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志平：我是怎样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的

在世界语事业的历史长卷中，中国世界语者的奋斗与成就书写了独特而辉煌的篇章。《中国报道》杂志社原副社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原常务理事侯志平（1937-2023）长期致力于世界语史学研究。他曾编著众多世界语书籍，在十余种国内知名刊物上发表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的研究文章。本文是侯志平对其世界语史研究历程的回顾，让我们一同欣赏！

1963年9月，我调到《中国报道》杂志社从事中文编辑工作。由于《中国报道》用世界语出版，我第一次知道什么叫世界语。当时，我同著名老世界语者冯文洛、陈世德、张闳凡刚好在一个办公室，《中国报道》编辑部的定稿人李奈西也在同一间办公室的里间工作，所以天天见面。工作之余听他们谈及世界语的事，他们也送给我一些书，如《世界语六讲》、冯文洛编的《世界语初级讲座》，使我对世界语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为了工作方便，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同编辑部其他同志一样开始自学世界语（刊物是中文定稿，中文编辑都不懂世界语），基本读完了冯文洛编的课本。但是到1964年下半年我便到河北参加“四清”工作。1965年5月回到北京，不久便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以后我从事杂志经济方面的报道工作，这段时间更无暇学习世界语。

1979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第二次世界语工作座谈会，我作为《中国报道》记者参加了大会的全程采访和报道工作。这次大会具有不寻常的意义，它除总结解放以来中国世界语运动的经验、教训外，还确立了新时期世界语运动的方针，强调了世界语在对外报道和人民外交方面的独特作用，使我对世界语有了全新的认识。在此期间，张企程调到全国世协任秘书长，兼任《中国报道》杂志社总编辑。新的领导班子对刊物进行了改革，增加了中国文化、人民生活和世界语的报道。因我曾学过一段时间世界语，所以被指定从事世界语的报道工作，从此真正走进了世界语的大门。

1981年4月，侯志平（左一）采访巴金

为了做好工作，我开始阅读更多的有关世界语的书籍，了解世界语从创立到发展的过程，进而了解世界语传入中国后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我身边的一些老世界语者冯文洛、方善境、张闳凡、张企程、陈世德、李奈西、李士俊，以及后来的许善述，还有世界语的元老全国世协的领导胡愈之、巴金、叶籁士、叶君健、陈原，正是这段历史的见证人。从此我萌生了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的愿望。

2012年5月，侯志平在世界语博物馆建设论证座谈会上发言

我是很幸运的，因为我从事世界语方面的报道工作，为我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和便利的条件。为了保证《中国报道》杂志世界语专栏的文章如期发稿，我必须及时掌握世运动态，于是我同各省市世界语协会的负责人和积极分子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为了约稿，我同许多知名的老世界语者，如胡乔木、楚图南、胡绳、巴金、叶籁士、陈原、楼适夷、岑麒祥、端木蕻良、刘火子、李益三、史平、卢剑波等同志建立了联系。此外，我还参加了北京世协成立的筹备工作，后又担任常务理事和副会长。

1988年11月以后，我还担任《中国报道》社的领导、全国世协常务理事，从世界语运动的参与者变成世界语运动的决策者和执行人。这些不仅为我及时了解国内外世界语运动准确的信息、从事世界语报道工作带来了许多方便，还为我对世界语运动方针、政策、任务以及世界语在对外宣传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也为我研究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因为今天的活动就是明天的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我还兼任全国世协《世界》杂志的编委和世界语消息、世界语运动历史两个方面的责任编辑，工作也迫使我去搜集有关资料，否则就完不成定期的发稿任务。我从事中国世运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工作已经有三十多年的历史，至今还在做一些研究工作，回顾过去的经历，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第一，要带着工作任务去搜集、整理资料，开展研究工作。这里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1980年，《中国报道》迎来创刊30周年，为了扩大世界语的宣传，社领导决定举办一次“世界语书刊广播展览”，出版一本《你知道世界语吗》的宣传小册子，领导把编辑小册子的任务交给了我。我拟定了编辑大纲，并约请张海平、王继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语组的同志一同来完成这项工作。我负责“什么叫世界语”“世界语在中国”“中国知名人士、文人、学者论世界语”章节的起草工作。

为了完成任务，我查阅了过去出版的世界语刊物、书籍，如《绿光》《世界》《人民世界》《中国报导》等刊物，搜集了大量资料，并按时完成了任务。这本小册子首版印了两万册，之后在大家的建议下，对内容进行充实和修订，1982年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发行，并再版过两次，印数达数万册，在宣传、推广世界语方面发挥了一些作用。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鼓励。由于我掌握了比较丰富的资料，第一次在“世界语在中国”的文章中提出了世界语传入中国的三个渠道和四个发展时期的观点，厘清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历史的轮廓，为日后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开辟了“中国知名人士、文人、学者论世界语”的新的研究课题。第二个例子是据老人们回忆，鲁迅非常赞成世界语，但除了1936年回复《世界》杂志、支持世界语的信件外，其他材料很少。

