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代女画家，因爱上老师被原配毁前程，后嫁大龄鳏夫郁郁而终

在民国那个才女辈出的年代，她是一代女画家，却因爱上老师，被老师的原配毁了前程。

后来，她嫁给大龄鳏夫，婚姻平淡，直至郁郁而终。

她到底是谁？她又是如何被老师原配毁掉前程的？

书香闺秀

民国初年，安徽合肥，一户书香门第中诞生了一位女婴，父母为她取名“多慈”。

她的父亲孙瑞祺是清末秀才，曾任职安徽省教育厅，母亲出身望族，擅女红琴书。

孙多慈自小便聪颖过人，六岁能吟诗，七岁开始习画，初学山水花鸟，便已笔意不俗。

她的童年多是在书卷与砚墨之间度过，父母视她如珠如宝，却也不娇纵宠溺。

1927年，年方二十的她怀着满腔热情报考了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

她原本志在文学，考场作文一气呵成，诗词策论皆信手拈来，令阅卷老师大为惊艳。

但就在放榜前夕，家中突遭变故，父亲被免职，家产遭清算，生活骤转清贫。

经济拮据之下，她无法支付文学院的正式学费，只能含泪放弃已近在咫尺的学籍。

她转而投身中央大学艺术系，虽为旁听生，却比正式生更为勤奋。

她每日携画具早早进入课堂，坐在角落静静听课，课后独自在画室临摹老师所讲范本。

就是在这段时光里，她遇见了影响她一生命运的那个人：徐悲鸿。

那一年，徐悲鸿刚从法国留学归来，年已三十有余，正值壮年，是中国新绘画运动的旗帜人物。

他兼收并蓄中西画法，主张写实革新，尤其擅画奔马和人物写意，声名日隆。

他第一次在课堂上看见孙多慈，便被她清澈坚韧的眼神所吸引。

她不似一般女学生羞涩拘谨，听课时神情专注，有一股执拗又从容的劲头。

而她第一次看见徐悲鸿，也生出莫名的敬仰。

他讲课时神采飞扬，手起笔落间，画中马跃人立，如有灵魂。

不久后，徐悲鸿得知她只是旁听生，破格允许她进画室参与写生课，并赠她一本自己从法国带回的素描册。

她捧着那本书回到宿舍，整夜未眠，翻到书页上那行潦草的题词：“画者，心也。”

从那以后，她更加勤奋，把全部情感倾注于画纸之上。

她的画逐渐开始有人物、有气韵、有温度，渐渐带有她自己的灵魂与风格。

她的才华，很快就引起了校内师生的关注。

可没人知道，她偷偷藏起一封又一封未敢寄出的信纸，落款处写着“悲鸿先生”。

师生情愫

那段时间的中央大学艺术系，徐悲鸿的讲台下，孙多慈总坐在第二排偏左的位置。

她不说多余的话，也从不刻意亲近，却在每一次课堂练习中，交出让徐悲鸿惊艳的作品。

一次课堂写生，她画的是一匹受惊的骏马，线条奔放，神情骄烈。

徐悲鸿看完后沉默良久，接着，他在画纸背面写下四字：“志在千里。”

从那以后，两人之间渐生一种近乎默契的交流。

他在讲课时，常特意望她一眼；她则在笔下，悄悄临摹他的神韵。

起初，众人以为这只是师生之间的惺惺相惜，可很快，流言开始悄然发芽。

因为有人发现，在图书馆的阅览桌上，曾看到一封未署名的诗笺：“若我化作丹青笔，便将你眉眼细细描。”

也有人看到徐悲鸿曾亲手为一位女学生画过一幅《仕女图》，画中人正是孙多慈的模样。

再后来，有人偶然路过校门外的邮局，看见孙多慈拿着一本厚厚的信册，在寄往上海的信封上，写着收信人：“徐悲鸿”。

原来他们已开始书信往来，频繁到几乎每日一封。

信中有画、有诗、有情绪的波澜，也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渴望。

他们曾在信中谈到“共赴巴黎留学”，也谈到未来“合作办展”。

徐悲鸿的原配蒋碧薇，自上海远道赶来南京，带着儿子，也带着怒火。

蒋碧薇是徐悲鸿的发妻，少年时相识，曾陪他共渡留学艰难，也忍受他艺术梦的冷漠。

一次，在徐悲鸿的画室里，她当场摔碎了那幅孙多慈的《仕女图》，怒道：“你竟敢为别的女人画像？”

徐悲鸿沉默不语，蒋碧薇没有就此罢休。

她开始频频出现在校园，刻意挑衅孙多慈，甚至当众讽刺她“狐媚惑师”，令她在校内倍感压力。

她还写信给孙多慈的父亲孙瑞祺，直言不讳：“你的女儿在引诱一个有妇之夫，你不管教她，我便替你教。”

