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茶驭番”：明代官营茶马贸易的建立及其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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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叁拾玖期

一、“以茶驭番”：明代官营茶马贸易建立的背景

（一）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

茶马贸易是我国古代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中原的汉族聚居地区之间进行的一项历史悠久的大规模集市性贸易活动。它起源于唐，兴盛于宋，至明代发展到顶峰，延续了近千年的时间。这一贸易活动的形成与发展与我国特殊的自然地理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我国大致以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为界分为农区与牧区，古代汉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属于农区，而北部和西部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则属于牧区。牧区的生产方式使少数民族的饮食结构以青稞、肉类和奶酪等乳制品为主。“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

在这种饮食结构下，茶叶成了少数民族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而茶叶喜温暖多雨的气候环境，适合生长在农区，马匹耐寒而畏热，适合生长在牧区，它们各自的生长习性又导致了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必须进行互通有无的贸易活动。

图1青稞田园

（二）明初的政治经济状况

“西番”是明代对藏族聚居地区的称呼，包括了今天青海、西藏及甘、青、川交界等地区。1368年，徐达率领明军攻陷元大都，元顺帝北逃，元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统治结束了，但其残余势力仍然盘踞漠北，对中原有所威胁。为了防御蒙古，同时防止蒙古各部联合“西番”南下骚扰中原地区，明廷效仿汉武帝“断匈奴之右臂”的措施，对与蒙古相邻的“西番”地区采取以茶马互市为主要措施的羁縻政策，从而实现在战略上孤立和打击蒙古各部的目的。

有明一代，鞑靼和瓦剌两部势力此起彼伏，北部边疆安全问题一直是朝廷的心腹大患。为了抵御蒙古各部再次南下，明廷需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来保障北方边境的安全。但由于明廷丧失了对蒙古草原的控制，无法大量畜养高质量的马匹，缺马的情况十分严重。另外，受到元末战乱影响，川、陕地区的茶叶产量较之宋代大幅减少。洪武初期，四川、陕西汉中茶叶经济凋敝，茶叶年产量大概在一百万斤左右，这一数字大大低于宋代蜀地年产茶三千万斤的记录。在这样的情况下，朱元璋认为“制夷狄之道，当贱其所有而贵其所无耳。我国家榷茶，本资易马，以备国用。今惟易红缨杂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夷狄哉”。明廷想要获取更多的战马，就必须由政府来垄断茶叶的生产与经营，提高茶叶的价格，控制茶马的比价，推行贵茶贱马政策。为了长久维持这种贵茶贱马的茶马比价体系，就必须利用政府的强制力来建立起一套官营茶马贸易体制，同时严厉打击茶叶走私活动。

（三）“以茶驭番”政策的内涵

图2明代司马台长城

基于上述种种现实状况的考量，明廷针对“西番”诸部制定并贯彻执行了“以茶驭番”的民族政策。梁材在《议茶马事宜疏》中解释这一民族政策，认为：“国家设立三茶马司，收茶易马，虽所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所以系番人归向之心……盖西边之藩篱，莫切于诸番；诸番之饮食，莫切于吾茶。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故严法以禁之，易马以酬之。禁之而使彼有所畏，酬之而使彼有所慕。此所以制番人之死命，壮中国之藩篱，断匈奴之右臂者，其所系诚重且大，而非可以寻常处之也。”由此可见，“以茶驭番”的民族政策是建立在“西番”诸部对中原地区茶资源极度依赖的基础上的。该政策是明廷控制和驾驭“西番”的主要手段，也是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确立、茶马贸易达到政府高度垄断程度的主要原因。

图3中国画《俺答封贡》（画家：殷会利、钟捷、范新国）

“以茶驭番”政策虽脱胎于唐宋时期的羁縻政策，但与羁縻政策相比，它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唐宋的羁縻政策针对的是周边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而明代的“以茶驭番”针对的只是“西番”诸部，其核心诉求是离间“西番”诸部与蒙古的关系，使之成为明廷抵御和对抗蒙古的“藩篱”。其次，唐宋的羁縻政策手段多样，包括和亲、册封、互市等多种政治经济手段，而“以茶驭番”政策则较为单一，主要是以茶叶作为控驭“西番”诸部的手段。明廷严格控制着茶叶资源，以防止蒙古各部拥有茶叶资源来破坏“以茶驭番”政策。例如，隆庆五年(1571)俺答汗封贡后，明廷北方边境的紧张局势缓和，俺答汗多次请开茶市，明廷也只是象征性给予俺答汗少量茶叶以示安抚，始终拒绝开放茶市。这便是出于防止蒙古掌握茶叶资源以控制“西番”的考虑。

二、“明制尤密”：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建立

明代的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继承自宋代，但与宋代相比更为成熟、严密，达到了空前垄断的程度。《明史·食货四》称：“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在“以茶驭番”政策的指导下，明廷对茶叶从生产到贸易的各个环节都进行了严密的监管，建立了包括茶马司、茶课司等在内的庞大的组织管理机构，推行榷茶制度、金牌信符制度等来完全垄断和控制茶马贸易。同时，为了能够确保“贵茶贱马”，明廷还实施了官定茶马比价。

