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 | 历史的智慧

01

中国的大一统始于秦汉时期，中国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个文明疆域与政治疆域基本一致的文明。了解这个古老文明国度的历史，是每一个华夏民族子孙的必修课。

美国汉学家墨菲说：“中国的历史很容易按照王朝和王朝更迭周期来断代。大多数王朝持续约300年，有些王朝之前有一个短暂而纷乱的皇权创建时期，如秦和隋。

新王朝的第一个百年往往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呈现出活力、发展、高效和自信的时期；第二个百年则是维持或巩固第一个百年取得的成果；而在第三个百年，活力和效能开始衰退，腐败增多，盗匪活动和反叛频起，王朝亦终于崩溃。

反叛者中会有一个新集团夺得权力，它很少试图改革制度，而仅仅关心自己如何在原制度下管理和统治。”

历史这个壮观的剧场，给了人性的复杂性以无穷无尽的展示机会。"历史从不重复，但人性永远轮回。"阅读历史，我们可以从历史中窥视人性和教训。

我用了近三个多月的业余时间，陆陆续续啃完《比小说还好的看的历史书》（四百多万字），耗时近二百小时。作者张宏杰、郭宝平、 王觉仁等老师用极其通俗生动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历史人物的鲜活画卷。

中国历史是一条河流，在发展过程中吸纳多方支流，汇集为浩荡洪流奔向世界的海洋，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尝试从“人性”的角度简要探讨中国古代历史（夏商周-近代），并总结出一些自己的见解或是看法。

02

中国人的谋略文化特别发达。

中国人把智慧大都用在了“琢磨”人上。古书籍中处世的书籍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这些书讲如何与人相处，教我们各种人情世故，如何知世故而不世故。

经典如《老子》、《论语》、《菜根谭》等等，核心主题都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是“人-社会-政治”的关系。

这是因为历史上中国人口密集、资源相对紧张，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尤为激烈。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与人相处”直接决定个体的生存质量，于是人们把大量心智投入到研究人、琢磨人上。

在历史与现实的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琢磨人”也在中国获得了高度的社会回报与文化认同，但这并非中国人缺乏探索自然的潜力，而是在特定生存环境与文化价值排序下，智慧被导向了更具即时效益的社会交往与权力博弈的方向上。。

重农轻商。封建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男耕女织”即可自给，统治者只需管好土地与人口就能保证财政与劳动力。皇权为了保持对庞大人口与广阔疆域的控制，把一切社会流动、资本流动视为潜在风险，通过专卖、禁榷、抑商等政策限制经济活动。

特别是儒家学说成为官方正统后，更加强调社会等级、道德与人伦秩序。而商人逐利、流动性强，被认为会冲击“仁义”与社会风气，因而被抑制和歧视，所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商业与手工业被边缘化。

当经济活动被压缩在有限的农业与皇权掌控范围内，财富与资源的高度集中使“君权-官僚-百姓”的上下关系更加突出。

自然科学长期遭冷遇。在封建专权的体制之下，权谋权力、人际博弈占据了社会的主流，”当官发财“、”衣锦还乡“是成功的标配，社会的“实用主义”铸造了单维度的成功定义。在这个氛围中，自然科学的发展很难以得到更好的支撑和激励。

翻开历史，华夏人发明了黑火药，却用来制造烟花炮竹。西方人学习并改良了中国“黑火药”，变成威力更大的“黄火药”，在中世纪用火枪轰开了中国的海防大门。中世纪之前，中国在造船技术达到世界的颠峰，郑和几万人浩浩荡荡的船队“七下西洋”便明是明证，然而到了清代，却被不足二万人的殖民主义者，用“船坚炮利”打得落花流水。

对自然界规律的系统探究同样缺乏激励，所以，自然科学成果往往只在工匠实践中偶然积累，缺少理论化、制度化的传承。像张仲景、张衡、祖冲之等自然科学家不为普通人所知。

即便是在近代，世界正在迅速发展，中国也同样日新月异。但这一百多年来，我们在创新领域、自然科学方面，其实际也没有做出多少真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重大创造性成果。

