着的追求，那便是将默里·罗斯巴德此前传递给我和同辈人的“火炬”，继续传递给下一代。

来源：科斯学社，原刊于《自由市场》2007年1月号，第25卷第1期[The Free Market 25, no. 1 (January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