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杨振宁的泪‖谭楷

杨振宁的泪

谭 楷

一、中国的音响

1964年初秋的一个晚上,杨振宁去著名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途中乘火车从纽约去帕巧克。夜很深了,摇晃的车上空荡荡的。夜行列车上那些带血腥味的匪盗故事令人发怵。杨振宁一眼瞥见一位戴便帽的黄皮肤老人,正友善地微笑着在打量自己,便靠着老人坐下来。

一搭话,杨振宁才知老者是浙江人。庚子赔款那年随父亲到美国,六十多年来,在餐馆洗过碗碟,在码头干过苦力,现在还在一家洗衣店打工。当杨振宁问到他家中有什么人时,老人竟老泪纵横:“我就一个人,一辈子没有结过婚。”老人核桃壳一样打皱的脸上没有一丝怨忧。车到贝当,老人步履蹒跚地走过灯光暗淡的过道,到了车尾,颤颤巍巍地下了车。

望着老人被岁月压弯的后背,杨振宁暗自垂泪,心中涌动着无尽的酸楚与愤怒。

每想起老人临别时叹息道:“唉,谁让我是中国人!”就让杨振宁揪心的痛。20世纪50年代初,杨振宁已获博士学位,以发表“杨一米尔斯场论”奠定了在世界物理学界的地位。这样一位著名学者在购买住房时竟被粗暴地拒绝:“因为你是中国人,我们担心你的入住会影响整个小区住房的销售。”

杨振宁是在情绪最低沉的日子,听到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的消息的。深夜,东京发布的新闻宣称,日本航空自卫队的战机从高空收集到放射性尘埃,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爆炸的不是初级的原子弹——钚弹,第一次就爆的是铀弹!

整个世界被这一声巨响震惊了。

静静的普林斯顿研究所,这座爱因斯坦工作过的科学圣殿,远离尘世的学者们谈论“中国的铀235”时都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他们分明看见了杨振宁坦诚的笑容。

从书桌上堆积如山的书籍和资料的夹缝间,一抬头便可看到窗外的景色。那树林,那花径的每一株红杉,每一片树叶,每一朵小花都长得那么精神,那么自信。白发苍苍的爱因斯坦曾经从那林阴道上走过。在那里,爱因斯坦曾与杨振宁亲切交谈,小光诺——杨振宁的儿子还和慈祥的爱因斯坦爷爷合过影哩。如今,爱因斯坦去世了,他的E=MC²的伟大公式迅速被中国人掌握在手中竟如中子撞向原子核,爆发出无法估计的能量。

震惊之余,有的西方军事评论家认为,中国是靠苏联帮助才能造出原子弹的。对此,杨振宁没有来得及细想。物理学家的严谨告诉他:一切都需要证实。但不需证实的是中国人已经拥有原子弹。

一连几天,杨振宁都处于兴奋之中。从小爱唱歌的杨振宁又想起父亲教他唱的那首《中国男儿》: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巍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朋友们都说他好激动,是“性情中人”。此刻,童年的歌让他胸中涌动着一股火辣辣的热流。是什么样的中国男儿创造了世界瞩目的奇迹?

他想起了一个人。在中国,肯定有一位像美国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那样的天才的领军人物。不,他比奥本海默更困难!

当年,美国政府接受爱因斯坦的建议,实施“曼哈顿计划”时,拥有来自世界各国的第一流的物理学家:意大利来的费米,匈牙利来的泰勒,新西兰来的卢瑟福,德国来的海森堡,真是群星汇集,灿若银河。加上美国的强大经济实力,原子弹诞生在美国是不足为奇的。而中国呢,仅凭本国的科学家和并不强的国力,怎么能造出原子弹?

太多的疑问,太多的不可知,只有问邓稼先了。据多家报刊披露,邓稼先就是中国的奥本海默。从1949年,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与他一别就是18年!

