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8岁和丈夫分房睡15年，他突然深夜敲我门，一句话让我泪如雨下

我和老李分房睡，已经十五年了。

从五十三岁到六十八岁，女人一生中最好的那段光景，就在一墙之隔的沉默里，悄悄溜走了。

我们的家不大，两室一厅的老公房，南边的主卧是我的，北边的小次卧，是他的。

每天清晨，我先起，在厨房里熬粥，烙饼。他后起，洗漱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哗啦啦的，像一道永远不会停歇的溪流。

我们一起在小饭厅里吃早饭，除了碗筷碰撞的声音，再没有别的。他吃完，放下筷子，说一声“我走了”，便提着他的工具箱，去街角那间老木工房。

我收拾完碗筷，擦亮桌子，然后去小区的活动中心，和一群老姐妹跳跳广场舞，拉拉家常。

日子就像院子里那口老井，波澜不惊，也深不见底。

邻居们都羡慕我们，说老李手艺好，人老实，我清闲自在，儿子又出息，在大城市买了房。他们看不见，每当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传来他翻身时木床“吱呀”的轻响，心里那片荒地，是何等的寂寥。

十五年，足够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长成挺拔的少年。

也足够让两颗曾经紧贴的心，隔出一条无法逾越的银河。

我常常想，我们之间那道墙，到底是什么时候砌起来的？或许，是从十五年前那个夏天的争吵开始，或许，更早。

早到他为了所谓“规矩”和“良心”，把唾手可得的富贵一次次推开门外的时候，那道无形的墙，就已经在打地基了。

我怨他，怨他的固执，怨他的不通人情，怨他让这个家错过了太多。

可有时候，看着他满是老茧和伤痕的双手，看着他伏在工作台前，对着一块木头专注得如同对待一件稀世珍宝的侧影，我的怨气，又会像被戳破的气球，慢慢地瘪下去，只剩下一声无力的叹息。

我们就这样，在一个屋檐下，过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直到那天深夜，一阵突兀的敲门声，敲碎了这潭死水。

第一章 一碗面，两间房

初冬的傍晚，天黑得早。

我刚从活动中心回来，身上还带着外面清冽的寒气。脱下外套，搓了搓冰凉的手，我便一头扎进了厨房。

厨房的窗户正对着楼下的小路，昏黄的路灯下，老李的身影准时出现了。

他走得很慢，背微微佝偻着，手里那个跟了他几十年的帆布工具包，被磨得油光发亮，像一头忠诚的老狗，紧紧跟随着主人。

我心里掐着时间，等他上楼，开门，换鞋，然后走进他的那间小屋。整个过程，不会超过三分钟，安静得像一场默剧。

我熟练地和面，擀面，切面。面条下锅，白色的水汽瞬间氤氲了整个厨房，也模糊了我的视线。

一碗番茄鸡蛋面，他爱吃。

一碗青菜肉丝面，我喜欢。

两只青花瓷碗摆在饭桌上，热气腾腾，像两个小小的太阳，努力温暖着这间有些冷清的屋子。

他从房间里走出来，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作服已经换下，穿了件灰色的旧毛衣。他拉开椅子，坐下，拿起筷子，默默地吃起来。

“呼噜，呼噜。”

吃面的声音，是他一天里发出的最大的动静。

我看着他沟壑纵横的脸，花白的头发在灯光下有些刺眼。他的手很稳，一筷子面条夹起来，利落地送进嘴里，汤汁一滴都不会溅出来。

这是一双做了一辈子精细活儿的手。

“今天，阿明打电话回来了。”我先开了口，声音有些干涩，像是很久没用的零件，需要上点油。

他吃面的动作顿了一下，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又迅速垂下，含糊地“嗯”了一声。

“他说……公司最近有个项目，资金有点紧张，问我们……能不能再帮衬一点。”我把话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在舌尖上滚了一遍，才小心翼翼地吐出来。

