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大秦朝时,有个叫做叔孙通的儒生。他是鲁地的薛县人(今山东滕州),因为学问特别好,被秦二世胡亥召入宫中,封为待诏博士,也就是候补博士。按理说,他少年得志,本应是学者的荣耀,但乱世的波涛,终究会让学问之外的东西变得更重要。
就在叔孙通新官上任不久,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叛军声势迅猛,消息传到宫中,胡亥急召百官博士入殿商议。那日殿中灯火通明,三十余名儒生齐声上奏:“陛下,叛乱者罪在不赦,应速调军队平叛!”声音铿锵,却刺痛了君王的耳朵。胡亥面色骤变,满殿的肃杀气息让空气都凝滞。
叔孙通察觉到了危险——那不是针对叛军的,而是针对这些说了实话的读书人。他低头揣度片刻,上前一步,换了一副声调:“陛下,臣以为诸博士之言未必为对。如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您已定于一尊。民兵器械尽收,郡县城防皆毁,他们拿什么造反?不过是些小股盗匪,地方官足以擒拿,不足为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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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话像暖风,吹散了胡亥眉间的火气。皇帝露出笑容,转问群臣是否赞同。有人摇头,有人口紧。很快,那些不赞同者被逮进了监牢。而叔孙通,因“高见”得赏绸二十匹、新衣一套,还抹去“待诏”二字,升为正式博士。
他带着赏赐回家,却迎来满门怒骂。儒生弟子指着他鼻子斥责:“你这种趋炎附势的人,还配谈礼义?”叔孙通只是苦笑:“若不如此,我的脑袋早已不在脖子上。活着,方能行道。”
道虽在口,名已失于天下。叔孙通心知秦祚不久,偷偷带着几个弟子连夜离京,逃归故里。此后,他的人生不再有静书吟诗的日子,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权势转向——先投项梁、再依楚怀王熊心,熊心亡后又归项羽,项羽败时再降刘邦。
这位儒生,宛如惊涛间的小舟,方向从来不是由信念决定的,而是由风向决定的。
初见刘邦时,叔孙通便明白:这位从草莽里杀出来的汉王最讨厌“咬文嚼字”的读书人。于是他脱下深衣儒冠,换上楚地短袄,与士卒同席而坐,不言经义,只谈实用。此举果然赢得刘邦瞩目,仕途大开。
但叔孙通的聪明不仅于此,他在荐人用事上也极为老练。身边百余学生皆抱怨:“师尊升了高位,却荐用市井之徒,我们多年随侍,反倒被弃!”叔孙通淡淡一笑答道:“如今汉王尚以刀剑夺天下,你们手无缚鸡之力,能助何事?待刀兵息,礼制度立,自有你们的位置。”
几句话,说得众人虽仍不平,但也无法再辩。刘邦听说他此言,更加信任。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建汉,定都长安。叔孙通掌礼仪草创之事。秦礼繁琐而严酷,刘邦厌之,命他“从简”。朝廷新建,百官多为旧时枭雄,习气未改,饮宴间常拔剑酣歌、大骂君臣。刘邦虽恼,却无奈。叔孙通察觉其心,进言道:“陛下可借礼以立威。礼不可使人打天下,却能使人守天下。”
刘邦半信半疑,问:“莫非又要像秦一样麻烦?”叔孙通笑道:“礼者,因时制宜。夏殷周三代不同,汉礼自可焕然一新。臣愿往鲁地召儒,参以今俗,制定新礼。”
刘邦准奏,却又嘱咐:“切莫太烦。”
叔孙通回到故土,邀请同道,却反遭羞辱:“你这家奴!借谄媚登高位,如今又要以虚礼糊弄天下?礼该百年积德之后再立,非当下也。”叔孙通冷笑:“你等顽固不化之徒,终究明日黄花。”言罢拂袖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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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多被拒,仍有三十余儒生愿随行入长安,与他旧学生百余人同研新礼。众人以草绳为界、假人作仪,连续操演一个多月,规制井然,仪节分明。刘邦亲临观礼,一番流程走完,龙颜大悦:“好!既不烦琐,又见威仪!十月朝会,即用此制!”
