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时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双考题”待解

来源：中国工业报

中国工业报 吴晨 刘德炳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下简称“全会”）于2025年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为2026—2030年的中国发展绘就了详尽的行动蓝图。

全会提出，“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发展“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并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与“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置于未来五年12项重点任务的前两位。这一战略布局，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与效率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更高要求：资金活水如何才能更精准、有效地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等核心领域，并在支持长远战略与防范短期风险之间取得平衡，成为落实“十五五”规划的关键考题。

七大目标勾勒现代化关键五年

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环境作出了深刻研判，明确指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与“十四五”规划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以及“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表述相比，“十五五”规划更强调风险挑战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中泰证券研究所政策团队首席分析师杨畅对中国工业报分析表示，这意味着决策层对“十五五”的发展阶段形成了更加深刻的判断，尤其是并未保留“战略机遇期”的相关提法，相应表述调整为“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需要在“十五五”发展期间，更加强化对风险挑战的重视程度，更加强化“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需要做好积极应对和提前准备。

中国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进一步对中国工业报分析指出，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加速演变，大国竞争加剧。特别是中国的和平崛起在美国看来挑战了其霸权地位，美国对中国的打压仍将持续，关税战或升级为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政治战、国际规则战、国际舆论战等全方位博弈。同时，国内经济发展仍面临有效需求不足、人口结构转型、地方财政承压、物价低位运行等挑战。

但同时，杨畅和温彬都强调，全会提出“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的相关表述，表明在“十五五”时期，我国内部具有非常充分的积极因素和坚实支撑，完全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五年。

温彬表示，根据2035年远景目标所提出的，用“三个五年规划”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五”是奠定基础、明确方向的开局起步阶段，“十六五”是冲刺收官阶段，“十五五”处于两者之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

全会围绕这一阶段性要求，并未设定具体的量化增长目标，而是系统性地提出了七大定性发展目标，包括：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以上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共同构成了衡量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核心维度，为未来五年的发展锚定了清晰的方向。

“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有六个方面，包括：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

“十五五”规划较“十四五”规划的六项目标有所增加，结构上也更加突出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和国家安全。杨畅指出，“高质量发展”取代“经济发展”成为统领目标，体现了从“量”到“质”的转变。科技目标明确要求“自立自强”的战略导向和“水平大幅提高”，民生目标从“福祉水平”提升至“生活品质”，并新增“国家安全屏障”作为独立目标，凸显对风险应对的前瞻布局。

金融服务面临精准化新考题

在部署12项重点任务时，全会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与“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前两位，这一排序变化传递出强烈的政策信号：实体经济是根基，科技创新是引擎。而金融是科技与产业变革的“战略主动脉”，资本市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更为适配的“融资引擎”。这要求金融体系必须从支持传统增长模式转向服务新质生产力，如何将资金精准滴灌至产业升级与科技创新的最前沿，并在此过程中有效管理风险，成为“十五五”时期金融领域必须破解的核心课题。

中国银河证券新发展研究院院长助理吴京接受中国工业报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正处于创新驱动转型的关键阶段。“十五五”规划将“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置于重点任务首位，强调“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制造业产业链与供应链安全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吴京认为，政策资源将向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倾斜，助力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跨越。

“十五五”规划提到，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实际上，扎实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有力支持国家重大战略、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一直是金融工作的重点。“十四五”时期，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普惠小微、绿色贷款年均增速超过20%。

在吴京看来，“十五五”时期，金融体系将进一步加快构建与产业发展相匹配的金融服务机制，完善长期资本支持政策，推动其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强化全周期综合金融服务，切实提升服务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效能。聚焦资本市场，将进一步深化创业板改革，完善上市标准与融资流程，以及择机推出再融资储架发行制度，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提供精准包容的金融服务。