他的筷子停在了碗里，屋子里的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

“上次给他的钱，还没用完吧。”他的声音很低沉，带着一丝砂纸打磨木头时的粗粝感。

“那是他结婚买房的钱，早就花光了。现在是做生意，不一样。”我替儿子辩解着，心里却一阵发虚。

“做生意……”他咀嚼着这三个字，嘴角撇出一抹我看不懂的弧度，像是自嘲，又像是无奈，“现在的生意，都是钱堆出来的，跟我们那时候不一样了。”

“是啊，不一样了。”我接上话，语气里压抑了许久的怨气，终于还是冒出了一点尖儿，“要是当年你肯点头，阿明现在哪里还需要为这点钱发愁？他就是开十个公司，都够了。”

我指的是十五年前那件事。

那件事，是我们之间所有矛盾的根源，是那道墙上，最坚硬的一块砖。

他没说话，只是把碗里剩下的面汤一口喝干，发出“咕咚”一声响。

然后，他站起身，把空碗放进水槽，转身就往他的房间走。

“李建国！”我忍不住提高了音量，胸口堵得慌，“你就没什么想说的吗？这个家，你到底还管不管？”

他停在房门口，没有回头，只留给我一个僵硬的背影。

“手艺人的钱，是一刨子一刨子刨出来的，一榫一卯对出来的，来不得半点虚的。”他缓缓地说，“那种昧良心的钱，我们拿了，睡不着觉。”

说完，他推开门，走了进去。

“砰”的一声，门关上了。

那声音不大，却像一把重锤，狠狠砸在我的心上。

我看着桌上自己那碗还没怎么动的面，热气已经散尽，面条在汤里坨成了一团，就像我此刻的心情，乱糟糟的，没有半点头绪。

是啊，睡不着觉。

可这十五年，隔着一堵墙，我又何曾有过一个安稳觉？

第二章 压垮骆驼的那根“梁”

时间倒退十五年，那年我五十三，老李五十五，儿子阿明大学刚毕业，正准备和女朋友谈婚论嫁。

那时候的老李，在十里八乡的木工圈里，是块响当当的招牌。

他不是普通的木匠，他做的是古建修复，专跟那些老宅子、老庙宇里的梁柱、门窗、花格打交道。他手里有绝活，一手“天衣无缝”的榫卯拼接，能让烂了几百年的木头起死回生，而且看不出半点修补的痕迹。

那年夏天，市里有个大老板，姓黄，买下了一座清末的私家园林，准备改建成高级会所。园林里有个戏台，雕梁画栋，是整个园子的精华，可惜年久失修，主梁有了裂痕，几近坍塌。

黄老板托了很多人，找到了老李。

那天，黄老板开着一辆黑得发亮的轿车，停在我们家那破旧的筒子楼下，引来了半条街的人围观。

他提着名贵的茶叶和洋酒，一进门就握着老李的手，满脸堆笑：“李师傅，久仰大名啊！我那园子，就全拜托您了！”

老李带他去看了现场。回来后，把自己关在工房里整整两天，画了十几张图纸，列了一张密密麻麻的材料单。

他对黄老板说：“那根主梁，是金丝楠木的，已经朽了心。要修，就得用同等年份、同等材质的老料去‘偷梁换柱’，用‘燕尾榫’加固，才能保它再站一百年。”

黄老板听得一愣一愣的，连连点头：“没问题！李师傅您说用什么料，就用什么料！钱，不是问题！”

谈好的工钱，是一个我做梦都不敢想的数字。

拿到那笔钱，我们就能立刻给阿明在市中心买一套婚房，还能给他一笔创业基金。我高兴得好几晚都睡不着，仿佛已经看到了儿子结婚生子，我们一家人过上好日子的情景。

老李也很有干劲，为了找那块合适的金丝楠木老料，他跑遍了周边所有的旧货市场和木材厂，托了无数关系，最后才在一个乡下收老家具的贩子手里，高价买到了一根拆下来的房梁。

可就在开工前一天，黄老板又来了。

这次，他没带礼物，脸上也没了之前的热情。他把老李拉到一边，嘀嘀咕咕了半天。

我隐约听到什么“成本太高”、“专家说没必要”、“用新料，外面做旧处理一下就行”、“反正也没人看得出来”……

老李的脸色，一点点沉了下去。

等黄老板走后，我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了。

他坐在小马扎上，一口接一口地抽着烟，烟雾缭绕中，他的脸显得格外凝重。

“他不让用老料了。”他闷声说，“让我用新杉木代替，外面用化学药水做旧，再刷上漆，糊弄过去。”