岁首盛典之日,文武诸侯齐聚长乐宫。礼制初行,场面肃穆。百官依位而立,俯首稽首,无人敢出声行越。宴饮亦有监察官巡视,违礼者立刻被收押。大殿之内,只有金盏与丝竹之声。刘邦笑道:“今日我方知何为天子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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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赐叔孙通为太常,黄金五百斤。叔孙通谦词请奖弟子,刘邦爽快允诺。获赐黄金后,他尽数分给随行的儒生,众人感激涕零,纷纷称赞:“先生真天纵之智,能随时而变,天下无二!”拍马声阵阵,恰似老师昔日的影子。
几年后,叔孙通又任太子太傅。那时刘邦宠信赵王如意,欲废太子刘盈立之。叔孙通深知此事关天下根本,毅然进谏:“陛下可记得晋献公之祸?宠爱骊姬,废太子申生,遂乱国数十年;秦朝亦因太子废立之争而亡。太子仁厚孝顺,母后又是您同甘共苦的原配,若改立,他人心惶惶,国家必危!”
刘邦讪笑推搪:“我不过玩笑。”叔孙通步步紧逼:“根基之事,不可言玩笑!”逼得刘邦连连称是。此后吕后深谢其忠,又请张良谋策,使商山四皓出山辅太子,危局化解。刘邦心知太子羽翼既成,也不再更改。
刘邦死后,刘盈即位,是为孝惠帝。叔孙通仍任太常,继续制礼作乐,完善宗庙制度。孝惠皇帝性情仁厚,常亲往母后宫中问安,每次出行动静太大,民间怨声起,遂欲架桥通行以避扰民。叔孙通闻之,急谏曰:“此桥若修在高祖陵与高庙之间,岂不僭越?宗庙之途,不可践踏于上。”
皇帝大惊,欲拆桥消祸。叔孙通又劝道:“此时撤去,反显过失。毋宁顺势,在彼岸重建宗庙,宣示孝心。”皇帝大悦,听从其议。
一次春游,叔孙通又谏曰:“古有春献樱桃之仪,今正其时,可采果以供宗庙。”自此,进献果品之礼盛行于世。
后世史家司马迁于《史记·儒林列传》中记曰:“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然其后又道:“大直若诎,道固委蛇。”——言其圆滑机巧,曲以求存。
太史公并非全讃,他清楚叔孙通的聪明里夹杂着功利与机变。大道本直,若行曲线,或许更近世俗,却远了初心。
而在另一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更不留情:“叔孙生为器小,徒窃礼之糠枇,以依世谐俗取宠,使先王之礼沦没不振。”这几句,几乎将叔孙通定性为“儒中市侩”。
但回望历史,或许也正因他如此“通”,方能在礼崩乐坏之后重建秩序。只是,他所立的“礼”,未必来自信仰,而是来自求存。
叔孙通的名字,自此留入史册。有人说他是汉家礼制之宗师,也有人骂他是儒生堕落的开端。可历史常常如此:推崇者见其功,鄙夷者识其心。
儒者应当直道而行,孟子早有言:“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路人;若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仇。”真正的士人,忠义有度,敬而不媚。
叔孙通或许懂,却不守。他知道什么话能救命,什么表情能得赏。他的世界里,道理只是手段,而不是原则。
然而,即便如此,一个靠察颜观色、能屈能伸的儒生,竟能从秦二世到汉高帝,几度换主而不亡,还写入《史记》,这本身就是历史最荒谬也最真实的注脚。
他凭灵巧活着,为君王立礼,为自己谋生。那份“审时度势”的本事,让他做了中国史上第一位靠拍马而著名的“博士”。后人非但没有忘他,还一再提起,因为人人都懂——在现实世界里,叔孙通从来不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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