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现李宗仁三面被围，李宗仁却道：委员长莫慌，问题不大！

1938年4月7日清晨，庐山东麓的临时总司令部里，电话铃声划破寂静。值班军官接起话筒，只听对面粗声一句：“徐州告急！”短短三个字，足够让翻阅地图的蒋介石抬起头。两小时前，李宗仁的电报刚抵武汉，还写着“徐州态势稳，五战区能守能退”，谁想到局面急转直下。

台儿庄大捷带来的兴奋尚未褪去，蒋介石随即抽调邻近部队组成淮北兵团，寄望李宗仁趁势扩大战果。可胜利的彩带还没系好，日军华中方面军的机械化纵队就像扯断的绳子突然蹿出，直插宿北、蚌埠，与华北方面军合围。三天之内，包围圈几乎闭合，徐州变成洼地，四十万人马进退两难。

李宗仁最先得出的判断是“日军七日到达碾庄、九日抵蚌埠”，而实际情况比他的预估快了近四十八小时。速度差距从哪来？答案是装甲车与平行推进。华中日军抽调第五师团的战车联队走公路，华北部队靠铁路线，双线并进，合围时间几乎被削去一半。情报错位，战机即失。

收到二线侦报后，李宗仁没有立刻改口。回电里仍是客气推辞：“委员长莫慌，问题不大。”这句看似平静的话背后，其实暗藏一场对赌——赌国军三个梯队能否按计划脱身，赌部队士气是否撑得住，还有更大的赌注：能否保住第五战区主力。

撤退方案在徐州市郊的废弃仓库里连夜制订：桂军与汤恩伯兵团先行，经蚌埠—固镇—宿州一线拔出；滇军居中，掩护道路节点；西北军殿后，利用台儿庄阵地残存工事阻击。图纸看上去条理分明，可作战地图从来经不住恐慌。谁来殿后的问题，一开始就埋了雷。

西北军由孙连仲统率，台儿庄打得漂亮，名声斐然。然而，西北军骨子里防守老练、机动力偏弱；其次，冯玉祥早已淡出权力，中上层缺乏强硬凝聚。孙连仲“守可守”却未必肯“死守”。消息传到部下时，阵中戏称：“再守就守进棺材了。”一句玩笑，道破了怯意。

开拔当夜，桂军与汤恩伯部走公路，车辆尘土飞扬；滇军紧随其后，沿铁路枕木枕木地踩。西北军却发现右翼日军装甲响动越来越近。孙连仲反复查看地图，最终一拍桌子：“全线后移！”此举等同于自行撤销“殿后”职责。几小时后，徐州外围出现一条不可思议的真空。

空隙让日军装甲部“钻了钢模”。凌晨，濑谷支队迂回穿过空隙，直插宋集。如果不堵口，五战区尾部将被切断。关键节点，此前被李宗仁从蒋介石手里要来的张自忠站了出来。五十九军加老三十八师绕道白露集，一昼夜连打四场遭遇战，打得对方不敢贸然穿越河滩。

“张师长，后卫只求十二小时。”电台里传来指挥部急促的请求。张自忠只回一句：“能给十八。”短短六个字，字字铿锵。十八小时里，张自忠以步兵加轻炮拖住了对手的坦克链条，蚌埠后路得以打开，主力顺利脱身。等到五战区回到许昌、周家口一线，再回望徐州，已是一片火海。

有意思的是，另一位西北军宿将刘汝明也在这场“救火”中扮演了不显眼却至关重要的角色。他带着暂编第二十一师守住涡河渡口，硬生生拖了六小时，让滇军未被分割。没什么豪言壮语，只一声令下：“在河里打也得顶住！”士兵们把机枪架在半人深的水里，子弹嗒嗒透水，日军竟一时无法近身。

徐州大撤退虽未沦为南京那种全面溃败，却难言光彩。五战区折损大量辎重，一线军心被撕开口子，西北军的威信塌了半壁，日军则在战报里夸大“合围成果”，试图冲淡台儿庄失利的阴影。从全局看，蒋介石与李宗仁的分歧再次摆到台面：一个要守线，一个想机动，二者间的缝隙，往往被日军利用得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台儿庄之后，国民政府高层短暂出现“反攻徐州”的设想。但历经这次险境，不少将领开始明白，缺乏组织力的反击等同赌博。与其期盼奇迹，不如踏踏实实整训、整补。沿淮河的田野里，临时营房一座接着一座，补给列车昼夜不息，正是这股韧性支撑诸多部队熬过1938年最黯淡的时刻。

撤退结束后，李宗仁在给部下的内部讲话里点了两个人名：张自忠、刘汝明。他说：“要记住这样的人，战时不跑，战后不抢。”文件流传不广，却折射出第五战区最高指挥官对“殿后勇气”的隐秘敬意。遗憾的是，由于权力格局与派系隔阂，许多奖赏最终不了了之。

张自忠两年后殉国宜昌东门，刘汝明屡历战阵也未脱离枪火。回看徐州，他们用十八小时与六小时堵住缺口，换来整整一个战区的保全。数字很小，代价很大，胜负在此间微妙翻转。谁说“问题不大”？后人若真信这句轻描淡写，恐怕看不见那条没人愿站却必须有人站的后卫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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