我心里“咯噔”一下：“那……工钱呢？”

“工钱照付，还另外给我加两万的封口费。”

我一听，心里那块石头顿时落了地，甚至还有点窃喜。反正房子是黄老板自己的，他愿意怎么修就怎么修，我们拿钱办事，天经地义。

“那不挺好嘛！”我说，“省事了，钱还更多了。”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里像有火在烧：“好？什么叫好？淑琴，那是骗人！是砸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的招牌！那戏台子，是古董，是文物！用新杉木，外面看着是那么回事，可里面呢？十年八年，它就得从里头烂掉！到时候塌了，要是砸到人，这个责任谁来负？”

“哪有那么严重？”我不以为然，“塌了也是他黄老板的事，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你就是个干活的。”

“我是个干活的，但我更是个手艺人！”他把烟头狠狠地摁在地上，站了起来，在小屋里来回踱步，“我师父传我手艺的时候说过，木头是有生命的，我们做木工的，得对得起每一块木头，更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活，接不了！”

我当时就炸了。

“李建国！你是不是疯了！你知道这笔钱对我们家有多重要吗？阿明要结婚！要买房！你那点可怜的良心，能换来一套房子吗？”

我们大吵了一架，吵得天翻地覆。我把我这半辈子积攒的所有委屈和不满，都吼了出来。

我骂他死脑筋，骂他穷讲究，骂他放着好日子不过，非要守着他那套过时的破规矩。

他一言不发，任由我骂。

等我骂累了，他只说了一句话：“这活，我李建国，做不了。谁爱做谁做去。”

第二天，他把定金原封不动地退给了黄老板。

黄老板的脸，比锅底还黑。

那天晚上，我抱着枕头，搬进了北边的小次卧。

我跟他说，我不想再看见一个为了几根烂木头，连自己儿子前程都不顾的男人。

他就那么坐在床边，一动不动，像一尊没有生命的木雕。

从那天起，我们分房了。

那根没能换上去的“梁”，最终成了压垮我们夫妻情分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成了横亘在我们中间，一道冰冷坚硬的墙。

第三章 刨花里的旧时光

分房的日子久了，争吵反而少了。

我们像两只合租的刺猬，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彼此的安全距离，互不打扰，也互不温暖。

他的世界，似乎只剩下街角那间小小的木工房。

那间工房，是厂里倒闭时，他用全部工龄买断下来的，不到二十平米，朝向不好，冬冷夏热。

但那里，却是他的王国。

有时候，我路过工房，会忍不住从蒙着灰尘的玻璃窗往里看。

屋子里堆满了各种木料，空气中永远飘浮着一股好闻的木头清香和刺鼻的油漆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他总是一个人，或是在巨大的工作台前，拿着刨子，一下一下，推出一卷卷薄如蝉翼的刨花；或是坐在小凳子上，低着头，用刻刀在木头上精雕细琢。

阳光从窗户斜斜地射进来，照亮了飞舞的尘埃，也给他花白的头发镀上了一层金边。

那个瞬间，他不像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更像个虔诚的信徒，在自己的殿堂里，与他的神明对话。

我承认，那一刻的他，是有魅力的。

那种魅力，来自于一种极致的专注，一种对技艺近乎偏执的追求。

年轻时，我就是被他这种魅力所吸引的。

那时候，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厂里最年轻的八级木工。我们谈恋爱，他送我的定情信物，不是花，不是糖，而是一个他亲手雕的小木梳。

梳子是黄杨木的，木质细腻，上面刻着两只交颈的鸳鸯，栩栩如生。他说，黄杨木长得慢，质地坚硬，就像感情，要慢慢磨，才能长长久久。

那把梳子，我一直留着，压在箱底。

只是，生活不是一把木梳，它比最坚硬的木头还要复杂，还要磨人。

这些年，他的手艺越来越精，名气也越来越大。总有人慕名而来，请他修个老家具，做个小玩意儿。他从不拒绝，但收费极低，有时候碰上谈得来的，甚至分文不取，还管人家一顿饭。