为了查清鲁迅与世界语的关系，我围绕“鲁迅与世界语”开展课题研究。我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到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查阅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版的世界语书籍和刊物，还阅读了当时的报刊对历史上世界语一些重大活动的报道。此外，我还重点浏览了《鲁迅全集》《鲁迅书信集》《鲁迅日记》《鲁迅年谱》、各种鲁迅纪念文集、研究文集、《新青年》杂志，采访了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以及与鲁迅有关的钟敬文、胡愈之、方善境、孙用等同志，摘录了数万字的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到1981年，我写了长达一万一千字的论文《鲁迅与世界语》，这篇论文的详细摘要曾被我的母校《四川大学学报》发表。《中国报道》也发表了这篇论文的简要稿，受到读者的欢迎，被读者评为1981年最喜爱的文章之一。

第二，针对世界语运动中一些有意义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1986年第71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召开前夕，为了摸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世界语运动的现状，我进行了一次广泛的调查，向各地世协发了一份调查表，主要了解各省、市、县世协成立日期、主要负责人、会员人数、会刊和世界语书籍出版情况、举办各种讲习班的期次和人数、各高等学校开设世界语课的情况，这次调查基本上摸清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中期我国世界语运动的一些基本情况。由于这是我国世界语运动史上规模最大、内容最全、材料最准的调查，这些资料已经成为研究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语运动发展的珍贵资料。

另一次专题调研是在老世界语者中进行的。叶籁士同志提议以表格的形式调查老世界语者的情况。项目包括姓名、世界语名、出生年月、工作单位、通讯地址、联系电话；何时何地向何人学习世界语、在协会内担任过何种职务、对世运有何贡献；翻译、出版过何种世界语书籍和期刊；主要经历；本职工作中有过什么成就、受过何种奖励；现在保存何种世界语书刊等。令人感动的是包括胡愈之、巴金、萧军、端木蕻良在内的一批老世界语者亲自填表寄给了我。上述两次专题调查为我日后编辑中国世界语运动年表、大事记、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版的世界语书刊、世界语者人物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搜集、整理世界语资料是一项枯燥的、琐碎的工作，不仅需要有恒心、耐心，还要做好长期工作的思想准备。比如，各地寄来的世运消息和图片，要一年一年的分类保管，每年整理一个世界语运动大事记；图片要按省分类保管；各地出版的小报小刊也要按省分类保存；中国知名人士对世界语的论述也应按政治界、经济界、军事界、文化界、教育界、语言学界分专档保存；各地出版的世界语书籍、重要期刊还要列卡片记录一些重要信息，如书籍名称、出版年月、出版单位、编著人、译者、主要内容简介等。这些基础性的工作做好了，天长日久，就会形成一个个很有价值的选题，写出一篇篇有特色的文章和一本本书籍。

长期的资料积累、细心的分析研究使我逐渐熟悉了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历史，在这三十多年间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例如，综合性的文章有《中国世界语运动概述》《方兴未艾的中国科技世界语运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世界语运动》《民主救亡运动与抗战中的中国世界语者》《新中国世运50年》等。评论性的文章有《关于现代世界语运动的一些思考》《努力构建和谐世运》《理想、前途、成就》等。

人物类的文章有《鲁迅与世界语》《蔡元培与世界语》《爱罗先珂与中国世界语运动》《黄尊生——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先驱》《悼念许寿真同志》《胡乔木关心中国世界语工作》《我所了解的陈毅与世界语》《缅怀楚老对世界语事业的贡献》《毛泽东与延安世界语题词》（与王彦京合写）、《李奈西——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实干家》《学习巴金，走巴金之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悼念陈原同志》等。编年类的文章有《中国世界语运动百年纪事》《胡愈之生平与世界语活动纪事》《巴金与世界语纪事（1918—1994）》《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大事记》等。这些论文都分别在多家刊物上发表，其中一些论文被评为社科类优秀论文，被收入一些论文集。

在世界语专著方面，1983年出版了《世界语运动在中国》；1999年编辑出版了《胡愈之与世界语》；2002年发表了《中国世界语人物志》（收录在蓝天强主编的《中国世界语者与中国世界语运动》一书的下篇）；2004年发表了《中国名人学者论世界语》（收录在袁爱林主编的《中外名人论世界语》内）。由我担任主编的专著有《世界语在中国一百年》《中国世界语运动简史》。我根据多年搜集的图片终于编成了《与希望同行——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大型画册。这些著作的出版都填补了中国世界语运动史研究的空白。

古语说，集腋成裘，积沙成塔，没有平时一点一点地积累，没有几十年的坚守，就不可能有这些文章和著作。我要活到老，搜集到老，研究到老，为我国世界语史的研究工作尽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