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局文化干事和保密局上校的较量，大特务刘贤端1957年落网故事

1957年2月6日，初春第一个星期三的早上，南京市公安局四处警卫科文化干事吴崇民（时年27岁，警龄6年）突然被副处长陈良叫住：“小吴，跟我去开个会。”

刚参加公安工作的吴崇民，历任南京市公安局办事员、 科长、处长、指挥中心主任等职，1994年退休

一头雾水的吴崇民跟着陈良进了时任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陈乐村的办公室，两人刚刚坐下，陈乐村就开门见山地说：“根据已缴获的军统敌档，有个国民党军统特务‘刘时侠’在解放前夕出卖了我地下党华中区第三工作委员会组织和人员名单，致使我十二名地下党员被捕。其中‘三工委’主要负责人徐楚光（第三工委主任，1948年10月9日在南京雨花台就义）、周镐（原军统南京站少将站长，1946年经徐楚光策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策动孙良诚、刘汝明部起义失败后被捕，1949年1月在南京雨花台就义）等惨遭杀害，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查清‘刘时侠’的真名实姓并迅速将他捉拿归案。”

徐楚光烈士

周镐烈士

“敌档显示‘刘时侠’祖籍宜春，此时他很可能已经逃回宜春老家。”陈良对吴崇民说道：“小吴啊，你上过大学、文化高，心又细，查户籍档案这种事比我们这些大老粗强多了，所以组织上把查找‘刘时侠’的任务交给你，有什么困难吗？”

吴崇民立即起身立正：“没有！坚决完成任务！”

“好！你准备准备，明天一早就去宜春！”陈乐村副局长命令道。

“是！”吴崇民向陈乐村和陈良敬了个礼，然后出了办公室。

当晚，吴崇民连夜研究“刘时侠”的档案，不打无准备之仗。

时年44岁的“刘时侠”1913年出生在宜春县的一个贫民家庭，1930年为了“吃皇粮”而从军，抗战爆发前在国民党军中官至少校军需主任，1941年随孙良诚部投敌当了汉奸，在汪伪部队中官至上校科长。

孙良诚

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刘时侠”所在的汪伪军警卫三师在中共华中区“三工委”的策动下于1945年7月在六合县起义，“刘时侠”因为积极做了一些联络工作而成为了“三工委”的重要策反对象。

1946年年底，徐楚光出任“三工委”主任，在武汉秘密筹建湘鄂民主联军工作，在徐楚光之前策反伪警卫三师起义时曾和“刘时侠”有过合作，于是就吸收“刘时侠”进入“三工委”，被委任为“三工委”的“京沪地区特派员”。

然而“刘时侠”在1946年7月由苏北解放区接受任务返回南京后就立即通过洪帮大佬朱亚雄（这人既帮助蒋介石抓过共产党，同时又利用帮会身份庇护了不少共产党员和八路军、新四军伤员，是个争议极大的人物）主动联系保密局“自首”，将“三工委”的人员名单和组织架构全部供出。

朱亚雄

时任保密局副局长的毛人凤立即委任“刘时侠”为上校特派员，打入“三工委”进行内线活动，并确定有关此案的一切情报和侦查行动，直接听命于毛人凤，换取了毛人凤特批的“每月薪俸一石（约180斤）米”。

毛人凤

由于“刘时侠”的告密，导致“三工委”在南京和武汉的工作站完全被摧毁，徐楚光、周镐、祝元福、王清瀚、谢庆云等十二名同志先后被捕，“三工委”几乎瘫痪，损失极为惨重。“三工委”被破坏和北平地下党电台被破坏成了当时保密局最为得意吹嘘的两大案件，毛人凤以此向蒋介石邀功，并要求扩大三千人的编制。由此可见“刘时侠”告密叛变的危害有多严重，对我党地下工作造成的损失有多惨重。