我总说他傻，不会挣钱。

他却说：“手艺传下来，不是为了发财的。能让这些老物件多活几年，让后人还能看看咱们以前的东西是怎么做的，就值了。”

他的工房里，挂着一排他自己做的工具。刨子、凿子、锯子、墨斗……每一件都擦得锃亮，摆放得整整齐齐，像待阅的士兵。

他说，这些工具，都是有灵性的，你对它好，它干活才顺手。

阿明小时候，也曾对这些工具很感兴趣，总喜欢跟在老李屁股后面，学着刨木头。

老李也曾想把手艺传给儿子。

可阿明长大后，对这些叮叮当当的活计，渐渐失去了兴趣。他觉得，这行当太苦，太慢，来钱也太慢，远不如坐在写字楼里敲敲电脑来得体面。

老李为此失落了很久。

他把希望寄托在徒弟身上。他收过几个徒弟，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他教得尽心尽力，不收学费，还管吃住。

可那些徒弟，大多学了点皮毛，就耐不住寂寞，出去单干，开家具厂，做装修队，用机器代替手工，用胶水代替榫卯，钱挣得比老李多得多。

他们过年过节，也会开着小车，提着大包小包来看望师父。

老李见了他们，总是先问：“手艺，没丢下吧？”

徒弟们大多含糊其辞：“师父，现在时代不一样了，都讲究效率，谁还跟您似的，抱着一根木头死磕啊。”

每到这时，老李就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喝着茶，眼神里是我看不懂的落寞。

我知道，他心里苦。

他守着一门正在被时代淘汰的手艺，就像守着一座孤岛。他眼睁睁地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扬帆远航，奔向了金钱的海洋，而他，却固执地留在原地，守护着那些在他看来比金子还贵重的东西。

我怨他，却也偶尔会觉得，他有点可怜。

就像那些被他修复的老家具，在崭新的现代楼房里，总显得有那么一点，格格不入。

第四章 不请自来的“贵客”

日子就这么不咸不淡地过着。

直到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当时我正在阳台上侍弄我的花草，听见门铃响，还以为是收水费的。

打开门一看，门口站着一个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头发梳得油亮，手里提着几个包装精美的礼盒。

“请问，您找谁？”我警惕地问。

男人脸上立刻堆起热情的笑容：“阿姨您好！我是王海光，是李建国师父的徒弟！您还记得我吗？我以前叫小光。”

我愣了一下，仔细打量着他。

眼前这个发了福，一脸成功人士模样的男人，和我记忆里那个瘦得像根豆芽菜，整天跟在老李屁股后面，满身都是刨花的农村小子，实在是对不上号。

“小光？”我试探着叫了一声。

“哎！是我是我！”王海光笑得更灿烂了，“师娘，您一点没变，还是那么精神！”

我把他让进屋，给他倒了杯水。

“老李在工房呢，我给他打个电话。”我说着就要去拿手机。

“别别别！”王海光连忙摆手，“师娘，我今天来，主要是想看看您和师父。另外，还有点事，想单独跟您聊聊。”

我有些意外，但还是坐了下来。

“师娘，我这次来，是想谢谢师父。”王海光开门见山，“如果不是他老人家当年那一棒子，把我打醒，我王海光，绝不会有今天。”

我更糊涂了：“他打你？”

王海光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是啊。我刚出师那会儿，心高气傲，总想着挣大钱。有一次接了个活，给一个老板做一套红木家具。那老板图便宜，给的料是假的，用普通硬木染了色冒充的。我当时年轻，觉得反正也看不出来，就想那么干了。结果被师父知道了，他那天晚上找到我住的地方，什么话都没说，抄起一根木方，就往我背上打，一边打一边骂我‘不学好’、‘败坏门风’。”

