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与狄仁杰：两任彭泽县令的不同人生

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唐朝武后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狄仁杰遭奸臣来俊臣诬陷，被贬为彭泽县令。 陶渊明与狄仁杰虽都曾任彭泽县令，但二人的任职背景、为政理念、实际作为及结局差异显著，集中体现了不同时代文人与政治家的价值取向。

陶渊明任彭泽县令是主动出仕。他出身没落士族，早年怀抱“大济苍生”之志，多次为官却因厌恶官场腐败而辞官。41岁时，因家贫求官，主动赴任彭泽县令，希望暂稳生计，仍暗藏对仕途的最后试探。

狄仁杰任彭泽县令是被动贬谪。他本是武则天时期的中枢重臣，因遭酷吏来俊臣诬陷谋反，虽平反后免于死罪，却被贬为彭泽县令，属于政治斗争中的挫折，任职带有明显的“流放”性质。

陶渊明的核心追求是“全身远祸”与精神自由。他赴任时便对官场规则心存抵触，在任期间“不以心为形役”，拒绝迎合上级（如“不为五斗米折腰”，拒绝束带迎接督邮），政务上更倾向于顺应自然、不刻意干预，其治政理念与他“自然无为”的思想一致，最终以辞官归隐终结仕途。

狄仁杰的核心追求是“为民分忧”与社会责任。他虽身处贬谪逆境，却始终秉持儒家“以民为本”的信念，将彭泽视为施展治政能力的舞台，积极介入地方事务，如上书朝廷请求减免百姓租税、处理积压案件、安抚灾民，展现出强烈的务实精神和担当意识。

陶渊明在任仅80余天，政务上并无显著举措，更多是对官场生态的亲身感受。他的“作为”体现在拒绝妥协的态度上——以辞官的方式坚守人格独立，成为中国文人“隐逸精神”的象征。

狄仁杰在彭泽任上约3年（692—695年），留下了具体而实在的政绩：他目睹百姓因灾荒困苦，冒死上书武则天，陈述“彭泽地狭，所出无几，百姓饥馑”，最终获允减免租税；同时整顿吏治，解决积案，甚至在离任后仍被当地百姓感念，体现了政治家的务实作风。

陶渊明因不愿屈从官场规则，主动挂印辞官，从此彻底归隐田园，不再出仕，以“采菊东篱下”的生活实践其理想，成为中国文学史上“隐逸”的标杆。狄仁杰在彭泽任上因政绩卓著，加上武则天对其才干的赏识，3年后被重新起用，调任魏州刺史，后逐步返回中枢，最终官至宰相，继续在更大舞台上施展政治抱负，彭泽只是其仕途低谷中的一段过渡。

陶渊明的彭泽县令经历，是其“出世”思想的最终抉择，凸显了文人对精神独立的极致追求；狄仁杰的彭泽岁月，则是其“入世”生涯中的一次蛰伏，展现了政治家在逆境中务实为民、等待机遇的韧性。二人以同一职位为镜，映照出中国传统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两种极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