和周镐一同被捕的祝元福、王清瀚、谢庆云，最终一起在雨花台就义

由于破获“三工委”案的“功劳”，毛人凤给“刘时侠”请功，并擢升其为保密局南京站情报处上校副处长——

当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突破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后，南京岌岌可危，留在南京城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们人心惶惶，“刘时侠”就在这个时候“不辞而别”，不知所踪。

2月7日一早，吴崇民怀揣着南京市公安局开的介绍信独自一人踏上了前往宜春的火车——

在一路颠簸来到宜春县公安局安顿下来后，吴崇民就开始查看宜春县的户籍档案，结果用了十五天查遍了整个县城所有姓刘的男性户籍档案（总共六万多份）都没有发现有叫“刘时侠”的。眼睛被熬红的吴崇民不甘心，又向配合他工作的宜春县公安局户籍股的同志打听宜春的刘姓在哪里聚居较多？得到的回答是县城外的金瑞区（今宜春市袁州区金瑞镇）。

于是，吴崇民又亲自前往金瑞区的刘姓聚居地进行挨家挨户的走访，前后走访了将近二百户，结果依然一无所获。

吴崇民依旧不气馁，又在户籍股的配合下圈定了查找条件——40~50岁，解放前曾经在南京做过事或者长期居住过。以这个条件又在男性刘姓居民的户籍档案中又查了一轮，终于查出了一个叫刘贤端的人解放前居住在南京，是1949年回的老家，回老家的时间刚好就在南京解放前——

这让吴崇民喜出望外、如获至宝，立即对刘贤端的社会关系开展深入调查。

据了解，刘贤端的妻子在金瑞区的一所小学当校医。吴崇民即刻找到校长说明来意，希望了解一下这位女校医的情况。校长非常配合，告诉吴崇民：这位女校医家中有老母、丈夫和两儿一女，大儿子15岁，小儿子3岁，女儿8岁。她的丈夫刘贤端在金瑞区的一家小饭店当会计。

老照片 会计

在告别校长后，此时临近午时饭点，吴崇民就顺着校长指引的道路来到这家小饭店吃饭，在叫了一碗面条狼吞虎咽吃完付钱时，吴崇民和这个会计刘贤端打了个照面，趁着对方数钱的时候仔细端详了一下他的样貌，发现和军统特务档案中的“刘时侠”的照片完全一致。

50年代的小饭店后厨

多年后，已经是南京市公安局处级干部的吴崇民回忆起当时的心情依然激动不已：“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要知道我从离开南京到发现他已经足足花了20天！”

强压住内心狂喜的吴崇民立即回到宜春县公安局，用那里的电话叫通了南京市公安局陈乐村副局长的办公室电话，向陈乐村汇报：“我找到‘刘时侠’了！”

陈乐村大喜：“盯住他，我马上派人来增援！”

吴崇民放下电话后立即请求宜春县公安局的同志立即把刘贤端给监视起来——

2月28日傍晚，南京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两名侦查员赶到宜春县和吴崇民汇合，并在宜春县公安局刑侦股的配合下突袭了刘贤端的家，将睡梦中的刘贤端控制，塞进一辆吉普车连夜押送回南京。

50年代公安民警使用的美制“威利斯”吉普车

刘贤端到案后，陈乐村副局长将他交给预审科的老预审员刘兆慈主审，吴崇民负责记录，此时的刘贤端早就没有“保密局上校副处长”的威风，垂头丧气地对自己出卖“三工委”十二名同志罪行供认不讳，并且表示自己当时之所以叛变，是因为当时国统区物价飞涨，解放区给他的生活费完全无法让他在南京生活，再加上他早年贫穷，惧怕再过那种饥一顿饱一顿的苦日子，所以才选择为了每月一石米而叛变。

50年代审讯犯人的民警

到最后，刘贤端涕泪横流地忏悔道：“我也是出生在一个穷苦人家，不应该为了每月一石米而背叛革命，出卖自己的朋友和同志，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事已至此，只求速死。”

1957年12月30日，刘贤端被判处死刑并在徐楚光、周镐等烈士英勇就义的雨花台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