2025年春节粱文峰推出深度求索的DeepSeek，在人工智能”数据大模型“虽异军突出，但只是其中一个代表而已，中国在人工智能及更多领域还需要去拓展。DeepSeek相比于美国硅谷来说，只是开了一朵”创新的小花”，前程任重而道远。

03

“人治”是中国专制权力的标志。

二千多年的封建专制，让权力高度集中。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因袭绵延，循环往复，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早就定型，很难破题。

从夏商周的贵族共治逐步过渡到秦汉以后的中央集权，“家天下”逻辑让皇权不断强化，排他性也更强。当权力高度集中且缺乏制度性制衡时，治理更多是依赖皇帝与官僚个人的判断、经验和私德，人治成为常态。

这种以“人”为中心的价值体系把社会关系、道德教化置于制度之上，为“看人”、“琢磨人”的权谋文化奠定了土壤。在这种社会大氛围，使得中国人的智慧更多地陷入“与人相处”的谋求和苟合之中。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也必然有政治，而只要有政治，必然有你来我往的斗争，有武斗也有文斗。

长期的皇权统治使“求人、靠人”成为生存策略，读书人以入仕为荣，百姓以服从为安。权谋、人情与门生、故旧等网络不断被强化，进一步稀释了对制度与规则的依赖。当权力不必依赖复杂的法律或契约来维系，也进一步强化了“人治”。

专制制度下的”法律“更多是皇意志的延伸。中国的历代历朝，在专制思维的禁锢下，法律执行依赖官员个人道德与能力，特权阶层常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也同时破坏制度的公信力。"刑不上大夫"现象非常普遍。官僚更是依附于皇权行事，“制度”远不如“看脸色”来得直接有效，于是形成了“凡事靠人”而非“凡事依法”的传统。故“人治”在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占据主导，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和表现。

即便在当代一些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家长制”的人管人依然屡见不鲜，都成为社会职场的标签了。社会权力不受约束的“人治”真是比比皆是，它是中国社会职场的一大特色。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只是一句好听的口号而已，领导意志才是重点，不然你会“死得很难看”、”自己都不知怎么死的”。网络上有一句戏谑的俚语总结得很好：人在官场，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你不服还真不行！

儒家道德政治观也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小农经济与皇权维稳需求创造了客观条件，历代统治者的集权冲动给予制度支持，而社会文化心理的再生产则让“人治”在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占据主导位置。

如此，这般、种种……便成了必然、定势和中国的传统。

04

专制权力之下生存空间的狭小。

儒家文化强调"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观念，强化了大臣的悲剧命运。大臣的生死荣辱完全取决于帝王的一念之间。

封建制度下缺乏对皇权的有效制衡。大臣的权力地位完全依附于皇帝的信任，这种依附性导致君臣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

阅读中国历史，你会发现那些有名的文臣武将，大多数下场都不好。商纣王时的比干，是被掏心而死的；秦朝的李斯，最后是被秦二世腰斩；汉代的韩信，被刘邦给剁了。宋朝名相寇准，为国家立了大功，最后却是丢官罢职，死在发配的路上。

明于谦在“土木堡之变”后力挽狂澜，却因功高震主和卷入皇位继承之争被杀，袁崇焕因擅杀毛文龙和清军反间计，被崇祯帝凌迟处死。

比干以死谏挑战纣王权威，魏徵虽得善终却因直言屡次触怒唐太宗，虽然得了善终，但是死后却被唐太宗“亲仆其碑”，把坟给扒了；从人性的角度细思考量会令人不寒而栗，比干、魏徵等人的悲剧却源于性格刚直不阿。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富有弹性的柔弱，远比一意孤行的刚强更适合在社会上立足，也更适合在这个险恶的世界上生存。