“展望‘十五五’时期，资本和产业、资本与科技之间的双向转化与良性互动，将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基础。”远东资信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研究员张林告诉中国工业报，首先，金融体系要提高自身对于“资产”的理解，积极主动提高对于科创、绿色、普惠、养老、数据、消费等领域相关资产的积累和运用，寻找到金融自身逻辑和国家战略体系、国民经济短板之间的结合点。

其次，金融体系要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为代表新质生产力和新动能的新资源和新要素提供更多的资本转化路径，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支持新兴产业壮大。

第三，金融体系要提高更加精细化、更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供给，为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和普惠小微等关键领域的金融产品创新进行更精准的风险定价，这有助于缓解当前金融市场上存在着的“资产荒”现象，也有助于避免金融机构出现资金空转。

第四，金融体系需要有序发展信用衍生品工具建立信用风险分担机制，通过信用违约互换（CDS）、信用风险缓释凭证（CRMW）等产品，将关键领域的信用风险进行隔离、转移和定价，从而吸引更多风险偏好不同的资金敢于、乐于进入这些领域。

最后，需要健全更加健全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对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供给、持有新型资产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监管机制，对资金空转和脱实向虚等行为进行更加有效的干预和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部负责人胡煦进一步对中国工业报表示，全会将“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置于重点任务首位，这为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在‘十五五’时期，普惠金融应该进一步强化‘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机制设计，通过政策的‘四两拨千斤’作用，撬动商业机构以市场化原则服务普惠小微、科技型初创企业。”胡煦指出，过去十年，基础金融服务与普惠信贷的可得性已大幅提升。当前阶段应更加关注金融服务对普惠群体福祉的实际影响，特别是居民部门的信用和资产负债表修复；更加关注金融服务的适当性问题。在供给端，应充分发挥地方法人机构、非银机构服务长尾客群的比较优势，构建差序竞争、优势互补的普惠金融组织生态。同时，政策框架也需与时俱进，将保险、理财、投资纳入普惠金融的外延，这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发力方向。

对于“十五五”时期金融体系精准引导资金的机制，科技部国家科技专家库专家、高级工程师周迪对中国工业报建议道，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方面：全面深化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建立权责清晰、运转高效的发行审核机制，压实中介机构责任，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健全常态化退市机制，出清空壳企业和僵尸企业，引导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培育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战略资本，通过税收优惠等政策引导保险、年金等机构增大权益投资，鼓励设立产业风险投资基金。

加强金融科技应用方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智技术，构建更精准的风控模型，开发个性化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精准度。加快金融业核心系统数字化转型，建立安全合规的跨机构数据共享机制，破解中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难题。

完善政策协同机制方面：货币政策保持稳健适度，注重结构性政策工具精准运用，引导资金流向重点领域。财政政策积极有为，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同时与货币政策协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避免资金空转。

强化监管约束方面：持续优化“一委一行一局一会”监管架构，强化功能监管与穿透式监管，消除监管空白与套利空间。加快推动金融稳定法立法，明确风险处置职责分工与程序安排，对资金脱实向虚等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

考验宏观调控与金融治理智慧

宏伟蓝图已绘就，实践路径待探索。全会在部署“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这一长期战略的同时，也强调要“积极稳妥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支持前沿科技需要容忍失败、敢于投入长周期资金，而化解债务风险则要求审慎、规避系统性风险。

根据财政部公开信息，2023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制定一揽子化债方案。财政部安排了超过2.2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券额度，支持地方化解存量债务风险和清理拖欠企业账款。2023年末全国纳入政府债务信息平台的隐性债务比2018年摸底数减少了50%。2024年11月中央出台一揽子化债方案，其中一大核心内容是在2024年至2028年共计发行10万亿元政府债券置换10万亿元存量隐性债务。这一方案快速落地，截至目前实际发债规模已经超过5万亿元，隐性债务置换进度已经过半。

