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中还是算错了一件事：他最后被开除军籍，是否跟这件事有关？

保密局天津站少将站长吴敬中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但是他离开天津并不是去执行什么海峡计划，他的继任者，也就是保密局天津站最后一任站长李俊才在天津解放后向军管会自首，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到1966年4月16日，以“原天津市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身份第六批特赦。

李俊才之所以被当作稽查处长而非保密局站长，那是因为他属于替吴敬中收拾烂摊子，并没有在站长位置上做什么坏事（没来得及），如果他担任站长的时间足够长，那就得跟陈旭东（东北区少将副区长）、 周养浩（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岳烛远（河南站站长）、何崇校（广东站站长）、谢代生（广西站站长）黄庚永（湖南站站长）、章微寒（浙江站站长）等人一样，等着1975年3月19日最后一批特赦了——如果吴敬中以“保密局天津站站长”身份被抓，也得跟其他站长一样最后一批特赦，因为他的身份比较“特殊”。

一般来说，特务出身的战犯是很难在前几批特赦的，搞总务的沈醉、搞电讯的董益三要不是表现特别良好，也不可能在1960年11月28日第二批特赦。

吴敬中（原名吴景中，为方便起见，咱们还是叫他吴敬中）是不折不扣的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另外他还有一个特殊身份，那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回来的叛徒，沈醉在五本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人鬼之间》、《军统内幕》、《战犯改造所见闻》、《我这三十年》）中十六次提到“吴景中”，对他的特殊身份有过明确介绍：“他是湖北人，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的共产党的一个叛徒。（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沈醉回忆录）”

吴敬中当过军统临澧特训班教官、中苏情报所总务科长、军统西北区区长、军统东北区区长，保密局天津站站长是他最后一任军职（军统和保密局都是军队建制，在编人员都属于现役军人，有军衔）——他离开天津刚到南京，就被毛人凤下令抓了起来，足足关了一年，才由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班同学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维奇·伊利扎洛夫作保获释。

这位“尼古拉同学”就是《沉默的荣耀》中的“建丰同志”，此人姓蒋名经国，字建丰，周至柔和吴石只能称其为“建丰同志”，吴敬中却可以称其为“建丰同学”。

《潜伏》里的吴敬中老谋深算，史料中的吴景中也很狡猾，他三言两语就能把戴笠钓上钩，沈醉在《我这三十年》中回忆吴敬中求见戴笠时的场景：“当我上楼去向他报告吴景中有紧要的事向他请示时，他好不耐烦地要我带吴去见毛人凤。我便提醒他，吴是从共产党那边过来的，他有紧要事，一定是与共产党人有关的问题，还是见见好，他才‘嗯’了一声。吴一开口就说：前几天他在路上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个同学，现在是延安派在重庆工作的，可不可以和他往来？戴一听很高兴，马上叫吴坐下来谈。”

沈醉知道吴敬中算是挠到了戴笠的痒处：当时戴笠正因为“张蔚林事件”而被老蒋骂得灰头土脸，急需立功以证明自己还有用，如果能把吴敬中这位同学策反，那岂不是大功一件？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时期，我党人员也可以在重庆公开活动，戴笠的算盘打得很精，不但让吴敬中坐下来，还决定第二天在军统局枣子岚垭大门侧的“漱庐”请吴敬中这位吃晚饭，同时还让沈醉准备丰盛的宴席，还邀请了几个也是中山大学毕业的军统特务（也是叛徒，余乐醒、谢力公、王崇五、陆遂初、王班联、贺元、徐永年等军统临澧特训班教官，都是叛徒出身）作陪。

戴笠满心欢喜，吴敬中在那位同学那里却碰了一鼻子灰——人家根本就不理戴笠这个茬儿，最后只便宜了沈醉和那些叛徒大快朵颐：“一听说请的这位客人拒不肯来，戴笠便大骂吴景中不中用。他骂得连饭都忘记吃了，还是我走进去催了一下，他才叫大家吃饭。我把这顿饭准备得特别丰盛。戴笠吃饭时还在边吃边骂，因为与我无关，我吃得很舒服。”