《史记》有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清代鳌拜、年羹尧、隆科多、肃顺，都是没能保住自己的性命，有些不是直接被杀，但下场也不怎么好。

宋代文天祥被俘后宁死不屈，成为民族英雄却又同时触怒了大可汗忽必烈。他的忠义精神超越了帝王的个人利益。这种“天下大义”与“帝王私利”的冲突，注定了他们的悲剧结局。类比现代职场上的生存现状，光靠工作热情和一身正气是不够的，在职场上需要的是头脑和策略。

对统治者来讲，一旦政权被别人“私有”了，那么到时候的公共利益就已经跟别人的私有利益捆绑为一体，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古代帝王需要的是"顺臣"而非"诤臣"。当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冲突的时候，无论公共利益牺牲再大，他也只不过失去了一点点；而只要他的个人利益牺牲一点点，那对他就是一种莫大的损失。

又如宋代岳飞坚持收复失地，却忽视了宋高宗对皇权稳固的焦虑，岳飞被十二道金牌招回时扼腕泣下说：“十年之功，废于一旦！”

岳飞血洒风波亭，他的“精忠报国”当然是对的，但他触犯了高宗和秦桧的个人利益，所以死于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谋杀。岳飞死时年仅三十九岁，显然秦桧是凶手，皇帝赵构是当然的主谋。

客观地说，国与国之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存在绝对的敌友关系，在“政治”这盘大棋局搏奕之中，“军事”只是其中的主要一角而已。

围棋中有一种主动“弃子”高级下法，这种下法是着眼于全局的一种招法。显然岳飞成为秦桧和赵构的“政治弃子”。而岳飞至死未能弄明白这种政治手腕。

张宏杰博士无不感慨地说：

一个过于伟大的人只适合活在纯粹而永恒的历史中，不适合活在复杂而现实的世界里。因为很多人不堪忍受他那刺目的光芒。他的光芒只适合让后人透过岁月的烟尘遥遥仰望，而不适合同时代的人近距离地正视。

政治是一种聪明人的游戏，政治也是妥协的艺术，事实上，政治真正的精髓在于平衡大局。

05

“激进主义”在中国有着十分深厚的土壤。

中国历史古代王朝常通过“变法”、“新政”等激进、理想化的手段应对危机。 “变法”是人类智慧所能做的最惊心动魄的魔术，它能把一个侏儒变成一个巨人，把一个没落的民族变成一个蓬勃奋发的民族，把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

如商鞅变法、王莽改制。但长期缺乏成熟的制度化权力制衡体系，政治变革更多依赖个人权威与道德号召。

中国历史上的“变法”，往往变成“激进主义”，贪大求快，步伐迈得过大。最终会触犯和瓜分利益既得者的“蛋糕”，从而功亏一篑、功败垂成，从而使改革者的下场往往很凄惨。

既得利益集团与改革势力的冲突难以调和，最终以悲剧收场，这也是历史的必然性，这种循环反映了封建制度自我革新的困境。“激进与保守的拉锯，是中国政治的永恒主题。”

从商鞅到王安石变法，到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再到明代中期张居正的改革，直到清末的“戊戌变法”，激进主义始终承载着对“人间天堂”理想化的追求。

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本质是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社会结构的非制度化特征，也是“乌托邦”传统与历史惯性的共同作用。它既是文化深层的“道德优先”逻辑，也是现实困境中寻求突破的必然选择。

激进主义其实就是道德理想主义与现实政治的冲突。这种特质既塑造了中国政治的连续性，也导致了改革常伴随剧烈的社会震荡。在近代，这种激进主义被革命政党转化为“群众运动”的治理模式，从而进一步固化了激进的实践路径。

激进主义在中国的存续，本质上是制度矛盾、文化心理与历史危机共同作用的结果。激进主义的“土壤”本质是历史困境的镜像。伦理政治的“道德理想主义”难以解决现实问题，成为激进改革周期性释放压力的方式。