他喝了口水，眼神里满是感慨。

“那顿打，把我打怕了，也把我打明白了。师父后来跟我说，‘人可以穷，但手艺不能贱。我们这双手，是吃饭的家伙，也是立身的根本，要是用它去干骗人的勾当，那跟小偷有什么区别？’从那以后，我再没敢动过歪心思。我开公司，做工程，一直记着师父的话，宁可少挣钱，也绝不在材料和工艺上糊弄人。就因为这个，我的口碑才慢慢做起来，公司也越做越大。”

我静静地听着，心里五味杂陈。

原来，老李的“固执”，不止是对我，对儿子，对所有人都一样。

“师娘，其实我今天来，还想跟您说说十五年前那件事。”王海光的语气变得严肃起来。

我的心猛地一紧。

“就是黄老板那个园子的事。其实后来，那个活是我接的。”

我惊讶地抬起头。

“师父不干，黄老板就找到了我。我当时……唉，鬼迷心窍，觉得这是个挣大钱的好机会，就答应了。我按照黄老板的意思，用新杉木换了那根楠木梁，外面做得跟真的一样。黄老板很高兴，给了我一大笔钱。”

“我用那笔钱，开了我自己的第一家装修公司。可是，师娘，您知道吗？那笔钱，我挣得一点都不踏实。我整晚整晚地做噩梦，梦见那个戏台塌了，砸到了人。我每次路过那个园林，都不敢往里看。”

他的声音有些颤抖。

“后来，大概是第七年吧，那个戏台，真的出事了。不是塌了，是白蚁。新杉木没经过处理，防潮防蛀都不行，几年功夫，就被白蚁蛀空了。整个戏台都成了危房，最后只能拆掉重建。黄老板的会所也因为这个，名声臭了，没多久就倒闭了。我听说，他还赔了不少钱。”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个我怨了十五年的结局，竟然是这样的。

“我后来去找过师父，想跟他认错。师父没骂我，他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海光啊，路走错了，及时拐回来，就不晚’。”王海光眼圈有些发红，“师娘，师父这个人，嘴笨，心里有什么话，他不会说。但他心里比谁都明白。他守的不是什么破规矩，他守的是道，是做人做事的底线。我们这些做徒弟的，这辈子都得感谢他。”

王海光走了很久，我还坐在沙发上，没有动。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暖洋洋的。

可我的心里，却像是经历了一场漫长的寒冬，突然被凿开了一个小口，透进了一丝久违的暖意。

十五年了。

我一直以为，是他亲手推开了我们家的富贵和幸福。

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他只是用他那双布满老茧的手，为我们挡开了一场可能会到来的灾祸，守住了一个家庭，最根本的安宁。

那道墙，似乎，有了一丝松动的迹象。

第五章 月光下的夜归人

王海光走后，我的心乱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看着对面默默吃饭的老李，第一次有了一种想跟他好好说说话的冲动。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十五年的隔阂，不是一天就能消除的。

我只是默默地，给他的碗里夹了一筷子他最爱吃的红烧肉。

他抬起头，有些诧异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波动。

他没说什么，夹起肉，放进了嘴里。

从那天起，我开始留意他在工房里的动静。

我发现，他最近好像格外忙碌。每天天不亮就去了工房，常常要到深夜才回来。

有时候我半夜起夜，还能听到他那屋传来轻微的敲打声和锉刀摩擦木头的“沙沙”声。

他把一些工具和半成品，搬回了家里的次卧。

那间小屋，除了床和一张旧书桌，几乎被各种木料和工具占满了。

我问他：“你这是在忙什么？这么拼命。”

他只是含糊地应付：“接了个私活，催得紧。”

他的身体，明显不如从前了。我好几次看到他扶着腰，捶着背，从工房里出来。吃饭的时候，他拿筷子的手，偶尔会微微发抖。

我劝他：“都快七十的人了，别这么干了。钱是挣不完的，身体要紧。”

他总是不耐烦地挥挥手：“我心里有数。”

一个周末，阿明从大城市回来了。

他看到家里次卧乱糟糟的样子，皱起了眉头。

“爸，您还在捣鼓这些玩意儿啊？这能挣几个钱？您看您这屋子，搞得跟个垃圾场一样。”

老李的脸立刻沉了下来：“你懂什么！这是垃圾吗？这都是宝贝！”