孙父震怒，他将女儿叫回家中，没收信件，强令她“断绝一切来往”，更以“家族颜面”为由，阻止她出国深造。

徐悲鸿闻讯，独自一人走进画室，在空白画布上奋笔疾书，最终只画下一枚“红豆”，落款：“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此后的十余年里，两人虽远隔千里，却仍偶有通信。

每逢节日，他寄来一幅画，她回赠一方绣帕，感情如悬丝未断，却也再无实质进展。

错嫁他人

1933年深秋，孙多慈在父亲的安排下，嫁给许绍棣。

许绍棣是江西名门之后，时年四十，早年丧妻，有两个女儿，为人沉稳。

婚后，许绍棣对她极为尊重，从不妄加干涉她的创作和生活。

他知她曾深爱他人，却也从未追问过往，更不曾强迫她“做一个标准的妻子”。

孙多慈成了许家的“太太”，住进南昌老宅，早晚起居有序，偶尔教养继女写字画画。

许绍棣在外任职，她则多半在家设案临画，偶尔举办小型展览，也与当地艺术圈保持松散的往来。

她的作品风格也悄然发生变化，年轻时画风明快、用色奔放，而婚后，她的画中开始出现大量空山残雪、孤舟寒林的意象。

几年后，她生下两个儿子，先后取名为“多闻”“多义”，取自佛典“文殊多闻，普贤多义”。

她不曾在丈夫面前提起徐悲鸿，甚至在写生时，也极少再画奔马与仕女。

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那只藏在卧室抽屉深处的匣子里，仍留着一封泛黄的信纸，一枚红豆。

日子便这么一天天过着，从南昌到庐山，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她都未再离开家庭半步。

丈夫年岁渐长，子女渐渐成人，事业也小有成就。

她在江西大学和艺术团体中开设讲坛，被尊为“女画大家”，与潘玉良、关紫兰并称“民国三姝”。

可这些荣誉，似乎从未真正让她喜悦。

1953年，某日清晨，她正在翻阅旧书，忽见报纸上一则讣告：

“著名画家徐悲鸿病逝于北京，享年五十八岁。”

随后几天，她病了一场，高烧不退。

她没有出席悼念会，也没有写悼文，只是独自在书房焚香三日，画下一幅红豆与荒草并列的小品，落款二字：“无题。”

从此，她不再临画人物，专注山水花鸟，不再踏足展览现场，也很少应邀讲座。

魂断他乡

岁月悠悠，到了七十年代，孙多慈已年近七旬，却仍每日起身写字作画。

一次例行体检后，医生凝重地告知她：“是胃癌，已至晚期。”

消息传来时，她只是轻轻点了点头，像是听别人说了一件与自己无关的小事。

她没有哭，也未显惊慌，只叮嘱家人：“不必医治太过，不想拖累你们。”

许绍棣已在多年前辞世，儿子在国内发展事业，女儿远嫁他乡。

她本无意再折腾奔波，想安静地走完余生。

可远在美国的挚友、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得知消息后，专程写信邀请她赴美疗养，并承诺：

“你若愿来，我亲自照顾你。”

在反复权衡之后，孙多慈应允启程，那一年，她已七十四岁，孤身乘机远渡重洋。

抵达美国后，她被吴健雄夫妇接入纽约家中，住在楼上的一间小屋内。

吴健雄为她请来中西医双管治疗，又特地为她布置一方画案，让她在身体允许时还能提笔。

最初的几周，她精神尚可，还能慢慢临几幅旧画，偶尔与老友谈及往昔，语气淡然。

但之后，她病情迅速恶化，身体越来越虚弱，连说话也要歇息片刻才能续上。

她开始频频昏睡，醒来后也不再言语，只以眼神与人交流。

某天黄昏，窗外落雪无声，她在病榻上突然伸手摸索身侧。

吴健雄忙俯身问：“你要什么？”

她未作声，只缓缓摊开掌心，用颤抖的手指蘸着水，在掌心一笔一画地写下两个字：“慈悲”。

那一刻，吴健雄眼眶瞬间湿润，1975年冬，孙多慈在纽约病逝，享年七十五岁。

她的遗体按照遗愿火化，骨灰部分由家人带回中国，部分撒在大西洋边的一片黄花洲地。

消息传到国内，画坛一时震动，学生、画友、旧识纷纷撰文悼念。

她的才情曾惊艳时光，她的爱情却输给了命运与伦理。

孙多慈，这个名字也许被风尘掩埋，但她留下的画与风骨，将长留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