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经济有赖于良好的制度为商业、金融和创新提供适当的激励

作者：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2025年经济学诺奖得主。主要从事技术和人口等领域的经济史研究，曾任经济史学会主席，并主编《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

在18世纪中叶之后，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再分配活动节节败退。如果不清楚这一点，我们无法正确了解英国在本书讨论的这段时期内的主要经济史。

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抨击重商主义，在反重商主义战役中开辟了一条战线。作为寻租的正式表现形式，重商主义曾一度主宰着欧洲的多数商业政策。亚当·斯密对这一“重商主义体系”进行笔伐。不过在当时，“重商主义”一词还没有出现。

在1700年左右的欧洲大部分地区，政府和经济利益团体结盟，相互满足对方的迫切需要。政府获得急需的税收；特殊利益团体则获得保护和其他排他性租金。

不过，英国是另外一番景象。当时，垄断势力、工人社团等阻碍人们自由、不受限制地从事经济活动，激起民众日益高涨的厌恶情绪。因此，人们指责政府管制、垄断、特权、对外和殖民贸易中的寻租活动的合法性。

当权势力遏制古老特权的决心愈发坚定，这其中包括名不符实的“自由”（即特权）。“自由”赋予特定群体权利，在法人化的城镇行使垄断权，严格管制学徒。

《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

[美] 乔尔·莫克尔 著

曾鑫 熊跃根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0年7月

在18世纪，英国经历了诸多变化；基于削弱经济规则及其执行力度的经济自由只是其中之一。

在欧洲大陆，法国大革命爆发，并在拿破仑军队的刺刀之下蔓延至其他国家。英国经历的变化必然与这些事件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

在北美，这些变化与下列事件混合交织在一起，即美国革命，以及美国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的出现。

在英国，戏剧性事件更少，而且不是所有事件都明确指向自由化。尽管如此，英国在犹豫不决中慢慢地发展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竞争更为激烈、经济选择更多的社会。等到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英国已经发展成为人们所期望的自由放任经济体，寻租活动也行将销声匿迹。

不过，英国选择信任自由市场，当然有一些人认为这一信任过头了。英国意识到这一制度的智慧。作为所有制度变化之母，这一转变需要赶在经济增长成为常态而非例外之前实现。

一个成功的经济有赖于良好的制度为商业、金融和创新活动提供适当的激励。

不过，我们不可能设计出一套普遍适用的“最优”制度。制度应适应环境的变化。因此，重要的是，制度应具备灵活性，能够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这就需要下列两种规则，即确定经济游戏方式的规则，以及在必要时能够尽可能以零成本改变上述规则的规则。

换言之，它需要元制度。此类元制度能够改变制度，而且人们在自身利益因此受损的情况下也能接受此类变化。制度之所以发生变化，并不是因为这样做有效率，而是因为支持它们的关键人物的理念和信念发生了变化。

尽管一些经济学家可能怀疑文化信念能否为经济变化提供支撑，但是我们在讨论18世纪时无法避开意识形态和制度变化问题。

不过，单单依靠制度变化是不够的。还有一个因素妨碍前工业革命经济体向前发展，并阻挠可持续增长。它们可以选择的技术非常有限。一个事实再明白不过，那就是在许多生产活动相关领域，人类掌握的知识还不够，无法有效地运用技术，解决导致生产力低下的瓶颈问题。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工业革命前，技术处于停滞状态。到了1700年，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虽未掌握基本的钢铁冶金术，却生产出高品质的钢铁；不了解酵母发酵原理，却酿造出啤酒；不了解遗传学，却能够进行动物育种；不掌握基本化学知识，却能够混合元素和化合物。他们不了解热力学，却能够操控能量；不掌握土壤化学知识，却知道要给土地施肥。

人类在试错和机缘巧合中发现了新技术，有时新技术带来了非同寻常的进步。令人吃惊的是，人类与此同时也犯下了一些惊人的错误（特别是在医学和农业技术领域）。在现代经济增长历程中，发展可用技术的问题处于中心地位。

