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学讲台到孤独症干预，“跨界教授”10年只做一件事

一个大学副教授，一场因女儿健康而起的困境，让她从土木工程的讲台，走向了孤独症干预的“荒漠”，这一走就是十年。

如今，已经退休的曹永红还在为她的“副业”而求索。

年轻时的曹永红

1始于 “想让孩子好好长大” 的朴素心愿

曹永红的人生转向，始于一场持续三年的育儿焦虑。彼时她是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副教授，站在讲台上教着技术经济学，生活本该按 “评职称、做科研” 的轨迹平稳向前。

直到女儿 2 岁半时，长期扁桃体化脓打破了所有平静 —— 孩子每月都要输液，医生一句 “可能引发肾炎、脑炎”，让她陷入了近乎偏执的恐慌。两三岁正是好动、喜欢探索的年纪，但因为担心女儿“沾染细菌”，影响扁桃体，曹永红开始对女儿“严防死守”。

她一天能对孩子发十几次火：孩子好奇摸摸碰碰外面的东西，她会严厉阻止；孩子想玩个什么，她会拒绝并拉走。女儿扁桃体反复化脓，让她焦虑崩溃到极点，而曾经性格开朗的女儿，渐渐变得胆小敏感，她开始怀疑：“会不会是我有问题？”

曹永红和她的女儿

一直到女儿 5 岁多，一位儿科医生点破了恶性循环的关键：“扁桃体长期化脓，是孩子焦虑导致抵抗力下降。” 曹永红这才醒悟，自己的焦虑再加上女儿在 “老师用竹竿敲桌子施压” 的幼儿园里的恐惧，这些早已形成了互相撕扯的闭环，一点一点在压垮孩子的健康！

看着女儿被如此折磨了三年，她很自责：“女儿当时看我的眼神都是惊恐的，这是非常刺痛我的。”说起那三年女儿每月去医院打点滴的经历，曹永红的眼里依然还有未散去的心疼和愧疚。

因为女儿，她开始关注家庭教育，希望能为孩子找到一条可以“好好长大”的路，也希望让更多父母能懂得“家”的重要。之后的三年里，她利用教学之外的时间学习各种教育理念，还特意赴宁夏银川参加蒙氏幼儿教师培训，还想把蒙氏教育模式引入重庆，但最终也没实现。

“奋斗了三年还没有结果，那我还可以做什么？”曹永红有些不甘心，索性自己创办了一个家庭教育工作室，“如果蒙氏无法在重庆落地，那我就直接去教育家长！”这个想法推着她在家庭教育这条道上又走了6年。

曹永红在给家长们培训

当时的曹永红一定想不到，这9年家庭教育实践的沉淀和这份对 “家庭影响孩子” 的坚信，后来成了她未来10年闯入孤独症领域的核心底气。

2困境交织，在孤独症领域的 “荒漠” 里独行

2015 年，一次公益创投的契机，让曹永红误打误撞进入孤独症干预领域 —— 本想为工作室的妈妈们谋些福利，但基金会要求项目必须 “服务弱势儿童”。她从她的老师那儿了解到有孤独症这样的特殊群体，尽管此前她从未接触过孤独症孩子，却凭着 “孤独症孩子也是人” 的想法提交方案，意外获批。

可真正踏入这个领域，她才发现自己站在了一片 “荒漠” 之中，困境层层叠加。

第一重困境：行业误区的冲击。

2015年为了做好这个项目，她外出参加培训。那是她第一次“大批量”接触学龄期孤独症孩子，给了她很大的冲击：现场有二三十个8-10岁的孩子，这些孩子说话全都不应景。“我很纳闷，不明白为什么好好的孩子会这样？明明是会说话的，但是说得非常奇怪。”旁边有个特教老师对她说：“是ABA训练出来的。”

那时她才听说ABA ，了解一圈之后，才知道市场上的机构几乎都是ABA，只有她在做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只有她认为需要调整家长、家庭关系、养育方式。她觉得孤独症干预领域就像一片荒漠，除了ABA，几乎寸草不生，而她还是决定踏进荒漠。

在幼儿园做培训

“这十年很大的感受是，我觉得自己很孤独。（在重庆）好像只有我在做家长的工作，其他机构都是针对孩子。“曹永红一只手手扶着额头，眼神瞟向上方，独自承受的“孤独”不为人知。

她去别的机构考察，看到孩子被月牙桌卡在角落一张张认卡片，看到老师拿薯片像训练小动物一样给孩子练眼神……这些做法令她匪夷所思、目瞪口呆。“我是做儿童教育的，这些方法就是违反发展心理学的，完全剥夺了孩子的自主性！孩子是通过感知去探索和认识世界的，拿个卡片去教，简直太过分了！”

讲到卡片教学，曹永红显得很激动。前一刻的孤独感，化成了眼中的愤怒。

“我完全不能接受用这种方式去对待孩子，在我的机构，我们只做跟随式的教学，给孩子安全感和自主感，是我们必须坚持的原则。按照心理理论，儿童早期的安全感和自主感是非常重要的心理发展基础，我不明白在孤独症这个领域，为什么这些都被扔掉了？”她非常笃定地相信，发展心理学理论和她多年普通儿童教育的经验，同样适用于孤独症儿童。