（一）机构设置

为保障官营茶马贸易的顺利运行，明廷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机构进行管理，包括负责主持茶马贸易的茶马司、负责茶叶征收和贮存的茶课司、负责掌管茶引的批验所、负责茶叶运输的茶运所和为打击茶叶走私而设立的巡茶机构等。

茶马司是主持汉藏茶马贸易最主要的机构，最早设置于洪武五年（1372），主要职能是从川陕产茶区收购茶叶并运往西陲边地，主持和处理汉藏间的茶马贸易，严厉打击私茶贸易以保证官营茶马贸易的顺利进行。茶马司虽然位卑，但在茶马贸易中明朝廷赋予了它极大的权力。

图4现存唯一的古代茶马交易官衙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雅安市名山区新店镇长春村

表10-1是明代茶马司设置的大致情况。从表10-1中可以看出，明代的茶马司大多在明太祖洪武年间就已经设立，之后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这说明“以茶驭番”政策作为国策在朱元璋时期制定后，终明一世始终贯彻执行。另外，从地理位置上看，茶马司设置的地区大多在今甘肃、青海和四川的汉藏交界处，说明有明一代朝廷的战马来源更多依赖西北和西南的藏区。

表10-1明朝茶马司一览表

除了茶马司之外，明廷还在川陕产茶地区设置了茶课司负责茶叶的征收与贮存。茶课司的主要职责是把从农户手中征收来的茶叶运到茶仓进行储存，接着再将茶叶从茶仓运送到边境的茶马司，由茶马司与“西番”诸部进行贸易。批验所的主要职责是掌管茶引，严厉打击私茶，同时为茶叶的运输提供支持。茶运所的主要职责则是运输茶叶到茶马司进行交收。

为了打击茶马走私和监察负责茶马贸易的官员，明廷还建立了严密的巡茶机构，洪武年间朝廷便建立了行人巡茶机构以监察各地茶叶榷禁政策的执行情况。永乐年间派遣御史前往洮河等处巡视茶务马政。成化年间派遣巡茶御史，但因“番人不乐御史，马至日少”，于是“取回御史，仍遣行人”。°正德二年（1507）重设巡茶御史，并理马政、茶法，每三年或两年轮换一次，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巡茶御史衙门。明代对走私茶叶的惩处一直极其严厉，洪武三十年（1397），驸马都尉欧阳伦就因数次走私茶叶出境而被朱元璋赐死。

图10-5嘉靖年间主持扩建天水伏羲庙的巡茶御史（洪漠如摄于甘肃天水）

《明会典·茶课》称：“凡中茶有引、由，出茶地方有税，贮放有茶仓，巡茶有御史，分理有茶马司、茶课司，验茶有批验所。岁遣行人赍牒文于行茶所在，悬示禁约私茶，出境拨军官把守巡视。"通过这些机构的设置，明廷牢牢地掌控了茶叶的生产、运输和销售，从而保证了政府能够高度垄断茶马贸易。

(二)制度建设

1.榷茶制度

榷茶制度指茶叶专卖制度，明廷通过该制度掌控了国内茶叶的生产与流通，为官营茶马贸易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明廷在内地和川陕分别实行了不同的政策。在内地，明廷实行茶引法，商人贩茶须向政府具报所买额度和行茶地区，“纳钱请引，引茶百斤，输钱二百；不及引曰‘畸零’,别置由帖给之”。茶引、茶由相当于茶商纳税后政府发给的运销执照。茶与“引”“由”必须相随，“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人得告捕。置茶局批验所，称较茶引不相当，即为私茶。凡犯私茶者，与私盐同罪。私茶出境，与关隘不讥者，并论死”。在川陕两省，明廷完全禁止私人贩茶。政府对茶户实行清审，将茶园、茶株等登记在册。不论官营还是私营茶园所产的茶叶均须课税，并由茶课司统一征收，用于进行茶马贸易。

2.金牌信符制度

金牌信符制度是明代官营茶马贸易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它的建立标志着明廷对茶马贸易的垄断程度达到了巅峰。洪武年间为规范茶马贸易，防止官员假借皇命，骗征“西番”马匹，朱元璋将41面金牌发放到少数民族部落中，作为进行茶马贸易的官方凭证。朝廷征集马匹时，使臣须持有金牌信符，勘合无误后才能交易。金牌信符制度的严格控制引起了“西番”诸部的严重不满，加上后来管理不善，金牌逐渐散落，该制度随之废弃。嘉靖年间，明廷改造勘合，分给诸番，要求诸番依期纳马，明廷酬以茶叶，但若不按时纳马，明廷就将调军征剿。从此，勘合制度取代了金牌信符制度。万历之后，私茶贸易盛行，明廷无力维持该制度，官营茶马贸易体制不断衰落。

