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我和邓华上将一起坐牢的日子

来源：摘自《沧桑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原题：狱友群像

作者：马识途

我刚被四川“新生红色政权”送到昭觉寺这个文明监狱里“监护”起来时，不知道有些什么“要犯”关在这里。不过，我知道西南局和四川省委、省政府各机关的一般“走资派”，是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去了。他们虽然劳动辛苦，也要接受批判和审查，但是他们到底还有自由之身。关到我们这里来的却都是问题严重的，很有可能最后在政治上定性为敌我矛盾，成为“反革命”。

我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我们的第一把手定性为“反革命”的，后来“新生红色政权”的头头刘结挺一上台，又在他的施政大文中点我的名，定性为“反革命”。所以造反派的报纸都说我是“死老虎”。那么和我一起关到这里来的，是些什么人物呢？

一开始我被关在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关门上锁，自然不知道有些什么人被关在这里。可是在放风的时候和出号子去打饭的时候，我马上见到了他们。原来我竟然有幸和西南局、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的主要领导人关到一起来了。只有西南局的书记们和省委的第一书记不在，听说他们被押解到北京坐“中央文革”的“钦监”去了。我发现西南局和省委第一把手的夫人肖理（丈夫李井泉——编注）和郑瑛（丈夫廖志高——编注）也关在这里，这自然是受了丈夫的株连。

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曾做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在朝鲜战场上立下赫赫战功的邓华将军，也关在这里。我有幸和他一起坐大卡车进来。他自然是要犯，他是和著名“钦犯”彭德怀元帅绑在一条绳子上的蚂蚱。

彭德怀和邓华在朝鲜战场

也还有几个人，我不认识，好像并不是做官的模样。我悄悄打听，才知道他们都是关在这里的某些大人物的罪证重要证明人，害怕他们逃跑或自杀，才拉来关在这里，随时调用。后来我听说还有省革委会头头“二挺”的仇人和他们认定的罪人。

使我惊奇的是，在这个小小院子里，可以组织一个相当大的省委会全套班子了。这些人都是革命几十年，身经百战，经受过不知多少严峻考验的，然而就是没有能够经受住这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考验，不但犯了错误，而且成为罪人，拉来关在这里，前途吉凶未卜。四川如此，北京和各省市自然也差不多。

我在狱中时，便想把昭觉寺监狱见闻记录下来，因此我开始注意这些狱友的情状和遭遇。其中有几位，给我的印象较深，比如邓华将军，还有那两位“第一夫人”。

我被“新生红色政权”关到昭觉寺这个监狱里来，在被押上汽车的时候，忽然看到一位憔悴的老人吃力地提着一个大包，连拖被拉地上了汽车。我一看原来是邓华将军。这位在朝鲜战场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志愿军后期的司令员，竟然变得如此的困顿和衰弱。他因彭德怀元帅庐山一案的无辜牵累，被贬到四川来，当了一个副省长，主管农业农机。我在西南局管科学，和他在业务上有些往来。我去找他，看他毫无一点颓丧之气，还是那么英气勃勃、严谨自励地抓工作。而且还不失作为一个军人的英俊潇洒模样，令我起敬。

后来彭德怀也被送到成都，安排在西南局建委做第三副主任，邓华和彭总是老上下级，亲密的战友。他们为了避嫌，都严格约束自己，避不往来。就是这样，邓华还是没有逃脱和彭德怀的干系，“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彭老总被抓到北京去后，他也被牵连进去，被抓了起来，和我们这些被定性为“反革命”的人，一起关到监狱里来。而且我有幸和他坐一辆车被送往监狱。

到了车上，我不无几分惊异地看他一眼，向他点一下头，他也看了我一眼，却并不显得奇怪的样子，因为我那时已经在报上被点名大批特批，落到现在的下场，是毫不足奇的了。

我们一同被押到明觉寺监狱，我那时还能跑能跳，一到那里，我一下跳下了大汽车，邓华却明显地感觉下车困难。我接下他的大包，然后扶他下车，他对我笑一笑表示感谢。我轻声问他：“怎么你也被弄到这里来？”他黯然摇头，没有说话，看来他是十分谨慎的。

我们分别被关在一排牢房的两个号子里，他的号子隔我两间。从此他出来打水打饭都要从我的号子窗口走过去，放风的时候我

们也能在坝子里见到了。我那时已经是被批得臭名在外的人了，按管牢的人对我说的就是“死老虎”，我不害怕和任何人打招呼。我想向邓华打招呼，但是他从来不和我打招呼，老是绷着脸，不说一句话。这当然是他从生活中得出的经验。

邓华、李玉芝夫妇

邓华将军是一个红军出身的人，岁数也比较大一些。背文章自然没有我们这种知识分子灵。而且大概他是一块硬骨头，腰也一直比较直，于是在请示汇报或背语录文章时，就不好过关。于是对他进行纠正，也就是常事了。

有的早上，我已经顺利通过早请示，出去领了早饭，却还没有看到邓华从我的窗口走过去，我就知道他大概正在被纠正中。有的夜晚，我已经“汇报”完了，准备睡觉，夜深人静，还听到邓作在过“汇报”关，背语录。

大概是背得不全，或者有错，听到监管人的呵斥，有时甚至听到监管人也许是在用手用脚纠正吧，但听得“嘭”的一声，大概是邓华经不住不断地向下低头，以致倒在地上了。接着又听到更大声的呵斥：“站起来！”邓华又在念念有词，过一会儿又听到嘭的一声，他又倒下去了。