她并没有因为这个行业里“大家都这么做”，而怀疑自己的理念，也没有因为“只有自己这么做”的孤独，而停下来。她知道自闭症孩子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她希望能在这片“荒漠”里，播下一颗种子。

和孤独症孩子在一起

第二重困境：家长认知的壁垒。

“我提出来的是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不是一个干预疗法。”曹永红给自己做的事下了个定义，她觉得孤独症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除了先天基因还有后天环境的影响，这本身就构成了一个系统。单靠一种方法很难解决，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形成一个系统的方案，才能把这件事最后达成。

她提出的“整体式干预”模式以“家长支持为主”—— 家长要上集体课学发展心理学，需要做个体心理咨询，孩子每周只上 1 次课。可很多家长来了就问：“你们怎么不教孩子说话、不认卡片？”“大多数家长认为有‘病’的是孩子，我给你钱，你就使劲整孩子，把我孩子搞好就行。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对孩子的影响。”曹永红说，“有个孩子来评估的时候状态还不错，有互动能数数，但是爸爸坚持要教知识，硬逼着孩子学，而且夫妻矛盾很大，还拒绝做家庭调整，最后孩子发展成重度孤独症。”

不理解的家长不在少数，甚至一些人来她那儿看一眼就走，没人愿意相信 “孩子少上课、调好家庭” 能有效果。“所以这十年，我们没有一年招生是容易的，哪怕有公益基金的支持，家庭只需要承担一部分费用，哪怕我们的孩子上学不陪读率有50%，仍然还是很少人来咨询。”

开展家长活动

曹永红认为家长的认知改变非常必要且重要，她把普通儿童比作绿萝，把孤独症儿童比作兰花。同样是植物，绿萝普通人随便就能养好，但兰花比绿萝敏感脆弱得多。要养好兰花，得懂园艺，父母得成为园艺师，去控制温度、湿度、土壤的酸碱度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家长需要学习，需要了解发展心理学，需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家长变得专业，才能调理好土壤，老师能做的是施肥、浇水。但是如果土壤板结，养分就吸收不了，孩子成长改变就很困难。”

这套理念和方法曹永红推广了10年，依然艰难，但依然坚持。

3

跨界教授的“颠倒”人生

为了孤独症孩子，曹永红把自己的人生 “倒了过来”。

她曾是土木工程领域的潜力学者 —— 在设计院一年半就成为项目负责人，比常人快了近三年；站在大学讲台，专业课程她烂熟于心，受学生爱戴。

曹永红与她的学生

可自从踏入孤独症领域，她把 70% 的精力都挪了过来：科研项目全停了，职称，不重要了。原本能在土木行业轻松获得的高收入，也不重要了。

“其实就损失这点东西。”她说得轻描淡写，名利在她眼里仿佛没有重量。

丈夫调侃她把大学教授当副业，把特教当主业，她也乐在其中。“土木工程不缺一个你，但是孤独症行业需要绿洲。”她的丈夫这样评价她的取舍，家人的支持溢于言表。“如果我能帮到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的未来就有希望。这对我来说就是特别大的价值感！”

在曹永红的实践里，冬冬是最让她难忘的孩子，也是 “家庭整体式干预” 最鲜活的见证。这个 1 岁 10 个月的孩子，被重庆两位知名诊断专家判定为重度孤独症，未来几乎无希望。

曹永红回忆6年前，第一次见到冬冬时，他眼睛里没有东西，对满桌的玩具、零食毫无兴趣，只执着地沿着桌子边缘一遍又一遍地摸来摸去，接着从这面墙摸到那面墙，不停地重复这一个行为。

曹永红和孤独症孩子互动

曹永红至今记得初见时的揪心，“我当时感觉是，完了，这孩子没法弄了，连吃的都不感兴趣。”就是这样一个被医生断言“干预得好，以后就是傻子，干预得不好，就是又傻又自闭”的孩子，在曹永红团队6年的支持下，就像换了个人，不仅上了小学，成绩排在班级前五，还能参加围棋比赛。而冬冬妈妈也在曹永红帮助下进行了长达6年的心理咨询，从焦虑崩溃到用心陪伴；爸爸从“质疑干预价值”到“主动调休陪孩子上课”，温暖的家庭氛围成为孩子成长的 “沃土”。

不过，曹永红的目标更大一些：“能正常上小学只能算一个里程碑的成果，不是最终的成果。我最终想要的是这个孩子未来能够独立工作，独立养活自己。”

尽管她误打误撞进入这行，凭着教育普通儿童的一套来对待孤独症儿童，也确实有很多像冬冬这样的案例，但是招生依然很难。“市场的认知很难转变吧，主流还是觉得是孩子的问题，得‘治’孩子。”曹永红说今年更难了，因为公益基金要压缩预算条目，孤独症这一块只针对孩子做补贴，而她主要的工作内容是针对家长，所以批不下来了。

没有了公益基金的支持，机构的生存犹如雪上加霜。去年已经退休的曹永红，还要为她的“副业”寻找出路……

她说：“我见过 19 岁孤独症孩子的爸爸最终跳楼的悲剧。我多撑一天，也许就能多一个家庭不用走到那一步。” 她说这句话时，窗外的阳光刚好落在桌前的绿植上，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

本周五晚8：30【暖星社区】大咖直播，请到曹永红老师，和大家一起探讨【怎样的干预能让未来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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