图6明朝用于茶马互市的金牌信符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金牌信符制度之下，明廷向“西番”征收的马匹属于一种“差发”,具有定时、定量、定价的特征，表现出明显的强制性，是一种封建贡赋形式。但是，这种“差发”又不同于汉地人民无条件缴纳的赋役，它在缴纳之后，明廷会酬以茶叶。以马为赋、酬以茶叶的做法，既显示出藏区已纳入明朝版图，藏区人民有义务承担赋税，同时也表现出明廷对藏区统治的变通性。

图中金牌信符现藏于青海省贵德县博物馆，该信符正面铸楷书“信符”二字，背面铸篆文12字：上部分为“皇帝圣旨",下部分左边是“合当差发”,右边是“不信者斩”。

(三)官定茶马比价

明代的茶马比价受到官方控制。明廷自洪武年间就实行的贱马贵茶政策，为其在与“西番”诸部的茶马贸易中获取了不小的经济利益。

弘治末年，杨一清负责整顿西北马政，他曾上奏称：“臣今年正月间，量发官银一千五百七十余两，委官前去，收买茶七万八千八百二十斤，计易过儿、扇、骒马九百余匹，若用银买，须得七千余两，其利如此。"从他的奏疏中，可以看出官营茶马贸易中的马价要远远低于正常的市场价格，明廷通过贱马贵茶的政策，打压马价，抬高茶价，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这种极不合理的茶马比价，违背了等价交换的原则，自然也受到了“西番”的强烈抵制，导致了私茶盛行，也造成了明代官营茶马贸易的日益衰落。

三、“固番人心”:明代官营茶马贸易的历史意义

(一)保障边疆地区的安定

终明一代，北方蒙古所造成的边防压力始终很大。明廷与蒙古诸部长期对峙的状态，使其无法从北方草原获得需要的马匹。一方面，明廷通过汉藏间的茶马贸易，从藏区获取了大量战马，加强了其北部边疆的防御能力，也达到了“用茶易马，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的效果。

另一方面，茶是藏区少数民族生活的必需品，“只要这些需求得到满足，他们都会亲附中原，与之和平共处，这样边疆便处于稳定状态；反之，当他们通过和平的方式无法满足其基本的生活乃至生存需要时，往往采取特殊的手段，即对中原农业区发动以掠夺生活资料为目的的战争和武力入侵”。明代中期，西北边疆就曾因明廷一度中断茶马贸易而发生“盗边”之祸。所以，与藏区积极开展茶马贸易，不仅能使明廷获得大量保卫北部边疆的战马，也能安抚“西番”诸部，保障西北边疆的安定，为后来清王朝的进一步统一奠定基础。

（二）推动经济文化的交流

茶马贸易使汉藏民族形成了相互依赖和共同发展的经济共同体。通过茶马贸易的开展，藏区同内地之间的交通得到发展，如洪武年间“碉门至岩州道路宜令缮修开拓，以便往来人马，仍量地里远近，均立邮传，与黎、雅烽火相应”。著名的茶马古道更是重要例证，它在汉藏人民共同努力下发展起来，是汉藏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走廊，推动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图7中原地区短缺的骏马

除了交通得到发展建设，多座城镇也因茶马贸易而兴起，进一步推动了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始建于明代洪武年间的丹噶尔城，因茶马贸易而繁盛一时，成为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贸易集散地。来这里的藏商不仅带来了马匹，还带来了牛、羊、象牙、玉石、皮毛、药材等土特产。他们在丹噶尔城除了买回茶叶，还买回了丝绸、瓷器、酒肉等商品。这些经贸活动助推了汉藏间的全面物资交流，促进了汉藏经济的共同发展，也提高了汉藏等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

图8夕阳下的丹噶尔古城(位于今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

茶马贸易发展也加速了茶文化的传播，茶在进入藏区之后与当地的习俗相结合，形成了带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茶文化，客观上刺激了西藏民间相关工艺的发展，也促进了汉藏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另外，茶又通过藏区外销到中亚、南亚等地区，推动了茶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

（三）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

茶马贸易以经济方式把不同地理区域、不同生产方式和不同风俗文化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使中原汉族与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有了更为广泛的接触，双方在交流交往中互信，从而产生了更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必然会加深民族交融，推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与巩固。特别是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官营茶马贸易的不断衰落，民间贸易日益繁荣起来，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交融，加强了民族团结。晚清时期，英国千方百计地想要将印度茶打入西藏市场，不惜低价倾销，但“藏族人民宁愿以高出印茶十倍的价格购买川茶，而置印茶于不顾”，“英人贝尔身历藏区，目击藏族人民对川茶和印茶的好恶，他不得不承认号称‘最名贵’的印茶，在西藏市场上也无能与川茶竞争”。藏区人民购买高价川茶而抵制廉价印茶的行为，深刻体现出了这种近千年来因茶马贸易交流而形成的“谁也离不开谁”的民族关系，彰显出了汉藏间深厚的民族感情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这也正是我们今天能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历史渊源之一。

文章作者

江苏省连云港高级中学唐晓文

江苏省连云港教学研究室董淑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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