“行行行，宝贝，宝贝。”阿明敷衍着，“爸，我跟您说个事。我公司现在需要一笔周转资金，您和妈这儿，能不能再支持我一下？等我这个项目做成了，我加倍还给你们，到时候给你们换个大房子，再请个保姆伺服你们。”

老李放下手里的工具，定定地看着儿子。

“阿明，你上次拿的钱，都投到哪里去了？”

“哎呀，就是那个互联网项目嘛！前期投入大，这很正常。”

“我听说，你那个项目，风险很高。”老李的声音很平静。

“风险高，回报也高啊！”阿明有些不耐烦了，“爸，您就别用您那套老思想来教育我了。现在这个时代，就是要敢想敢拼。您守着那点手艺，守了一辈子，守出什么来了？还不是住在这破房子里。”

“啪！”

老李一巴掌拍在桌子上，桌上的工具都跳了起来。

“你给我滚出去！”他指着门口，气得浑身发抖，“我李建国没你这么个眼里只有钱的儿子！滚！”

阿明也火了：“走就走！我算是看明白了，在您眼里，您那些破木头，比您亲儿子都重要！”

儿子摔门而去。

屋子里，只剩下老李粗重的喘气声。

我看着他气得发白的脸，想说点什么安慰他，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他颓然地坐回到椅子上，拿起一块还没成型的木料，用手一遍遍地抚摸着，像是抚摸着自己孩子的脸。

“他不懂……他不懂啊……”他喃喃自语，声音里充满了无尽的疲惫和失望。

那天晚上，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很久都没有出来。

我把饭菜热了一遍又一遍，他始终没出来吃。

深夜，我睡得迷迷糊糊，被一阵压抑的咳嗽声惊醒。

声音是从隔壁传来的。

我披上衣服，悄悄走到他的房门前，把耳朵贴在门上。

里面传来他剧烈的咳嗽声，一声接着一声，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一样。

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这个男人，像一棵倔强的老树，总以为自己能扛住所有的风雨。

可他忘了，树，也是会老的。

第二天，我没去跳广场舞。

我炖了一锅冰糖雪梨，用保温桶装着，送到了他的工房。

工房的门虚掩着，我推门进去，看到他正趴在工作台上，似乎是睡着了。

工作台上，摆着一个已经初具雏形的物件，像是一个箱子，但比普通的箱子要精致得多。上面雕刻着繁复的花纹，是喜鹊登梅的图案。

我走近了，才发现那不是普通的木料。

那是一种深沉的、带着奇异香气的木头。

我认得，那是樟木。

是最好的，能防虫防蛀，可以传家的香樟木。

我把保温桶轻轻放在一边，脱下自己的外套，想给他披上。

就在我的手即将触碰到他肩膀的时候，他突然动了一下，醒了过来。

他看到我，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下意识地想用身体挡住那个木箱。

“你……你怎么来了？”

“我给你送点汤水，你趁热喝了，润润嗓子。”我把保温桶推到他面前。

他没动，只是看着我，眼神复杂。

“建国，”我鼓起勇气，轻声说，“别太累了。”

他愣住了，嘴唇动了动，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低下了头。

月光透过窗户，洒在工房里，也洒在我们两个沉默的老人身上。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之间那道墙，好像，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了。

第六章 那一夜的敲门声

天气越来越冷，转眼就入了深冬。

老李的咳嗽，时好时坏，但他手里的活，却一点没停。

他几乎是住在了那间小屋里，每天都忙到后半夜。我能听到工具发出的声音，时而急促，时而轻缓，像一首不知疲倦的交响曲。

我开始担心他的身体。

我每天都会炖好汤，放在他门口的小凳子上。等我第二天去收的时候，碗总是空的。

我们依然很少说话，但这种无声的交流，却让这个冰冷的家，有了一丝暖意。

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夜晚，来得毫无征兆。

那晚，北风呼啸，窗户被吹得“呜呜”作响，像是鬼哭。

我早早就睡下了，用被子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睡到半夜，我被一阵声音惊醒。

不是风声，也不是咳嗽声，而是一阵清晰的、克制的敲门声。

“咚，咚咚。”