国字形的脸,配上黑黑的眉毛和炯炯有神的眼睛,打枣杆似的瘦高个子,始终给人留下平实谦和的印象,这就是邓稼先。从小在一起打弹子,玩墙球,比赛爬树时,他凭着手长腿长,总比杨振宁先爬上树梢。

在西南联大,几个同窗好友在凤翥街那小茶馆喝喝茶,谈谈物理学方面的问题,就算是一种享受了。一次,一队士兵押着将被处以死刑的犯人经过茶馆,街上许多孩子都跟去看热闹,稼先竟也跟去了。不久,西北方向的乱坟岗传来凄厉的枪声。茶馆死一般寂静。待稼先回来落座后,众同窗才发现他双眼发红。愣了许久,他才说:“太惨了,太惨了!”原来有个死囚之妻,抱着嗷嗷大哭的奶娃与丈夫作生死之别,晕倒在乱坟岗。他说着说着,大颗泪水就往下掉。

同窗好友们都说,稼先的性格极其善良、腼腆,用一个“纯”字可以概括无余。如今,正是这样一个没有私心的人,在统领着中国的两弹研制。

美国外交官曾不无得意地说,原子弹为美国在世界的地位制造了很好的音响效果。如今,此话很适合于中国——中国,在一声声巨响的伴奏中走向了本该属于她的大国的位置。

远在太平洋彼岸的杨振宁已经听见了“中国的音响效果”。

百闻不如一见,杨振宁真想回中国去看看。毕竟,离别故土已二十多年了!

二、故土的背影

云南!彩云下面,那片神奇的红土地就是云南。飞机越过中缅边界,飞翔在中国云南省的上空。杨振宁的双眼已紧贴舷窗,充满渴望。

从高中、大学到研究生,整整七年,杨振宁是在云南度过的。

正值苍翠欲滴的盛夏,彩云下面的昆明西山睡美人,应在花香鸟语中沉睡。多么安静啊。

记忆中的云南,没有安静的日子。

抗战爆发,父亲杨武之教授率全家从北京清华园南迁合肥老家。刚住下,日寇攻占了南京,比屠城的消息飞得更快的是日寇的炸弹。一家人,又匆忙从巢湖边的桃溪镇出发,经六安,一路颠簸到湖北省的武穴,才搭上去汉口的船。最让人担心的是不满半岁的小弟弟振复啼哭不已。一路上听人说,小鬼子的飞机非常凶狠,常常袭击江上的船只,有人怕娃娃的啼哭声引来狂轰滥炸,为保全全船人的性命,不得不亲手弄死襁褓中的婴儿。——这些传闻使15岁的杨振宁脊背发凉。他暗暗祈求:小弟,别哭!船,快快开到汉口吧!

隆冬时节的汉口,雨雪纷纷。伤兵、难民、乞丐挤满车站和码头。痛苦的呻吟声和啼饥号寒之声不绝于耳。全家挤上火车再南下广州,经香港、海防、河内,绕了5000公里的大圈子,最后抵达昆明,来到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校合并的西南联大。凄厉的警报声和炸弹的尖啸声一路伴行。中国的半壁河山沦陷,但中国的天空早已经完全被日本人占领。膏药旗像一块烧红的烙铁,疯狂地在祖国母亲身上烙下血淋淋的伤口。

是1940年秋天吧。一封来自合肥老家的信,历时半年,辗转送到父亲手中,让父亲读得老泪纵横。“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父亲吟着杜甫的诗,感叹道:国难当头,我们一家7口人,总算平平安安在一起。真是万幸,万幸哪!

没想到,收到家书的第二天,日寇飞机扔下的一颗炸弹将租用的住房炸成一片瓦砾。被烧焦的衣物被褥冒着浓烟,散发出刺鼻的气味。母亲在断壁残垣间,用小棍扒来扒去,希望能找到什么,结果是绝望……自举家南迁以来,没有给5个儿女缝过一件新衣裳,全凭一把剪刀和千针万线,把大孩子的旧衣裳改成小孩子的衣裳,凑凑合合能穿上身,遮风避寒。眼看寒冬将至,衣物被褥全烧光了,一家人怎么过?

在云南,留下太多太多关于挨轰炸的记忆。

上课时间是上午10点之前,10点之后警报声就响起来。

西南联大的铁皮顶房子在日寇的机翼下震颤。没有窗玻璃的铁皮房,下雨时丁丁当当;天晴时燠热难捱,地面坑坑洼洼,一刮风讲稿试卷满屋乱飞。就在这样简陋的教室里,在警报声中,杨振宁出色地完成了四年大学、两年硕士的学业。

生活的清苦,是现代青年人无法想像的。一日三餐,基本无菜,米饭中多沙,难以下咽。20张上下铺把寝室挤得爆满。让所有的学生最感到头痛的是臭虫。白天跑警报,晚上遭臭虫叮咬。如果那些吸血虫善于炫耀的话,它们可以说它们品尝过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黄昆、钟开莱、廖山涛、王浩等一大批20世纪中华科学精英的血。