我听得简直心都快碎了。为什么要这样折磨一个老人？须知他曾经是在朝鲜铁岭挥师南下，在汉江叱咤风云，使敌人胆寒的英雄人物呀！但是这有什么用呢？多少革命元勋都已经被打倒，就是邓华的老上级和战友彭德怀老元帅也早已被北京来的几个小小的红卫兵俘虏到北京去，至今生死不明了，何况你一个大将军？

邓华

有一天晚上，过了半夜，我忽然听到不知从哪一个号子里传来的隐泣声。我很怀疑来自邓华的号子里。一个对于几十万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无所畏惧的将军，却被几个渺小的小爬虫，几个跳梁小丑折磨得如此伤心！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相信这样的革命功臣是不会被埋没的。果然青天有眼，他竟然免除了这个牢狱之灾，突然从阶下囚变成座上客。而且不是一般的座上客，成了至高无上的毛主席的座上客。他被送到北京去了。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知情。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忽然看到来了几个解放军，行色匆匆，而且神情严峻。他们到了邓华住的号子，不久就看到邓华被解放军簇拥着，从我的窗前走过去了。那个时候凭常识判断，只能想象，邓华的问题可能转为严重，被转移到什么更严密对待的地方去了，那日子肯定比这个号称文明的监狱的日子更难过，他还能不能活出来呢？恐怕很难说了。

但是这样的事，在这个监狱里，并不能引起大家严重的关怀，过不多久，便像一颗石子投进水池里，起了几个浪花便很快消失，复归于平静，再也没有人提起了。然而不知怎么地，邓华的消逝却在我的心里留下一个影子，久久没有消失。一个邓华，一个彭老总我总是不易忘却。

有一天早上，昕院子里大喇叭广播新闻。念的不知是党的第九次还是第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公报。在念新的中央委员名单时，我忽然听到了邓华的名字。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哪有这样的事？但是当天的报道来了后，我翻开一看，一点不错，是邓华当了中央委员了。这才真怪呀。大家难免就议论起来，一议论就难免找监管的头头们打听。他们的监狱里竟然平地出了一个中央委员，也算是光荣吧，他们就说开了。原来是发生了最富于戏剧性的情节。

他们说，省革委忽然带进来从北京来的军人，说是要绝对保密。把邓华提出去，立刻严密看管，送到北京。原来是听说毛主席忽然想起了邓华这个有功之臣，叫立刻护送到北京，去见毛主席。阶下囚突然变成最尊贵的座上客。还听到也许是经过艺术加工过的情节，说把邓华押了出去，他自己不知道他的命运如何，连护送的人也不知道，把他当重要犯人严密看守，押到北京，以为是彭德怀的案子发了。谁知送到北京，才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

1953年1月，朝鲜西海岸抗登陆准备阶段，邓华（持望远镜者）在朝鲜人民军第4军团防御地区察看地形。

我们听了也不住叹息，人生之无常，大抵于此。当然，更引起大家一些希望，也许什么时候，一纸通知到来，就叫“解放”，立刻出去，甚至结合进革委会，又坐上当权派的宝座了。

这不仅是希望，而且是已经有过的现实。有的人一解放，就到省革委这个组那个组里去当第几副组长了。造反派虽然会造反，会破坏一个旧世界，却没有能力和经验管理一个摊子，不得不把老人弄一些出去，协助工作。关在这里面的人，都是有过几十年战斗和工作经验的老干部，糊里糊涂就被捉起来关了进来。

要说过去在工作中，都执行的一个中央的政策，要说错误，真可说是人人有份，包括现在正在革委会里当权的革命家们在内。为什么你们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造反派的头头挂上了的，或者和北京的江青、康生这些权势人物搭上了线，忽然就变成响当当的革命派。我们这些思想不够敏锐，或者干脆说不善于顺风转舵，不善于投机钻营的人，就该被打成走资派，被抓起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呢？

天有常理，人有常情，总有一天会要落实政策的。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可说都是这么思想着、盼望着的。

马识途和发妻刘惠馨（地下党员，26岁时牺牲）

连我这个被最早抛出来，七斗八斗。在报上公开宣布为反革命的人，这个进来时被这里的专政者宣布为定了性的“死老虎”的人，也怀着同样的信心和希望。我和关在这里面的人们有什么不同？不都是和他们一样，根据中央政策，正如大批判说的那样，曾经走过资本主义道路吗？我有什么特别？我不是叛徒、特务、间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动党团组织，虽然由于我是地下党的一个领导人，他们专案组便竭尽全力，要想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把我打成叛徒集团的头脑，或者说我是国际间谍，但是怎么搞也没有搞出一个名堂来。

要说我有一点特别，那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便被我们的第一把手抛了出来，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在报纸上大肆批判，被批得臭名昭著而已。虽然他们宣布我是“死老虎”，但我自己心里有数，总有一天，你们不得不给我公开平反。

邓华将军的突然复出，给这个监狱好像带来了春天，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后，似乎都变得有生气了。看来春天就要到来。我们被“解放”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作者简介

马识途和金庸

马识途（1915～2024），原名马千木，1915年1月生，革命家、作家、书法家。1936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曾任成都川康特委副书记，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著有《清江壮歌》《夜谭十记》等，晚年写下文革亲历《沧桑十年》。105岁出版《夜谭续记》，107岁出版《马识途西南联大甲骨文笔记》，创造世界罕见的出版纪录。《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被著名导演姜文改编为电影《让子弹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