吴敬中虽然挨了一顿骂，但毕竟在戴笠的“特别会所”吃过饭，而且他的厚脸皮也给戴笠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很快就晋升为军统西北区少将区长，而且跟沈醉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沈醉依然承认他是好朋友：“军统设在兰州的西北区，先后区长程一鸣、吴景中、霍立人，和我私交都很好。当时该区的主要任务也是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他们在边区里的一些县里都建立过特务组织，只是没有设立电台。这些打入边区去的特务，不少是军统兰州特训班毕业的学员。当时派遣特务混进边区去搞情报活动，并不很困难，只是想搞破坏和发展组织则很不容易，派去的特务中有几个去搞破坏活动时被边区政府逮捕。”

吴敬中攀上戴笠高枝儿，必然得罪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另一位同学郑介民——当年郑介民和戴笠都想当复兴社特务处（军统前身）处长，郑介民与戴笠同岁，但郑介民是黄埔二期的，戴笠是黄埔六期的，论资排辈也应该是郑介民当处长、戴笠当副处长，结果老蒋出人意料地弄了“戴正处长”、“郑副处长”，这口气郑介民好多年都没缓过来。

郑介民与戴笠之仇，在戴笠死后终于表现出来，沈醉亲眼看见了郑介民幸灾乐祸的表情：“郑介民乘坐的飞机在重庆珊瑚坝机场徐徐降落。飞机一停，郑介民就得意地走下来，跟前来迎接的人一一握手，并幽默地开玩笑说：‘好险！戴先生差点把我找去给他做伴了！’说得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我原以为他会对戴笠的死表示一番感叹哀伤，谁知他竟用一句玩笑话做了开场白，把本来很沉闷的气氛一下破坏了。”

戴笠坠机，郑介民乐得合不拢嘴，接下来他担任军统局最后一任正局长、保密局首任局长，就该秋后算账了——吴敬中从军统东北区区长变成了保密局天津站站长，这实际是降职了：军统（保密局）的建制，是局本部下辖若干大区，大区又在名义上管着若干省站，比如沈醉的云南站，就归徐远举、周养浩为正副区长的西南特区管。

跟电视剧演的不一样，史料中的吴敬中到天津当站长是戴笠坠机之后的事情了，所以也就没有戴笠在天津接见吴敬中的事情发生，而且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一直只听命于北平的傅总司令，吴敬中在天津的日子并不好过——郑介民如此安排，就等于把老吴架在火上烤。

同样是郑介民的“同学”，谢力公去了香港当站长，程一鸣去了澳门当站长，后来这两个站改成“国防部情报局”香港、澳门情报组，他们还是继续当少将组长，而吴敬中则被定在天津脱身不得——戴笠并没有告诉毛人凤应该如何安置这些“叛徒”出身的站长，郑介民也不在乎吴敬中的死活。如果老吴一直跟着郑介民混，首先不一定去天津，就是去了天津，也有办法调走。

李俊才特赦后写了《国民党保密局在天津的特务组织黑幕》，据他回忆，吴敬中眼看天津即将被包围，而毛人凤又不让他离开，“就地潜伏”等于死路一条，于是他就逃回了南京：“1948年12月14日，时任保密局天津站站长吴景中，在送李广和去机场时私自搭机南去，12月22日，毛人凤电告李俊才：‘吴景中予以扣押严惩！’”

李俊才接到毛人凤电报的时候，吴敬中早就到了南京，自然不用李俊才抓，毛人凤亲自下令将她逮捕送往台湾，虽然有“建丰同志”作保，但老吴却彻底脱下军装，去香港当了商人——如果郑介民肯出面，是完全可以在“国防部二厅”给吴敬中谋一个“副厅长”或“少将专员”职位的。

吴敬中千算万算，没算计到戴笠坠机、郑介民上位，自己当初那顿饭换来区长之位，却跟郑介民断了“同窗之谊”，这岂不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差点误了卿卿性命？在您看来，吴敬中如果一直紧跟郑介民，到了台湾后，有没有机会抢毛人凤的饭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