生活虽然清苦,知识的养分却是相当充足的。

一年级,授普通物理学的是赵忠尧;二年级,由周培源教力学,吴有训教电磁学;以后,由张文裕教原子核物理学。吴大猷和王竹溪分别指导他完成了学士和硕士论文。一年级必修国文课,教杨振宁国文课的老师是著名诗人、作家朱自清、闻一多,语言学家王力、罗常培。特殊的年代,西南联大拥有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文学家兼教育家的群体。

王竹溪刚刚在英国剑桥获得博士学位,便放弃了优裕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毅然回到战火中的祖国。王竹溪教的正是量子力学——20世纪物理学的伟大成果被他提要钩玄,条分缕析,讲得明明白白。后来,杨振宁赴美在泰勒门下读博士。泰勒的风格是海阔天空,讲量子力学时常把学生讲得云里雾里,但他一发现杨振宁皱眉或摇头时,便知道自己把话题扯远了或“走火了”。

1944年夏天,杨振宁考上了官费留学美国。当全家人在欢呼时,只有母亲悄然坐在一旁织毛衣。她说,我早就料到我的大儿肯定考得上。你们看,这件毛背心就是给他织的。

1945年8月28日,父亲独自一人送杨振宁。先乘黄包车到拓东路,然后换乘去巫家坝飞机场的公共汽车。上车后还能看见父亲在车下挥手,不一会儿,父亲便被送别的人挤到远处去了。车上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天气和飞行路线上去了,等了一个多小时,车还没有开。突然,有人拍拍杨振宁的肩膀,让他看窗外,他一看,愣住了——父亲还在那里等!

穿着灰长衫的父亲,在那一瞬间,刚转过身去,脸背向汽车,肩在抽搐着,分明在抹泪水。杨振宁六岁时,父亲从美国留学归来,转眼17年过去了,一个风度翩翩的青年学者什么时候变得如此瘦弱,苍老?父亲才49岁呀,父亲,你的后背就有些微驼,头发也已花白,全然不像49岁的人哪,父亲!“七七事变”之后,一家人从北平逃到合肥老家,由于清华南迁长沙,你一人在长沙教书,日夜担心着家人的安危——母亲刚生下小弟弟,又是小脚,拖着5个小孩怎么跑警报?学生们说你一夜急白了头,我知道,那白发,是为家难,为国难生的啊!

杨振宁大喊着“爸爸——”,热泪喷涌而出。汽车开动了,父亲的背影渐渐变得模糊起来——从1945年到1971年,26年过去了,多少次想起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父亲的背影多少次重现在梦中!

热腾腾的故土,亲人们朋友们熟悉的身影,正扑面而来。

三、依然没有答案

北海公园的盛夏,绿云拥白塔,柳风送荷香。邓稼先、许鹿希夫妇在古色古香的仿膳设宴招待杨振宁、杜致礼夫妇。在这之前,当中国政府请杨振宁写下他想见到的人的名字时,杨振宁写下的第一个名字就是邓稼先!

一见面,杨振宁就注意到了,邓稼先饱经沧桑的脸上不时流露出倦容,加上被大戈壁的风沙烈日染黑的皮肤,无不让人感觉到“中国的奥本海默”的艰辛。

直到邓稼先逝世后,杨振宁才知道,他无意帮了老朋友很大的忙。

在北京,凡经历过“文革”的人,谁不记得,搞核工业的二机部和研制核武器的九院一共数万职工,分成两大派,杀得天昏地暗。大混乱,从北京乱到遥远的实验基地。那里是缺氧的高原,缺水的荒漠,缺暖意的“工号”,缺阳光的地窝子,唯独不缺少动乱的病毒和高烧的狂人。邓稼先不顾处境艰险,曾走到杀红了眼的两派中间,两眼含着热泪去劝说:“请革命造反派的同志们以大局为重,马上上班——我们要赶在法国之前爆炸氢弹。”在杨振宁来华之前,基地已处于极度混乱之中。正是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邓稼先得总理电召回京会客,周总理才从他那里了解到基地的真实情况。在周总理亲自干预下,基地里暗无天日的局面终于结束。

稼先的笑容依然是那么纯真。他夹了一块烧排骨给杨振宁:“在美国,我老觉得吃不饱——每次吃牛排,你总把大的一份让给我。”

“那是我的胃口不如你嘛。怎么样,现在还有那么好的胃口吗?”