正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将自然知识转化为技术的过程是一条双行道，从实践到理论和从理论到实践这两个过程同样重要（人们对后一过程的讨论更为广泛）。

这并不是说，推动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科学突破。学者在下列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即在工业革命期间，技术进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科学专业知识。

在解决技术问题方面，科学产生的影响因具体问题和行业的不同而存在很大差异。人们经常将“小玩意儿浪潮”与经典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我们能够轻易地利用1600年已有的知识制造许多小玩意儿，当然，蒸汽动力是最明显的例外情况。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科学对生产型经济的相对重要性日益提高，并且在1870年之后变得不可或缺。1870年出现了所谓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书籍和文章中的许多编码知识，以及个人之间传递的默会知识虽然不能算作现代意义上的“科学”，但在当时极其重要。

人类活动日益依赖于记载在印刷品上或从专家那里获取的有用知识，例如工程设计、机械、涉及作物轮作的自然规律、矿产勘探和开采、测量和航海仪器制造工艺，以及陶土、纸张和金属等材料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工艺。

启蒙运动影响着经济，而这一影响的本质是努力增加有用知识的积累，并将它投向实际用途。

正如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Mc Closkey, 1994，第242页）指出的，人们在解释工业革命和现代经济增长的起因时，会涉及两个独立的问题。其中一个是“大问题”，即为什么西欧能够取得史上任何社会从未取得的成就，即突破种种负反馈壁垒？

此类负反馈壁垒导致1800年之前的大部分民众在极度贫困中苦苦挣扎，而当今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人再过着如此贫困的生活了。尽管奥斯曼帝国、中国、印度曾取得令人敬畏的科技成就，但在当时它们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对于这一问题，人们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一些答案很奇怪（气候、种族、宗教），另一些答案则看似有理却很难证明，例如文化、社会、帝国和政治。

不过，大多数答案都对这一“大问题”进行了解释。在后文中，我将讨论“小问题”，即在欧洲工业启蒙转化为持久经济繁荣的运动中，为什么英国能够成为领袖？

为了了解欧洲史和世界史，这一“小”问题并非无足轻重：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无可争议的技术领袖，以及经济和政治权力的源泉。这一切帮助建立了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巩固了大英帝国，并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

回顾历史，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真正意义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同代人非常关注英国。心存不安的法国人认为英国担当领袖是反常现象（法国人认为在正常状态下，领袖应是法国）。经济成就让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沾沾自喜、自鸣得意，这一情绪持续数十年后才消散。

英国凭借经济成就，成为首个工厂和后来的铁路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并形成了首个庞大的工业城市无产阶级。在工业革命的帮助之下，伦敦城确立了金融霸权，从而在数十年中主宰着国际银行业。

此外，工业革命导致家庭手工业走向衰亡；在整个欧洲，手工业工人与日益便宜的工厂量产产品进行徒劳无益的斗争。经济增长以所有可以想象到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英国工业革命影响着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经济结构，创造对原棉的需求，从而改变了美国南方各州的经济，奴隶制度也得以存续。

如果工业革命是启蒙运动和科学革命奠定的社会和知识基础的自然产物这一基本前提是正确的，那么工业革命则是欧洲的现象，而不仅是英国独有的现象。

从这个角度来讲，“大问题”和“小问题”无法独立分开。英国的领袖地位本身对西方经济增长而言可能并非必不可少。没有英国，西方其他经济体同样可以发挥领袖作用，只不过这一进程可能会推迟，并且在具体细节方面会有所不同。

在1850年之前的几十年中，英国的领袖地位日益影响着西方世界，在1850年这一影响力达到了顶峰。不过，这一霸权并非处于长期均衡状态；其他经济体拥有必要的资源和手段追赶英国，实现经济现代化。

这并不是说它们盲目采取英国的经济模式，即依赖于蒸汽和棉纺织业；每个经济体依据自身情况，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通往20世纪之路”。