敲的是我的房门。

我一下子坐了起来，心脏“怦怦”直跳。

十五年了，这扇门，在夜晚，从未被人从外面敲响过。

“谁？”我试探着问了一句，声音因为紧张而有些发颤。

门外，传来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沙哑，且带着一丝疲惫。

“是我。”

是老李。

我愣住了，一时间竟不知该作何反应。他这么晚敲我的门，是出了什么事吗？是身体不舒服？还是……

我胡思乱想着，连忙下床，披上衣服，走到门边。

我的手放在门把上，犹豫了片刻，才缓缓地将门打开。

门外的走廊里，灯没有开，只有从窗户透进来的清冷月光。

老李就站在月光里。

他穿着那件灰色的旧毛衣，头发乱糟糟的，脸上满是倦容，眼窝深陷，布满了血丝。

他的手里，没有拿任何工具，只是空着手，局促地站在那里，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

“怎么了？”我轻声问，心提到了嗓子眼。

他看着我，嘴唇翕动了几下，似乎有很多话想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们就这样，隔着一道门槛，在寂静的深夜里，对视着。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静止了。

我能闻到他身上传来的淡淡的樟木香气，和他身上那股熟悉的、让我既怨又念的汗水味。

良久，他终于开了口。

他的声音很轻，很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用尽了全身力气才挤出来的。

他说：

“淑琴，那个……箱子，我做好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下，一片空白。

箱子？什么箱子？

他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有些笨拙地解释着：“就是……给你打的那个樟木箱子……我怕……怕以后，没力气了。”

一句话，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开了我心中那座冰封了十五年的雪山。

眼泪，毫无预兆地，汹涌而出。

我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可那滚烫的泪水，却怎么也止不住，顺着我的指缝，一滴滴砸在冰冷的地板上。

樟木箱子。

我想起来了。

那是我们刚结婚那会儿，家里穷，连个像样的衣柜都没有。我的嫁妆，几件新衣服，只能塞在一个破旧的纸箱里。

我当时开玩笑地跟他说：“建国，等以后有钱了，你得给我打一个好大的樟木箱子，要雕着龙凤呈祥的那种，我要把最好看的衣服都放进去，传给我们未来的女儿、孙女。”

他当时笑着，刮了刮我的鼻子，说：“好，我一定给你打一个全天下最好的箱子。”

这个承诺，我以为，他早就忘了。

就像我们之间那么多美好的过往一样，都被岁月和生活的琐碎，磨得一干二净。

我没想到，他一直都记得。

他用十五年的沉默，和这几个月的拼命，兑现了一个将近五十年前的承诺。

他不是不爱我，不是不爱这个家。

他只是像他对待那些木头一样，把所有的爱，都藏在了心里，用他那双粗糙的手，一刀一刀，一榫一卯，默默地雕刻着，打磨着。

他怕他老了，怕他病了，怕他有一天，再也拿不动手里的工具，怕他会带着这个承诺，和对我的亏欠，离开这个世界。

所以他才那么拼，那么急。

“你……你这个老东西……”我哽咽着，一拳捶在他的胸口，却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

他没有躲，任由我打着。

然后，他伸出那双布满老茧和伤痕的手，有些生疏地，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

他的手心，很烫，像一块被炉火烧过的烙铁，瞬间温暖了我冰冷的指尖，也烙化了我心中最后一丝坚冰。

“进去说吧。”他说，“外面……冷。”