“现在差多了。”

随后,两位女士的笑谈使气氛更加活跃、轻松。

许鹿希说:“稼先从来是一忙起来就顾不上孩子的。有一天,我值夜班,一再叮嘱他早点回家,管管孩子,可他那天又是很晚才回家。大门早关了进不去,一帮学生硬是托举着他,把他推上围墙。走到家门口,看见两个小人蜷缩在门口,心里犯嘀咕,谁家的小孩跑到我家门口来了?走近一看,是自己的娃娃——他这才想起,娃娃没钥匙,进不了屋,娃娃还没吃晚饭呢。那一年,女儿才6岁,儿子才4岁。你们说可气不可气?”

憨厚的邓稼先忙作检讨:“那是我犯的一次严重错误,追悔莫及,追悔莫及!”

在众人的笑声中,杨夫人杜致礼——老朋友叫她“肚子里”——也娓娓讲述了她和杨振宁的一段故事:“有一次,光诺打球,伤了脾脏,流血不止,立刻送到医院去开刀。振宁那时在波兰讲学。当时,我心里怕极了,我真想让振宁回来。后来一想,他回来能做什么?”

“他总能安慰安慰你,壮壮胆嘛。”医学教授许鹿希说,“脾脏大出血是相当危险的。”

邓稼先打趣说:“疲乏时,让他给你唱唱歌,给你宽宽心。”

“肚子里”和杨振宁会意地大笑。见许鹿希有点莫名其妙,邓稼先忙解释道:“振宁从小就喜欢唱歌,会唱不少英文歌,中文歌。走路唱,骑车唱,教室走廊里唱。他大弟振平告诉我,有人不喜欢他哥哥唱歌,故意说,你们认不认识杨振宁?嗨,连杨振宁都不认识呀,就是那个唱歌唱得最难听的人!”

一阵阵笑声中,老友都变得年轻了。

杨振宁提出了大胆的建议:“稼先,你去借两辆自行车吧,我们往清华、北大、圆明园兜它一大圈——找一找咱们从前玩耍过的地方,从老气象台的那个坡上冲下来。”

邓稼先当即反对:“振宁,你当你还是那个在清华园骑飞车的小骑士呀?好多年没骑过车了,你要是摔了跤,我没法给七亿中国人交代,也没法给全世界交代呀。”

杨振宁简直是在恳求了:“嗨,我们骑慢点,小心点不行吗?”

“你怎么就忘了,那一回,你骑车在金鱼缸中间玩花样,车上还搭着振平,结果栽了,把振平额头上撞了个大口子,血哗哗往外流,把我们都吓呆了。后来,我们把振平送到医院,你给振平买金钱酥,哄他别给爸爸讲,结果呢,伯父还是知道了,把你狠狠骂了一顿……”杨振宁勇敢的骑车计划在女士们的笑声中被否决。

话题,自然而然转到中国的原子弹上。

“你说我们的大炮仗?”邓稼先显得很自信,“我知道,国外有各式各样的猜测。”

“最近有一种新的说法,是美国人Joan Hinton——中文名寒春的帮助了中国的原子弹工程。寒春曾经是费米的助手。”

邓稼先略微皱了皱眉头:“寒春?我觉得没有她参加。”

既然不是美国人帮忙,更不像是苏联人帮忙,那么,中国的原子弹和氢弹是谁制造出来的呢?7年来,困扰着杨振宁的问题就要得到明确的答案了。

邓稼先却神秘地一笑,说:“你说的这个问题,我需要证实一下。”

四、泪飞顿作倾盆雨

早晨,杨振宁走出宾馆,在林阴道上散步。

上海的早晨是紧张的,满街是行色匆匆的人们。转进一条弄堂,一股熟悉的香味扑鼻而来。小食店正在炸油条。顾客们或坐或站,喝着热腾腾的甜豆浆,嚓嚓有声地大嚼着又脆又香的油条。哦,久违了的中国早餐!吃腻了宾馆的西式早餐,杨振宁不假思索就坐下来,要了一碗豆浆两根油条。

杨振宁刚用筷子夹起油条,还没来得及朝嘴里送,服务员大嫂突然冲着杨振宁吼起来:“同志,粮票?粮票有勿呐?”杨振宁瞪大了眼睛:“粮票?什么,什么粮票,我不是付了钱了吗?”“侬神经有毛病呐?没粮票,吃油条,勿来塞!”说话间,服务员大嫂把杨振宁面前的两根油条端走,把一毛二分钱扔在桌子上。

所有的顾客的眼中都写满了惊奇——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像法国人不知道拿破仑,美国人不知道华盛顿”那种惊奇——这个人居然不知道中国人吃饭要粮票!

