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观点｜最高法院推翻关税不会损害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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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林西科姆（

Scott Lincicome）

是卡托研究所的总体经济与贸易事务副总裁。

最高法院遵循《宪法》行事，不会让经济或联邦预算遭到重创。

在法庭文件与公开表述中，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及其团队对最高法院若限制其依据《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IEEPA）实施全球性关税的权限，可能给全国带来的灾难，做出了近乎天方夜谭的宣称。他们在将于十一月在最高法院辩论的案件的政府开庭陈述中声称，不利判决将摧毁美国经济、破坏联邦财政状况，并削弱总统推进贸易与外交政策的能力。其目的似乎是出于审慎与机构层面的考量，向法院施压以图获得有利判决，即便法律另有要求。

鉴于特朗普政府在本案的法律论证存在不足，这种“震慑式强攻”做法不难理解。 不过，它有一个严重缺陷：其所依据的政策主张荒谬可笑。

首先，正如政府律师在致上诉法院的一封信中所断言的那样，反对这些关税的裁决不会“导致财政破产”。从5月至9月，这些关税仅占联邦财政收入的约4.5%。而且这个影响还被夸大了，因为它忽略了关税本身带来的经济增速放缓与税基缩小。

在递交最高法院的陈述中，政府宣称“有了关税，我们就是富国；没有关税，我们就是穷国”。事实是，无论是否征收这些关税，美国都在债务泥潭中越陷越深。联邦财政的走向由其他政策所决定，尤其是社会保险类福利，其体量远远盖过关税的影响。根据税收基金会的动态测算，2025年至2054年间，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将在征收这些关税时从99.9%升至164.1%，而在不征收的情形下升至171.5%。归根结底，这充其量也只是让“泰坦尼克号”上少一把躺椅而已。

关于更广泛经济将遭受巨大伤害、甚至重演大萧条的警告，同样站不住脚。关税政策在边际上确有影响，对目前在最高法院提起诉讼的小企业尤为痛苦。但就整体而言，贸易政策并非颠覆性变量。与一般认知相反，美国是全球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货物与服务贸易总额仅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在195个有数据的国家中位列第191位。

与此同时，最高法院所审理相关征收所产生的关税收入迄今仅为890亿美元，对一个规模约30.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而言不过是“四舍五入的误差”。关税在财政上的影响有限，这意味着即便判定其无效，对政府债务及相关证券市场的影响也将是有限的。

几乎所有专业经济分析都得出结论，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单边关税及其引发的政策不确定性伤害了美国经济。简言之，使新一轮关税无效不可能带来早先上诉时所渲染的“灾难性后果”。相反，我们更应预期经济会有小幅但真实的提振。当下级法院裁定这些关税违法时，股市的上涨已经对此给出印证。

政府在主张关税对贸易与外交政策的关键性时也犯了错。自1977年《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生效以来，美国与20个国家签署了14项全面自由贸易协定，并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达成了两项大型多边协定。其中包括特朗普任内的《美墨加协定》，以及他在首个任期第一天就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期，美国正式批准的条约共有538项。上述任何一项协议都未曾以《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关税或其威胁为筹码，《亚伯拉罕协议》也没有，而特朗普将后者视为其标志性的外交成就与更广泛中东和平的框架。

贯穿特朗普团队在法庭陈词中的诸多政策性错误，其核心在于拒不承认：这些关税完全可以由国会立法另行授权的关税所替代，或者依据多部明确赋予总统相关权限的法律，由行政部门通过行政行动直接实施。其中包括特朗普政府自己就曾动用过的各类关税法律，打着“国家安全”或“他国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旗号，去实现它如今宣称只有《国际紧急状态经济权力法》关税才能达成的那些目标。同时，官员们也承诺，一旦最高法院判定这些关税无效，他们将把同样的法律作为备选方案予以启用。

至于替代性关税是否审慎，另当别论。关键只在于替代选项确实存在，并且足以反驳政府那种“如果这一关税选项被判无效，国家就会陷入灾难”的预言。

本案的裁决应以法律与《宪法》为依据，而不是以法院裁决可能产生的效果为转移。即便大法官们考虑了政府那些超越法律的主张，担心在没有这些关税的世界里美国将陷入灾难，他们也可以放心，这些主张并不成立。

全球化怀疑论者常把贸易政策看成《辛普森一家》里荷马·辛普森眼中的“酒”——既是一切问题的根源，也是所有问题的“解药”。特朗普政府关于关税的说法也不例外。可问题在于，关税并不是解决这个国家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即便退一步说那些问题确实存在，其主要成因从来都不在贸易政策。

Scott Lincicome（斯科特·林西科姆）

现任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总经济与贸易”副总裁，研究贸易政策、产业政策与经济活力等议题。他亦为杜克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讲师，教授国际贸易法。早年曾在White & Case担任国际贸易律师，参与WTO争端与对主权及跨国企业的合规与谈判咨询。他撰写The Dispatch经济专栏《Capitolism》，并为《大西洋月刊》等媒体撰稿，长期就美国贸易与监管问题发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