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的那些怪事：不穿黄袍子，还爱叫自己 “官家”

开封府的早朝上，赵匡胤端坐在龙椅上，身上那件赭红色的袍服在晨光里泛着沉稳的光。大臣们低头行礼时，眼角余光瞥见的不是隋唐帝王常穿的明黄，心里却比见了金色还要敬畏。散朝后，新科进士被传召觐见，听见龙椅上的人开口问 “卿从何处来”，惊得差点忘了应答 —— 这皇帝竟没自称 “朕”，反倒用了寻常官吏间的 “官家” 称谓。

这种在后世看来匪夷所思的规矩，在大宋三百一十九年的历史里，却成了代代相传的常态。

要说清这桩怪事，得从赵匡胤黄袍加身的那个雪夜说起。陈桥驿的营寨里，被士兵们强行披上龙袍的将军，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层黄色的分量。前朝的隋炀帝就是穿着这样的袍子，在江都的叛军刀下断了气；后梁太祖朱温抢来的明黄冕服，最终也没能护住他在宫变中被杀的性命。那些染过血的黄袍像个诅咒，让赵匡胤登基后第一件事就是换掉常服的颜色。

他命人取来赤赭色的绸缎，亲自在上面绣上简化的龙纹。臣下不解，说黄色乃是五行中的土德象征，本朝承继火德，用赤色虽合礼法，却失了天子的威严。赵匡胤捏着衣角笑了，说当年在周世宗手下当差，见他穿明黄时总觉刺眼，如今自己坐上这个位置，才明白太过扎眼的颜色，反而招风。

这话并非随口说说。北宋皇宫的库房里，其实一直备着全套明黄礼服，郊祀祭天的时候总得拿出来穿。但每逢初一十五的朝会，或是日常处理政务，皇帝们更爱穿赭红或绯红的常服。有次宋仁宗深夜批阅奏折，贴身太监想为他换上更隆重的黄袍，却被斥退：“朕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穿得太扎眼，反倒生分了。”

这种刻意淡化的帝王气象，在称谓上体现得更明显。“朕” 这个字自秦始皇定下以来，就是天子的专属自称，可宋朝皇帝偏要用 “官家”。有个从南唐投降过来的老臣，第一次面圣时听见宋太祖自称 “官家”，当场吓得跪地不起，以为是新帝在试探自己。

其实这 “官家” 二字，藏着赵匡胤最深的政治算计。他本是后周的殿前都点检，靠着兵变上位，最怕人说他得国不正。登基后第三天，就召集老臣商议改称呼的事。宰相赵普提议用 “陛下”，他摇头；有人说用 “圣上”，他还是不满意。直到听见史官说起 “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才拍板定下 “官家”—— 既显公平，又含私属，正好堵住那些说他篡权的嘴。

到了宋太宗时期，这称呼又添了层新意思。某次殿试，有个考生在策论里直称 “朕躬”，阅卷官吓得要治他不敬之罪。赵光义却笑着把卷子还回去：“他写的是尧舜的‘朕’，朕当得起这个字，但平日还是叫‘官家’自在。” 这话传到宫外，士大夫们都说赵家皇帝懂道理，不像前朝那样把天下当成自家私产。

宫里的规矩也跟着变了。内侍省专门立了块牌子，写着 “非祭祀朝会，不得称朕”。有个新来的小太监不懂事，在给真宗递茶时说了句 “陛下渴了吧”，被管事太监罚了三个月月钱。后来这规矩传到民间，说书先生讲宋史，都得特意说明 “宋帝自称官家，以示与士大夫共治”。

最有意思的是宋仁宗庆历年间的一桩小事。当时西夏犯边，参知政事范仲淹要上前线督战，临行前向皇帝辞行。赵祯穿着件紫色常服，坐在偏殿的竹椅上，手里还剥着橘子。范仲淹刚要行礼，就听见他说：“范相公坐下说，官家这几日正愁边防的事。” 旁边的太监想插嘴，却被皇帝瞪了回去：“这里没你的事。”

这场景要是放在唐朝，怕是要惊掉满朝文武的下巴。可在宋朝，大臣们见了反倒觉得亲切。后来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写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字里行间都带着这种君臣无间的气息。

宫里的衣袍颜色也有讲究。除了祭天用的明黄礼服，皇帝的常服从赭红到绯红，再到宋孝宗时期开始流行的绛色，总之就是离明黄远远的。有次徽宗画《瑞鹤图》，特意把自己画成穿绯色圆领袍的样子，旁边的侍臣提醒说该用黄色才合古制，他却摆摆手：“画里的事，随心就好。”

这背后藏着的，是宋朝独特的治国理念。宋太祖杯酒释兵权时，就对石守信等人说：“我若天天穿着黄袍在你们面前晃，你们夜里能睡安稳吗？” 后来制定《宋刑统》，特意加了条 “臣下非特旨不得着明黄”，却没说皇帝必须穿。史官解释说，这是 “示天下为公，不以服色别尊卑”。

到了南宋，偏安临安的皇帝们依旧守着这规矩。宋高宗在海上逃难时，身上穿的是件粗布赭色短褂，和随行的士兵没两样。有个渔民见了，说他 “穿得还没我体面”，旁边的侍卫要发作，赵构却笑着说：“官家本来就该和百姓一样。”

这种不强调君权至上的做法，让宋朝成了个奇怪的时代。大臣敢在朝堂上跟皇帝吵架，史官敢把皇帝的错处写进实录，就连市井百姓编的杂剧里，也敢拿 “官家” 开涮。有出叫《打銮驾》的戏，演的是包拯拦住宋仁宗的车驾，逼着他收回成命，台下看的百姓拍手叫好，宫里的太监见了也只当没看见。

绍兴年间，有个叫陆游的举子，在试卷里写 “官家若肯开言路，何愁中兴不成”，考官不仅没降罪，反而把他取为进士。后来陆游在诗里写 “但悲不见九州同”，那份对朝廷的赤诚，或许正源于这种不把皇帝当 “朕” 的氛围。

宫里的龙袍样式也悄悄变了。唐朝的龙袍上，龙纹张牙舞爪，金鳞闪闪；宋朝的龙却多了几分温和，有的甚至像条鲤鱼。徽宗年间做过件常服，上面绣着九条团龙，却是用银线绣的，远看像暗纹，不仔细瞧根本发现不了。有外国使臣来朝见，回去后写见闻，说大宋皇帝 “衣不似君，言不似帝，却得万民拥戴”。

有次宋理宗过生日，大臣们联名上奏，请求恢复明黄常服和 “朕” 的自称，说这样才符合 “天命所归”。理宗把奏折放在一边，对宰相说：“我爷爷当年在五国城受辱，靠的不是穿什么颜色的袍子，而是百姓心里的念想。如今我要是改了称呼换了衣服，倒像是忘了本。”

这话传到民间，有个老秀才写了首诗：“赭袍不换黄龙色，官家自称比朕亲。莫道宋室无刚烈，民心才是真龙鳞。” 后来这首诗被收录进《宋诗纪事》，成了这段奇特历史的注脚。

直到祥兴二年，崖山之战的火光里，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昺跳海时，那孩子身上穿的还是件绛色龙袍。船上的士兵听见他最后喊的是 “我大宋官家，不当亡国奴”，声音不大，却让无数人跟着纵身跃入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