杨振宁不知怎样离开那令他十分尴尬的小食店的。这一次的极不愉快的经历令大物理学家思索:在中国,粮食非常有限,人们过着与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而要在这样的条件下造出原子弹,稼先,你太艰难了!

8月16日夜,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宴为杨振宁夫妇饯行。

在西方的报纸上,早已把中国的领导人分成以周恩来为首的“务实派”和以江青为首的“文革派”。杨振宁从心底憎恶“文革派”。上海是“文革派”的老窝,歌颂“文革”的大标语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多。连火车站都有头戴藤帽,手握钢钎的“文攻武卫战士”在“督导”往来旅客。

市革委会的领导人有分寸的热情,措辞准确的欢迎词,包括鼓掌与微笑的时机,都让杨振宁感觉到这是在演戏。

他想起在北京周总理宴请时,气氛多么热烈多么亲切。席间,钱伟长、华罗庚、钱学森、吴有训、竺可桢、周培源在总理面前无拘无束,神情自如,让杨振宁充分感受到周总理的人格魅力。鹤发如银的周培源老师,称赞杨振宁敢于突破各种阻力,成为第一个回国访问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在这一点上,是任何人无法和他相比的。”周总理对此表示十分赞同,满面真诚亲切的笑容。

此刻,在黄浦江畔,面对满桌的佳肴,却缺乏胃口。

一位秘书彬彬有礼地走过来,打开文件夹:“杨振宁博士,这是你的信。”信封上是他熟悉的字:

请交:

杨振宁博士

邓托

是稼先的信!稼先赶在我回美国之前托人专门送来此信肯定有什么重要事情。杨振宁立即把信拆开,信很短,却有一行字挟着惊雷闪电:

我已经得到完全的证实,中国的原子武器工程中除了最早于1959年底以前曾得到苏联极少的“援助”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没有任何外国人参加!

仿佛稼先就在身旁亲切耳语,口气非常坚定、自信。杨振宁完全忘了这是什么地方,也听不到主人在说些什么。只觉得胸臆间有一团火辣辣的东西在翻腾。远比7年前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给他带来的震撼强烈得多。现已证实:不管是“苏联帮助”还是“美国寒春帮助”都不存在了!

稼先,你太艰难了,你太苦了!你和你的同事们完全是用生命在拼呀!

奔腾于胸中那股热流,带着火辣辣的冲击力,不可遏止地冲向喉咙。他只觉得握信的手在颤抖,鼻头一阵发酸,滚烫的泪水快要涌出眼眶了。

“对不起,我要去洗手间。”杨振宁慌忙离席。

走进洗手间,他看见镜子中的自己,双眼发红,泪流满面。什么时候像这样流过泪?是15岁时,在长江上看见日机轰炸后岸上火光冲天的城镇?是劫后余生在龙院村,母亲深夜仍在昏黄的油灯下缝补衣衫。是当年告别故土,突然发觉父亲华发早生?是在纽约的夜行列车上,从老华侨脸上读到的百年屈辱史?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双手撑天空!

童年的歌又在耳畔回响。当年,父亲教他唱这首歌时,中国的天空和大地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父亲说他出生那年——1896年,中国刚签了《马关条约》。以后,德国强占了胶州湾;俄国占了辽宁旅顺大连;法国占了广州湾;英国又进一步占了威海卫与香港新界……父亲悲愤不已:“宁儿,中国的天空,不属于中国啊!”他分明看见父亲眼中充满泪水。

此刻,杨振宁双手捂着脸,尽量使自己不要哭出声来。泪水汹涌着,从指缝间溢出,两代人的屈辱瞬间被荡尽了。他仿佛听见了拥有原子弹和氢弹的中国,用震天撼地的音响宣布:中国的天空,永远属于中国!

稼先,我为你骄傲;中华民族,我为你自豪!

这以后,每每看见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照片,杨振宁总要深深地注目。你看那一朵蘑菇云像什么?像一只撑起天空的巨大的铁拳头。

来源:永远的华西

作者:谭 楷(科幻世界杂志社前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任中英文《大熊猫》杂志执行主编、成都历史建筑保护办公室专家委员会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