当金融资源需要同时满足前沿科技“敢于投入”的长期战略，与化解地方债务“守住底线”的短期风险防控要求时，其内在的张力便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极高要求。这迫切需要一套更具前瞻性、弹性和协同性的金融治理新框架，以高超的平衡艺术，在支持未来竞争力和维护当下稳定性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其原理性突破是技术发明与产业应用的根本前提。”吴京表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尤其是具备原创性与颠覆性的科技能力，事关国家经济安全、科技自主与产业竞争力。与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仍偏低。“十四五”规划明确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经费比重需提高至8%以上，而2024年该指标为6.9%，尚未达标。当前，我国在高端芯片、半导体设备等高精尖领域仍存在对外依赖，原始创新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

吴京分析指出，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攻关具有长期性、高不确定性的特征，与金融风险防范要求的资金短期具有稳定回报、低风险存在一定冲突，这是两者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在平衡长期战略投入与短期风险防控时，金融政策应侧重增强金融体制与科技创新规律的适配性。

周迪同样表示，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攻关需要大量金融资源持续投入，且短期内难以见到明显效益。而当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等突出，金融风险需要及时防范化解，这就需要在金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合理分配资源，避免因过度投入长期战略而忽视短期风险，或者因过于注重短期风险防控而影响长期战略布局。

10月24日，中国证监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强调“着力提高资本市场制度的包容性、适应性”，彰显资本市场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战略定力。同时发挥“财政+金融”协同效应，培育耐心资本，以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本投向科技创新，并强化项目可行性评估，优化资源配置，在推动前沿技术攻关的同时守住风险底线。

“根据历史经验，在经济结构失衡、产业升级不畅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出现潜在的金融风险。”远东资信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梁蕴兮对中国工业报分析道，从发达国家金融业发展的历程来看，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债务的快速扩张，而随着经济发展由“量”向“质”转变，此前积累的一些债务和金融风险就有可能承压并加快释放。但随着消费与投资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又往往能够在更长周期中消弭此前积累的债务与金融风险。因此当分析我国的金融风险问题时，需要认识到当前面临的地方债务等金融风险，要在更长的发展周期中去解决。而支持长期性、高风险的基础研究是从中长期视角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也是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全要素生产力提升的主要驱动力。因此，金融支持科技攻关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两者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

“在金融政策上，可采取分类管理和差异化支持的方式。”周迪认为，对于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攻关，设立专门的引导基金或风险投资基金，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同时给予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降低投资风险。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推动融资平台实质性转型，通过市场化方式化解存量债务。此外，建立动态监测和评估机制，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及时调整金融政策的力度和方向，确保长期战略投入与短期风险防控的动态平衡。

梁蕴兮表示，在金融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平衡长期战略投入与短期风险防控，关键在于结构性发力，根据科技创新和金融风险特点，匹配不同资金供给主体和适宜的金融支持模式。比如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地方债务化解需要的是接续式化险，而非清偿式化债，需要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予以支持，通过借新还旧、债务置换重组来缓释流动性风险、优化债务结构。而科技创新具有成长性、长期性和不确定性，更多地需要社会资本，尤其是风险投资和耐心资本的参与，可以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以及PE、VC等权益投资等为主，推动科技创新获得更多跨周期的金融支持。

中国通信工业协会两化融合委员会副会长吴高斌告诉中国工业报，面对金融资源有限和风险防控的挑战，以下策略至关重要：一是优先保障基础研究与前沿技术：对于具有长远战略意义的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攻关，应通过国家层面设立专项基金，确保资金的稳定投入。二是多元化融资渠道：通过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形成政府、企业、社会资本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融资模式，减轻单一金融体系的压力。三是动态调整风险偏好：根据经济形势和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调整金融政策的风险偏好，实现长期战略与短期风险防控的平衡。四是强化金融监管：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管，通过透明度提升和风险评估，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五是优化资源配置：通过金融科技的应用，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确保资金流向真正有需求、有潜力的领域。

“金融体系的转型升级是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的关键。通过创新金融工具、优化监管机制和平衡战略投入与风险防控，我国金融体系将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迈向新的高度。”吴高斌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