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锁江南烟雨楼：解码民国五大隐世家族

导读

1912年清帝退位时，上海租界某栋红砖小楼里，一位老者正将泛黄的族谱塞进檀木匣——这个动作被他孙子用相机定格，却直到2018年才在海外拍卖会上惊现于世。县志档案，某些姓氏贯穿整个民国史；这些隐世家族如同精密齿轮嵌在时代巨轮上。

正文 苏州贝氏家族

苏州九如巷转角那栋巴洛克风格小楼至今保留着民国风貌，二楼书房窗棂上还留着1937年日军炮弹擦过的弹痕。

这个被当地人称作"贝家花园"的地方，曾是江南青铜器收藏量最大的私人藏馆。

贝润生（1870-1947）作为民国时期"颜料大王"，其商业版图覆盖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却在1923年秘密购入从洛阳金村被盗掘的战国青铜错金银壶——这件后来被认定为禁止出境文物的国宝，在抗战期间始终藏于贝家祖坟地宫。

据《吴县贝氏家谱》（苏州市档案馆藏）记载，贝氏家族自明代迁居苏州以来，历代族人均担任朝廷典当行监理，这种特殊身份使其在清末民初得以接触大量宫廷流散文物。

1915年袁世凯称帝期间，贝润生通过天津租界买办渠道，以二十根金条购得乾隆御题"宣德炉王"，却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文物清查时主动上交，只因族中长老认为"皇家之物终当归庙堂"。

贝聿铭祖父贝哉安在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前夕，将家族珍藏的二百余件商周青铜器分装三十口铁皮箱，通过沪杭铁路秘密转移至莫干山防空洞，这些文物直到1985年才由贝聿铭堂弟贝念德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美国汉学家柯律格在《长物：早期现代中国的物质文化与社会状况》中指出："民国时期江南士绅的文物收藏行为，实质是构建文化权力的隐性策略。"

1943年汪伪政权强征民间收藏品展览时，贝家女眷将珍贵藏品藏入棺材伪装出殡才躲过劫难。这些未被正史记载的细节，在《申报》1946年社会新闻版某则简讯里得到印证："苏城贝氏宅院遭歹徒撬墙盗窃未遂，据传藏有商代重器..."

绍兴裘氏家族

绍兴八字桥畔的裘氏老宅至今飘散着草药香，"裘吉生印"的朱砂落款依然鲜艳如初。

这位被后世尊为"中医文献守护神"的医者（1873-1947），其家族自明代起便是江南四大国药号"裘天宝堂"东主，却在清末民初西医冲击下选择了一条更艰险的道路——系统整理濒临失传的中医典籍。

据《绍兴县志·人物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记载，裘吉生在1915年创办三三医院时，秘密组建"医学秘典搜救会"，成员包括其子裘诗庭、女婿何廉臣等七位中医世家子弟。

他们通过地下渠道从日本回流抄本中复原《黄帝内经太素》残卷，在东北流亡中医手中抢救回《伤寒杂病论》金元注本二十七种。

1927年北伐军攻占杭州期间，裘吉生得知军阀孙传芳部队正在焚烧民间医书，连夜雇船沿京杭大运河抢救出三百余箱古籍，其中包含明代御医薛己亲批的《校注妇人良方》手稿。

日本汉方研究所所长大塚敬节在《中国医学史研究》中写道："民国时期中医典籍的保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民间医家的暗中接力。"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前，裘诗庭将家族珍藏的八千余册医书分装七十二个樟木箱，通过宁波帮商人渠道秘密转移至香港，其中部分珍贵版本后来成为1956年中医学院教材编纂的基础文献。

裘吉生临终前将祖传秘方"麝香保心丸"配方拆分为三份，分别交予三个儿子并立下"战乱不息秘方不出"的誓言，这份跨越时空的医者仁心，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经由裘氏后人重新合璧，成为抗击疫情的民间智慧结晶。

南京卢氏家族

南京江宁织造博物馆珍藏的那幅《万寿中华》云锦，织造技法源自清代康熙年间御用贡品，却很少有人知道其最后一位传承人卢映之（1892-1968）曾是民国时期上海滩的"隐形富豪"。

这个掌控着长三角丝绸贸易命脉的家族，在1930年代民族工业危机中做出了惊人抉择：放弃暴利的洋布代理生意，倾尽家财维持云锦作坊运转。

据《金陵野史·实业卷》（南京出版社2005年版）记载，卢氏家族自明代永乐年间便为皇家织造龙袍，清末民初虽转型为民用绸缎生产，却始终保留着完整的云锦织造技艺传承体系。

