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台北保密局的牢房里,二十出头的刘建修,亲眼目睹了一幕:满身伤痕、左眼失明的吴石将军,指着自己的那盆菜,虚弱地说出了一句话。
这句话,让刘建修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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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局南所的囚室——狱友刘建修眼中的吴石
1950年3月10日深夜,泉州,一队人冲进屋子,二话不说,黑布往头上一套。
刘建修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塞进了车里。
停下时已经是半夜。黑布被扯开,眼前是一间发霉的牢房,湿木头混着水泥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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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房很小,地上已经坐着两个人。
年纪大的那个,个子不高,身材有些胖,脸是圆的,头发剪得极短,像个光头。他坐在角落里,腰杆挺得笔直,也不说话,就那么安静地坐着。
刘建修进来时,那人抬眼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没有恐惧,也没有焦虑,就是很平静。
南所的犯人,一天吃两顿饭。
第一次开饭时,刘建修就注意到了不对劲。普通犯人的伙食是烂米饭、咸菜、煮烂的红薯叶。
看守却单独送来一个小盆子,专门给那个年长的人吃。盆子里有肉,有鱼,有鸡蛋,有时候还有块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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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修心里打鼓:这人是不是跟保密局合作了?
但看着看着,又觉得不对。
这人平时不怎么说话,走路很慢,背始终挺得直直的。吃饭前总要闭会儿眼,像在心里默念什么。那样子根本不像妥协的人,倒像是在等待什么。
白天的时候,他一半时间在看书,一半时间躺着。每次都是同样几本书。
刘建修看清了书名:《中国文学史》《中国史纲》《世界史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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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的封面上,有毛笔写的两个字——吴石。字写得很端正,一笔一画。
刘建修这才知道,这位神秘的室友叫吴石。
牢房里还有第三个人,四十来岁,个子高大,听口音是山东人。
进来两三天后,那山东人说自己是上校,案子已经查清楚,很快就能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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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修不敢接话。他心里恐惧,又怕牢房里有"窃听器",什么话都不敢讲,只是用耳朵听。
过了几天,山东人和吴石开始"咬耳朵"说话。声音压得很低,明显是怕刘建修听见。
两三天后,山东人收拾东西,走了。
牢房里只剩下刘建修和吴石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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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与沉默——用一只眼睛的代价守住秘密
山东人走后两天,夜里传来脚步声。
牢门被打开,看守喊了吴石的名字。吴石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走了出去。
那一整夜,牢房里只剩刘建修一个人。天亮了,吴石还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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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第二天下午,牢门突然被打开。
两个特务架着吴石,像扔麻袋一样把他扔进来。
刘建修赶紧爬过去看。眼前的景象让他倒吸一口凉气:吴石躺在地板上,一动不动,也不说话。没穿长裤,身上到处是伤。皮肤呈现不自然的红色、紫色,有些地方已经发黑。两条腿肿得像灌了水。
过了一两个小时,他才慢慢坐起来,靠着墙壁。呼吸很重。
这时候,饭送来了。
吴石看了看那个小盆子,用手指了指,转头对刘建修说:"吃吧,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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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很虚弱,几乎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
刘建修摇头:"您自己吃吧。"
"吃吧。"吴石又说了一遍,自己却一口不吃。
刘建修忍不住问:"您……怎么样了?"
"我被用刑了。"
"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四个字,再没有多余的话。
之后的几天,看守每天会叫吴石出去擦药。但吴石回来后,不管白天还是晚上,都躺着不动,连书也不看了。
三五天后,身体稍微好了一点,他才坐起来,又开始看那本《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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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修自己参加过进步活动,台湾发生过"二二八",那场风波让他看清了很多事情。他猜想,吴石应该也站在进步一边,但不敢多问。
一两个星期后,吴石又被叫出去了。
这一次更糟糕。
第二天下午,他被抬进来时,整个人已经说不出话。躺在地板上,眼睛闭着,一直发出呻吟的声音。
又过了几天,刘建修才注意到:吴石的左眼不对劲。
那只眼睛开始流白色的脓,流了一整夜,几乎睁不开。到了第三天,眼睛完全看不见东西了。
后来听看守的人说漏嘴,才知道这次用了电刑。老虎凳、电击、钉指甲,什么酷刑都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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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吴石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吐。
刘建修那时候才真正明白:吴石早就把自己能做的都做完了,把所有可能的结果都算到了。
左眼失明,身上的伤还没好,但吴石的眼神依然很亮。不是认命的眼神,更不是求饶的眼神。
那是一种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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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室里的互助——受刑者之间的无声关照
轮到刘建修了,那天早上,看守打开门,喊他的名字:"出来!"
