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时期，117师政治部主任吴书牺牲，其妻提出一个奇怪要求

1951年1月30日，华川南侧的山岭被呼啸寒风切割得像刀背。志愿军第39军117师正在准备一次夜间穿插，政治部主任吴书在昏暗灯光下最后检查连队思想情况。距离部队出国作战已过去整整百日，这位出身江苏的前小学“最年轻校长”，早已把教鞭换成了望远镜与作战地图。

逆着风雪回望，吴书的人生轨迹几乎就是旧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一张素描：1923年出生，19岁就读完师范并被推举为校长。太平岁月本可延续，可“卢沟桥的枪声”把课堂击碎，他拉起几名学生投身抗日。火线上，他发现自己虽然枪法平平，却擅长一句话把慌乱的新兵点醒。也正因如此，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里，他始终在政治工作岗位。

1950年10月，长甸河口的誓师现场人山人海。吴书按惯例先走访基层，再挤到队伍前排给战士鼓劲：“背包重不重？想家就写信，信写好再打胜仗。”那天，他随身带着空白信纸，因为有件更重的事——妻子何赋亭怀孕七个月，两名孩子还在沈阳读书。

10月19日深夜，117师渡过鸭绿江。部队刚扎下帐篷，吴书就支起小马扎，压住颤抖的手，写下第一封家书。他说自己“也怕冷”，但更怕孩子以后听外语广播叫“中国远东”，所以“不能退”。那一纸信，折成四层，塞进衣袋，直到十天后才交给卫生员带回国。

进入11月，第一次战役打响。117师打得顺风顺水，一口气端掉敌营连数个据点。师里有人提议拍张合影寄回国庆祝，吴书摇头：“不能让家里以为这场仗已经结束。”可他还是抽空写了第二封信，细细叮嘱妻子：“牙刷、毛巾寄两套，你那鼻炎药也寄点，老杨受了风寒。”语言平实，却让战壕里指战员觉得像炉火。

到了12月尾声，志愿军完成两次大会战，敌方仓皇南逃。胜利让人兴奋，也让虱子泛滥。吴书在第三封信里打趣：“身上养‘小白马’了，回家怕你嫌弃。”信落款前，他又记下天气：“夜里零下二十度，行军壶都结冰。”他没有说明自己刚刚发烧，高烧里还组织干部学习指示。

1951年1月，中线突然吃紧，117师奉命夜行三日插到横城后侧。途中，美军飞机接连俯冲扫射。1月31日午后第一波炸弹甩下时，吴书正整理刚写好的第四封家书。他把信封塞给勤务员，下一秒炸弹掀起的泥石把他掩埋半身，胸口重创。师长张竭诚赶到，急令朝鲜村民借出木板、棉被，抬着他往后方走。途中，吴书只说一句话：“别耽误穿插。”

2月1日凌晨，抢救无效，年仅28岁的政治委员长眠异国。五天后，何赋亭在沈阳医院产下一名女婴，产房门口却出现志愿军送信人。噩耗传来，她昏厥片刻，醒来时第一句话就是请求组织把丈夫遗体运回哈尔滨，还要求提前进入墓穴“暖一暖”。在外人听来古怪，熟悉东北冬季的人却懂：最低气温零下三十度，冻土如铁，她担心丈夫埋入“冷坟”。

3月中旬，哈尔滨烈士陵园内临时搭起挡风木棚。下葬前夜，何赋亭抱着新生女儿，带着一对年幼子女，默默坐在刚掘开的穴底，两小时不语。她不准别人陪同，只让孩子靠在臂弯。有人悄悄劝她：“天太冷，别受凉。”她摇头：“他带兵时让我穿棉衣，现在该我给他暖一会儿。”第二天，吴书的衣冠整齐、日记本放在胸前，与战友并肩安睡松花江畔。

后来十几年，清明或大雪封山，陵园总能见到一位瘦削的妇人领着三个孩子。最小的女孩长到会识字，才知道自己出生第五天便失去了父亲。她常把军礼敬在石碑前，轻声念信：“心里实在想念你……达到永远的安全吧。”信纸已泛黄，笔迹仍清晰。

抗美援朝的战史中，吴书只是一串数字：参战仅105天，写下五封家书，完成四次战役政治动员。然而，了解这些细节的人都明白，数字背后是一个家庭用尽一生去完成的告别。正因如此，哈尔滨的那座小小坟茔，至今仍被志愿军后代视为“最温暖的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