1937年南京沦陷前夕，卢映之冒险将三十余台大花楼木织机拆解装箱，通过长江水路转移至安徽歙县深山老林，这些重达数吨的木质机械在农民谷仓里沉睡了八年之久。

家族聘请的七位"织锦状元"为躲避战乱，伪装成挑夫队伍将祖传的二百余套织锦纹样模板背负至云南丽江，在1958年成为南京云锦研究所复原古法工艺的关键依据。

法国丝绸史学家让·皮埃尔·莫尔在《东方丝绸艺术史》中惊叹："中国云锦技艺能在战火中幸存，堪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奇迹。"

卢氏家族的坚守背后有着更深层的文化自觉——当上海租界内的外资纱厂以高薪挖角织工时，卢映之之子卢志强（1915-1999）坚持"宁可少赚钱也要传手艺"，甚至在1948年通货膨胀最严重时期，仍用金条兑换粮食养活三十余名织锦学徒。

这种近乎固执的传承意志，在198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考察南京云锦时得到验证：当年那些深山里的纹样模板，完整保存了唐代联珠纹、宋代缠枝莲等失传已久的经典图案。

湖州沈氏家族

湖州南浔古镇的嘉业堂藏书楼虽已列为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但其地下密室的存在直到1983年才被偶然发现——这个由沈氏家族第三代当家人沈燮元（1908-2021）设计的夹层空间，曾存放着从敦煌经卷到明清孤本的上万册珍稀古籍。

这个出身湖笔世家的藏书家，在民国乱世中构建起一张覆盖全国的文献保护网络。

据《南浔志·文化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记载，沈氏家族自元代起便经营湖笔作坊，明代中期兼营书肆，至清末已成为江南四大藏书楼之一。

1920年代军阀混战期间，沈燮元通过书商同业公会渠道，以每册十块大洋的价格秘密收购战乱中流散的宋版书，其中最珍贵的是南宋临安府陈宅书籍铺刊印的《周贺诗集》，这件后来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的孤本，在抗战时期被藏进湖笔笔杆夹层运往上海租界。

在1943年，沈燮元得知日军特务盯上嘉业堂珍藏的《永乐大典》残卷后，连夜组织挑夫队伍伪装成送葬队伍，将三十余箱古籍经太湖水路转移至无锡荣巷。

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居蜜在《中国善本古籍流散史》中指出："民国藏书家的护书行为，往往比官方机构更具成效。"

1949年后，沈燮元将家族珍藏的两万八千余册古籍中的两万一千册无偿捐赠给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这些包含元刻本《梦溪笔谈》、明活字本《资治通鉴纲目》在内的珍品，在2008年入选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而那个隐藏在嘉业堂地下的密室，直到2016年修缮时才被发现，里面整齐码放着用油纸包裹的二百余册明代白棉纸刻本，每本扉页都盖着"沈氏秘藏子孙永宝"的朱文印章。

天津卞氏家族

天津五大道风貌区那栋德式小洋楼里，至今保存着1921年瑞士某钟表品牌赠送给卞家的鎏金怀表，表盖内侧刻着神秘中文："恭贺卞大人修复紫禁城自鸣钟"。

这个被欧洲钟表收藏界称为"东方时计大师"的家族，自清咸丰年间便为宫廷修理西洋钟表，却在民国时期开启了更隐秘的文化使命——保护融合东西方技艺的宫廷机械遗产。

据《天津租界史话·实业篇》（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记载，卞氏家族祖传的《广钟制造图说》手稿，详细记录了乾隆年间自鸣钟的组装工艺，这份后来被中国钟表协会认定为"活态文物"的文献，在1930年代曾引得日本情报机关多次试探。

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卞家父子得知日军计划劫掠北平故宫博物院钟表馆藏品，连夜组织工匠将十八件清宫造办处制作的珐琅钟拆卸改装，外表伪装成普通家具运往天津英租界仓库。这些包含铜镀金写字人钟、铜壶滴漏钟在内的珍品，在1953年由卞家后人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成为钟表馆的镇馆之宝。

英国钟表历史学家大卫·汤普森在《中国宫廷机械艺术》中评价："卞氏家族的修复技艺，是东西方工艺交流的活化石。"

他们对外宣称经营"卞记洋行"从事进出口贸易，实则在仓库里秘密维护着数十件清宫钟表，甚至为躲避战火将部分精密零件藏进进口葡萄酒的橡木桶夹层。

1958年故宫博物院钟表修复专家王津（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曾回忆："我师傅说过，现在钟表馆里每件能正常运转的古董钟，至少有七成经过卞家人手修复。"

当中国展团展出清代铜镀金转花自鸣钟时，在2016年瑞士巴塞尔钟表展上引发轰动——

栢樂有话说：

总结来讲各家族的荣光史料就是民族文化基底。然，文明的火种，历来都由无数微小的光芒共同构成。有傲骨没傲气更好拉。文章偏纪录，转发收藏给子孙，不怕他们读着睡，就赌他看着悟！

出处《吴县贝氏家谱》《绍兴县志》《金陵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