审讯室里灯光很亮,刺得眼睛睁不开。特务分成三组,每组两个人,轮流审问。两到四个小时换班一次,不给休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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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修后来回忆说:"那些特务没有人性,简直禽兽、魔鬼。"
他被抬回牢房时,不能动,只能躺着。连续几天都这样,吃不下东西,浑身疼得像被撕裂了一样。
这时候,虽然吴石自己也很虚弱,身上的伤还没好,左眼已经失明,但他会对刘建修说些话。
"坚持住。"
"会过去的。"
声音不大,但很稳。
吴石还把自己那盆待遇较好的食物推过来:"吃吧,吃吧。"
刘建修实在吃不下,但从吴石的眼神里,他看到了真诚的关心。
一个受过酷刑、左眼失明的中将,在狱中照顾另一个受刑的狱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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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场景,刘建修一直记得。多年以后,2009年,他接受采访时,说起这件事还是会哽咽。
牢房里的日子很漫长。
吴石除了看书,还会写东西。他在一本画册的封底空白处,用草书断断续续写了两千多字。那是给家人的绝笔书。
他写给女儿:"学女,乖乖,要小心好好的看着,一切家中事请教胡伯伯,并请其照顾帮忙,门户好好的看,东西要收拾清楚。爹字。"
最后,他写下对子女的期望:"做人要为人为善,持家要清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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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十个字,包含了一个父亲全部的期望。
夜里,老鼠沿着墙根跑。吴石就一个人坐着,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但眼神特别亮。
他压根就没想过求饶,没想过写什么认罪书。就那么等着,等着最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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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场町刑场——四人并肩赴死的最后从容
1950年6月10日,下午4点。
军事法庭宣判: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死刑。
从宣判到执行,只有半小时。
下午4点30分,四个人被押往马场町刑场。天空飘着细雨,雨水打湿了刑场的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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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石走在最前面。他戴着眼罩,左眼已经失明,右眼还能看见这个世界。身着西装,背挺得很直,步伐稳健。
朱枫45岁,女交通员,来自上海。陈宝仓,中将军衔。聂曦33岁,吴石的副官。
目击者后来回忆说,吴石走到一半,突然停下来,回头跟朱枫、陈宝仓、聂曦说了句什么。
三个人听完,都笑了。
然后,四个人肩膀挨着肩膀,头抬得高高的,继续往前走。
下午4点半,枪声响起,四个人,在同一天,同一个刑场,走完了生命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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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密局在吴石家中搜查时,翻遍全家,只找到十两黄金。特务把黄金留下,给吴石的子女当生活费。
满屋子的书,一根金条,两千多字的绝笔书,这就是吴石留下的全部。
刘建修后来被释放了。他活到2009年,接受采访时,说起吴石还是会流泪。
"他受刑回来,身上都是伤,左眼都瞎了,还把自己那盆菜推给我,说'吃吧,吃吧'。"
"这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1973年,正式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周恩来在弥留之际,还特意提到"台湾那边帮助过我们的朋友"。
1994年,吴石的骨灰安葬在北京福田公墓,与妻子王碧奎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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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清明,都有人来献花。花束越来越多,在墓碑前堆成了一道墙。
有台湾青年在墓前洒下金门高粱酒,哽咽着说:"老一辈先烈的精神非常可敬。两岸都是中国人,历史不能被遗忘。"
刘建修在2009年的口述中说:"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想不明白,吴石为什么能那么坚定。他受了那么重的刑,左眼都瞎了,一个字都不说。"
"后来我才明白,他心里装着的东西,比命还重要。"
"我这辈子见过很多人,但像吴石这样的,只有一个。"
那句"吃吧,吃吧",成了最简单也最有力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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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了一个军人的尊严。见证了一个信仰者的坚定。见证了一个普通人在绝境中,还能保持的善良。
马场町的枪声,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吴石和战友们的精神,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他们用生命换来的,不只是情报,更是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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