理解激进主义的土壤，需穿透历史表象，才能直面制度与人性的深层博弈。在近代，救亡图存的紧迫性使激进手段成为“不得不选”的路径。

中国社会常以“中庸”自居，但实际运作中却存在强烈的道德理想主义。这种矛盾催生了“道德激情超越现实困境”的思维惯性。譬如“救亡图存”为道德旗帜，将改革诉求与道德批判绑定，导致激进主义成为主流叙事。

从黄宗羲到康有为，思想家常以“道德重构”为名设计理想政治，这种思维延续至今，成为激进主义的文化基因。

张宏杰老师说：政治是有成败的，成的不一定都是好人，败的也不一定就都是坏人，政治的成败和人格的高下也不是对等的关系。中国历史的吊诡处在于-对者出局。

06

历代王朝总是被腐败击倒。

自秦汉以后的历朝历代，“家天下”的皇权逻辑让国家成为皇帝的私产，皇帝“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百姓与官僚只能被动承担天下之害。权力不受制衡，便从源头上决定了腐败是常态。

王朝建立初期尚能“励精图治”，后期特权阶层奢靡成风，民众对腐败从愤怒走向麻木，丧失对政权的认同。

比方，明清时期中央财政无力负担地方行政成本，从而默许非正式收入体系存在。官员俸禄极低，如知县年俸约45两白银，实际开支需数百两，如此种种制度的不对称，迫使官员通过“火耗”、“羡余”等名目盘剥百姓。

官员要维持体面生活，必须贪污以弥补自身亏空，所以“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便由此而来。譬如，一个京官一年二百两俸禄，但京城的生活费是四百两，还要几千两“孝敬”各路人马，不贪怎么办？规则不行潜规则来替补。到了后来的后来，“财富就像盐水，喝得越多就越渴。”

另一方面，官僚地主通过特权兼并土地，逃避赋税，自耕农破产使税基萎缩，王朝陷入财政危机。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再则，科举制度后期僵化，催生“关系网”而非真才实学，如清代"捐官"制度使腐败合法化。门阀政治下，如魏晋南北朝，官职成为世家大族私相授受的资源。

“欺上瞒下”的官僚文化使改革措施难以落实。“差序格局”下，人情关系常凌驾于法律之上，形成官场保护网。官员面临“忠君”与“顾家”的伦理冲突，易为家族利益腐败，如地方瞒报灾情、税收，中央决策脱离实际等。

监察制度的缺失。古代中国实行君主专制，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及少数官僚集团。地方官员集行政、司法、财政权于一身，缺乏分权制衡机制。监察机构如御史台、都察院本质是皇权的延伸，难以独立监督高层官僚。

肃贪。历代统治者能想到的对策一是“杀”，从肉体上消灭处死贪官；二是“教化”。靠树立典型进行道德感化，手段简单又极端。实际上，既无法从制度上限制权力，也难以形成持续的监督机制，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历代以明太祖朱元璋惩贪最为坚定，这个最低层农民出身的开国皇帝，对官员要求最为严苛。但是朱元璋时期刚立国就出现“刑部放囚、印钞贪藏、税赋加征”等花样百出的舞弊。一旦皇帝和各级官吏尝到权力带来的巨大利益，便会形成顽固的既得利益同盟。

腐败像瘟疫一样迅速扩散，并直接损害最底层百姓与皇帝自身利益，引发频繁的社会的暴动和起义。阅读明史，我看到的是：偏偏是朱元璋定下一系列惩贪祖制的明王朝，腐败得无以复加，最终因腐败而亡国。

监察体系本来应来制衡官僚的监察机构，最终也深陷腐败泥潭，考核流于形式，“徇私情、通关节”成为常态，甚至出现花钱“买都老爷上折子”之类的明码标价交易，监察功能彻底失效。