虽然我们承认它们和英国之间存在着区别，但并不否认英国范例对德国、法国、比利时或斯堪的纳维亚企业家和工程师的决策和选择产生了巨大影响。在1820年至1860年间，整个欧洲都承认英国的经济领袖地位。

我们不能因此认定欧洲其他地区“发展缓慢”或“落后”，这不合情理。欧洲大陆各国存在特殊的制约和障碍，在取得像英国一样的成就之前，它们需要克服或消除这些因素；同时它们应坚持走自己的路，实现工业化和生产现代化。一些国家选择了不同的道路，采用不同的技术和工业组织形式。

其他国家则需要一场政治变革，以清除制度残骸，例如限制多多的手工业行会、内部关税和农奴制度。这些都是数世纪掠夺性统治和寻租积累下来的。

在1815年之后，欧洲大陆经过又一整代人的努力，才终于赶上英国，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英国的优势并非显而易见或持久不变。虽然它们可以解释英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东方快车”的火车头，但无法很好地解释行进动力来自何处。“东方快车”在19世纪加速，将世界其他地区抛在了后面。

那么英国是牵引其他欧洲国家前进的发动机，还是西欧及其旁支乘坐电力火车向前行驶，并且共同为列车提供行进动力呢？

法国大革命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扫清了旧制度的大部分残骸，为欧洲大陆许多国家的经济成功奠定了基础。到了本文讨论的时期结束之时，即1850年，它们整体上仍未赶上英国。不过到了1914年，它们终于赶上英国，英国也从“领袖”降格成为“普通一员”。

这一陈述方式暗含着一个观念，那就是即使它未开始于英国，也有可能在西欧其他地方开始。尽管它可能来迟，而且确切的模式在许多细节上存在不同，但它终究会出现。

在这一解读中，独一无二的实体是欧洲，而不是英国。不过，在欧洲内部，英国发挥着不容置疑的领袖作用。至于英国为什么能够成为领袖以及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这是第二个同时也是略有不同的问题。

我们最终需要在知识和制度领域寻找解答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而不是在地理领域。

经济博弈在两个层面进行：一是与自然的博弈（技术），二是涉及与其他人互动的博弈（制度）。

说到底，与自然的博弈并不是社会博弈，当然，在任何现实历史环境中，它都掺杂着社会因素。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技术都是事关利用自然现象和规律，设法获取大自然不愿主动赋予的资源。

生产活动则涉及利用这些规律，进一步满足人类物质需要。大体上，即便是鲁滨逊·克鲁索也面临着这种问题。在荒岛上，他需要解决衣食往行和药物问题。事实上，这一特性有着自己的限度。人们传播、分享和交流有用知识；信任、声誉等社会关系是市场关系的核心所在，也是经济发展的中心所在。

在18世纪的英国，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技术在多个层面相互作用。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相互作用中，我们必须解答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即英国有什么特别之处，让它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成为工业资本主义和19世纪繁荣的摇篮。

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我们应避免落入“后视偏差”的陷阱当中。

后视偏差是指，当我们知道发生了某一事件时，我们会倾向于认定它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会重新解读所有先决条件，认为是它们推动结果的出现。要知道，即使一些先决条件不存在，许多事件仍会发生。

在18世纪的英国，许多制度仍对经济发展抱有敌意。无论如何，这种敌意必须得到克服。在工业革命前夕，从许多方面而言，英国仍然是一个存在保护主义和管制的经济。如果英国比欧洲其他国家表现更出色，这是因为当时它的地理位置更优越，且准备更充分。

不过英国和其他国家只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而不是本质性的差别，而且这些差别并非固定不变。工业革命年代是英国技术霸权和它所造就的一切的黄金年代；不过，和其他经济领袖一样，英国的黄金年代也只是昙花一现。

本文选编自《启蒙经济：英国经济史新论》，转自微信公众号“勿食我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