我点点头，泪眼婆娑中，被他牵着，走进了我的房间。

十五年来，第一次。

第七章 冬日里的暖阳

我的房间里，没有开灯。

老李牵着我，走到窗边。月光如水，洒在我们身上，也照亮了屋子中央，那个静静伫立着的庞然大物。

那是一个巨大的樟木箱子。

箱子通体呈现出一种温润的红棕色，木纹清晰流畅，像一幅天然的山水画。箱子的四面，都雕刻着精美的图案。

正面是“喜鹊登梅”，寓意喜上眉梢。

背面是“鸳鸯戏水”，寓意夫妻和睦。

两侧，一边是“榴开百子”，一边是“福寿延年”。

雕工之精细，线条之流畅，让我这个外行都看得叹为觀止。每一片羽毛，每一瓣花朵，都栩栩如生，仿佛随时都会从木头里活过来。

箱子的边角，用的是最复杂的“燕尾榫”结构，严丝合缝，看不到一丝缝隙。整个箱子，没有用一颗钉子，却坚固得如同整木雕成。

这哪里是一个箱子。

这分明是一件艺术品，一件倾注了一个手艺人毕生心血和情感的艺术品。

“你什么时候……把它搬进来的？”我抚摸着箱子冰凉而光滑的表面，声音还在颤抖。

“就刚才，你睡着的时候。”他轻声说，“我怕吵醒你。”

我无法想象，他是如何一个人，在深夜里，将这么沉重的一个箱子，悄无声息地从他的房间，搬到我的房间。

他的腰，他的手，还受得了吗？

“你打开看看。”他催促道。

我依言，轻轻掀开了箱盖。

一股浓郁而清新的樟木香气，扑面而来，沁人心脾。

箱子里，铺着一层红色的丝绒。丝绒上，静静地躺着一把小小的木梳。

正是那把我压在箱底，他当年送我的那把黄杨木梳。

梳子已经被他重新打磨上过蜡，光洁如新，那对交颈的鸳鸯，在月光下，仿佛正低语着不离不弃的誓言。

我的眼泪，再一次决堤。

“淑琴，”他站在我身后，声音里带着一丝从未有过的温柔，“这辈子，我没给你买过什么金银首饰，也没让你过上什么富贵日子。我这个人，嘴笨，不会说好听的。我总觉得，男人嘛，把手里的活干好，对得起良心，就是对这个家最大的负责。”

“我知道，你怨我。怨我固执，怨我没本事，让你跟着我受了一辈子委屈。”

“这个箱子，我想了很久了。我想，等我老得干不动活了，就给你打这么一个箱子。把我这辈子没能说出口的话，都刻在上面。让它陪着你，就像我陪着你一样。”

“我……我前阵子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我这双手，关节老化得厉害，以后……可能就拿不稳凿子了。”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脆弱。

我猛地转过身，紧紧地抱住了他。

他的身体很瘦，隔着一层薄薄的毛衣，我能清晰地摸到他嶙峋的肋骨。

“别说了……你别说了……”我把脸埋在他的胸口，放声大哭，哭得像个孩子，“我不怨你……我早就不怨你了……”

他僵硬地站着，过了好一会儿，才缓缓地抬起手，有些笨拙地，拍了拍我的后背。

我们就这样，在月光下，相拥而泣。

十五年的冰山，在这一刻，彻底消融。

第二天，太阳出来了。

冬日里的阳光，透过窗户，暖洋洋地照进屋子，也照亮了那个散发着清香的樟木箱子。

我和老李，坐在床边，喝着我刚熬好的热粥。

我们聊了很多，聊年轻时的趣事，聊儿子小时候的调皮，聊这十五年来，彼此心里的那些疙瘩。

我们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友，要把这十五年错过的话，都补回来。

中午，阿明的电话又打来了。

我接了电话，还没等他开口要钱，老李就接过了手机。

“阿明，”他的声音平静而有力，“钱，我们没有了。但是家里，给你留了一门手艺。你什么时候想学了，就回来，爸教你。”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一会儿，阿明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带着一丝愧疚的语气说：“爸，妈……我错了。我明天就回去看你们。”

挂了电话，我和老李相视一笑。

我知道，这个家，终于要完整了。

那天下午，我打开了尘封已久的衣柜，把我那些压箱底的、最好看的衣服，一件件拿出来，小心翼翼地，放进了那个崭新的樟木箱子里。

最后，我把那把黄杨木梳，也放了进去，就放在最上面。

从此以后，南边的主卧，还是我的。

北边的小次卧，也还是他的。

只是我们都知道，那道隔在我们中间的墙，已经消失了。

它化作了这满屋的樟木香，化作了冬日里的暖阳，温柔地，包裹着我们余生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