张宏杰博士在《比小说说还好看的历史书》中写道：

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问题归根到底是“人”的问题，而人的问题，绝大多数又可以归结为“利”的问题。历朝历代，亡国之君惨；亡国之民更惨；可亡国之臣却未必，相反不少人可以借此牟利。

从制度到文化，中国传统的权力结构把“腐败”变成了一种几乎无法根除的常态，最终往往把王朝推向覆亡。历代王朝被腐败侵蚀乃至崩塌，是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

07

战争是常态，和平是短暂且可贵的。

战争会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流离失所，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1000多万人死亡，2000万人受伤；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伤亡9000余万人。基础设施被摧毁，社会秩序崩溃，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如几年前的叙利亚战争使大量民众丧生、家园被毁。

中国历史王朝的建立来自暴力和战争，可以说也是一部王朝更迭史，每一个王朝都建立在前一个王朝的废墟上或者坟墓上的。法国思想家勒庞说：“一切文明都逃不脱由盛而衰的循环过程，而当一个文明开始败落时，摧毁一个破败的文明，一直以来就是大众最明确的任务。”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矛盾斗争表现的极端形式，它是一种零和搏奕。看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无一例外都是恐怖的破坏性。每一场战争所波及的范围内，都是血流成河，白骨千里，生命和财富一起归零。

战争一旦发生，就常常失去控制，它会按照自己的逻辑进行下去。就像马基雅维利说的，“战争可以在你需要时开始，但绝不会在你希望停止时结束”，战争会在血与火中构成了一段段不幸的历史。

战争也会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难民潮给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带来巨大压力和负担，如阿富汗战争产生大量难民涌入周边国家和欧洲的边境地区。战争会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导致能源、粮食等价格飙升，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如持续到现在的俄乌冲突使欧洲能源价格大幅上涨。

纵观世界通史，人类文明发展中，因为领土、资源、宗教等原因的战争从未间断，如一战、二战，冷战时期也有局部热战，局部战争和冲突仍频繁不止。 当今世界，中东、东欧、中国南海等地区冲突不断。如巴以冲突持续升级，俄乌冲突也久拖不决，“世界警察”等外部势力介入使局势更易失控、扑朔迷离。

然而，冲动而好战的人类需要冷静下来，控制和压抑与生俱来的贪婪、残酷和好斗，试着学习妥协、理解和宽容，和平才是发展的基调。当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得益于近半个世纪的和平的国内大环境，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长足发展。

08

结语。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富贵、权力与荣耀，还是苦难、悲伤和耻辱，所有的一切都会随风逝去，只有历史会留下来。

历史文字看上去冰冷无情，但却可以告诉你世界本来的样子。阅读历史的乐趣在于：历史的细节总是充满太多的惊喜和意外，这个世界是循环的、轮回的。历史也是如此，历史它是可以给我们以很大启迪！

唐太宗李世民说：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一个人生下来直至死去，如果未曾了解过他（她）降生之前的历史，并且从未从中吸取之前的一些教训，也许，他（她）思想是永远还没有长大过。故了解历史很重要，特别是中国历史。

历史无论其本身是黑暗还是光明，它都包含着至高的智慧。正确的历史观不是戏谑和膜拜，而是地深刻地解剖它，一个王朝兴是因何而兴；亡是为何而亡？但从宗教的角度，我认为历代王朝无论兴衰，其根源便是佛教中所说“人性”的贪嗔痴所造成的。而人，是太复杂的一种动物，其复杂程度有时让人类自己也瞠目结舌。

本文是写完了、结束了，但我希望这些文字会成为我们重新去思考的开端。

（注：本文小部分评论性文字，取材张宏杰、郭宝平、王觉仁三位老师的原文，如有不妥，敬请留言告知删除！）

参考文献：《比小点说还好看的历史书》、《唐朝原来是这样》（张宏杰、郭宝平、 王觉仁 等著）；《中国人史纲》柏杨著；《历史的细节》（万斛神舟 著）；《细读两宋三百年》（刘路 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