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派新闻陈冬艳：写作永远是有意义的｜媒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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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派新闻陈冬艳：写作永远是有意义的

✍整理：代 婷 赖榆美

编辑：肖露荷

陈冬艳

九 派新闻 时事中心政经研究员，目前聚焦城市发展议题，负责交通、教育、文旅三大方向的研究，同时参与武汉重要时政报道。曾任九派新闻社会部全媒体记者，多次前往突发事件现场采访。

代表作品：

泸定湾东村震后新年：得知家园无法重建，幸存者从安置点搬进熟人的毛坯房，外出打工还助学贷款

震后，积石山的打工人走在返乡路上

当癌症患者来到“世界长寿之乡”：房东从租房时限判断患者寿命长短，酒店房间有料理台和洗菜池

抵达震区，在物资车的颠簸中捕捉因震返乡的打工人的故事；投身政经领域，为解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花费数日做案头工作……作为一名从社会新闻领域成功转型至政经新闻领域的记者，陈冬艳在从业过程中不断成长。

做社会新闻时，她深刻感知到“突发报道宜早不宜迟”的重要性，在采访中用真诚打破信任的壁垒，通过观察环境、记录交通轨迹等方式培养对新闻现场的敏感度，不断挖掘更多深度的细节。

但当在快节奏中感到浮躁，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低落情绪”的恶性循环时，她转型政经领域，从零开始学习产业知识。从解读安徽汽车产量数据到分析《长安的荔枝》背后的冷链物流产业，她在陌生的领域逐渐找到属于自己的叙事风格，用细腻的观察让严肃深奥的话题变得生动可感。

如果说社会新闻让她得以连接不同的群体，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温度，那么政经新闻则让她跳出微观的视角，看到世界的多元与广阔。

也许你是初入社会新闻领域的新人，正为“如何做好突发报道”感到迷茫；也许你是面临转型的记者，正纠结于自己与新闻的关系。针对这些情况，陈冬艳分享了自身的经历与感受，相信你能从中获得启发。

以下是陈冬艳的讲述：

做稿的前期准备

做突发报道的原则之一就是“宜早不宜迟”，一定要尽早出发。跑得越快，一方面是为了保障稿子的时效性，另一方面也是在跟现场环境的变化争取时间。比如很多地震现场会封路，错失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的机会，建议大家在刚发现选题的时候就立即出发。

我个人习惯常备出差包。这个包以轻便为主，内装常用药物、干粮、取暖物资、3C充电宝，它能帮助我更从容地应对地方偏僻、环境恶劣等各种现场状况。

即使没有办法立刻赶往现场，我们也可以开始找人、查阅当地的资料、思考做题的角度，因为报道永远是从事件发生的那一刻开始的。不少人好奇我在操作
震后，积石山的打工人走在返乡路上这个选题时是如何确定“打工人走在路上”这一角度的。在出发到抵达震区的这段时间，我对积石山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联系相关人员，了解灾难的成因和影响、当地的经济来源等等。检索之后，我发现这个地方地理环境比较偏僻，于是由此猜想“是否有很多人会外出打工？”

最终选定这个角度，还有一个原因是它的可操作性。在乘坐物资车前往震区时，我可操作选题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加上我想要完成采访的心情十分迫切，所以当晚抵达现场就一直在珍惜时间积累素材，直到第二天撤离，实际采访的时间大概是一个晚上和半天。我当时的心态是：稿子未必能发，但我既然来了，就必须先做、先写。

陈冬艳赶往震区时备忘录的内容

在这种时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怎么为采访做准备呢？除了前期的案头工作，我也会定期去做稿件复盘。在某一个灾害发生后，我习惯做相关稿件的复盘，梳理媒体报道的关键问题以及切入角度。有的是聚焦亲历者的讲述，有的是在后方做专家分析，这些都能提供一些信息。大家关注的对象都有谁？特殊的亲历者群体通常会被关注，比如老人、婴幼儿、孕妇、残障人士，还有特定的场所，像学校、养老院、福利院、医院。此外，我也会对当地的特殊性展开复盘 —— 发展水平、经济来源、天气、地理位置、人文底蕴 …… 在第一轮对亲历者故事、伤亡数字、伤亡人员的现场报道结束后，次生灾害、灾民的群体性安置、心理援助等信息也会得到关注，其他报道中还会隐藏着专业组织的联系方式，我们也能从中获得启发。

采访方法论

如何完成采访？以一场地震为例，有三个重要考量。

第一个是去哪里的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到现场，最核心的信源除了发生地震的现场，肯定在灾民的安置点还有物资发放点，你能在那里接触到很多亲历者和救援队队员。

第二个是采访对象的选择。在一场灾难事件中，亲历者无疑是最核心的，能接触到村干部更好，他们对灾民们的具体情况相对熟悉，能说出村里大概的信息。此外，我们可以直接联系救援队，这是当下很多媒体去到一线的重要方法，像地震这样的情况往往道路通行会受阻，有车有设备的救援队能直接带我们到现场。但这也需要我们平时跟救援队保持联系。另外，救灾赈灾的志愿者、做心理疏导的志愿者，也是重要的采访对象。

第三个是在比较沉重的灾难现场，应该怎么去提问。我一开始也挺犹豫的，但去多了现场之后，我发现可以更主动去沟通，比如先询问：“你现在想聊一聊吗？”作为倾听者给予他们陪伴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他们在当下也找不到情绪出口。

以下是一些其他通用的方法：

①多渠道寻找采访对象去到现场可以通过观察、接触寻找采访对象，但有时这一步骤也能在路上被执行。

首先是可以利用社交平台，像抖音、快手、微博、小红书，切换到同城模式之后会看到有人发帖说“就发生在我家附近”，帖子本身和评论区都会有相关信息，但这需要很多耐心。

第二个是社群。针对发生在某个特定地方、学校或者某一特殊群体中的事件，可以针对性地用社群，比如QQ群，搜“xx（地名）群”名字大概就能找到。也建议大家加一下各大救援队的群，救援队会传递灾难现场的信息，比如河南暴雨的时候这类群里就出现了一个从公益组织流出的共享文档，里面有很多救援信息。还有贴吧，大家不要觉得贴吧是老旧的平台，我曾经通过贴吧找到一篇深度稿件的所有采访对象。

另外，一些留学博主的评论区也值得关注，去年有个留学生被杀的事件，我同事通过在小红书在一个留学博主的评论区发现了很多可采访对象。留学博主本身形成了一个留学生小社群，平台推荐机制又会形成特定信息流，所以评论区里相关信息的密度可能会高一些。

第三个是学会检索。在微信搜索“xx地微信群”，看上去很笨但偶尔也很有效，因为有些地方会成立生活服务群。有一次突发报道，我通过这种方式找到了一个群，在里面找到了很多采访对象。另外，搜索“xxx联系方式”也有用。因为疫情期间一些管理需求，很多地方会把村干部的联系方式放在推文中，如果这些推文没被删除，其实很容易检索到地方村干部或其他有影响力的人的联系方式。还有个检索小技巧，在网页搜索时可以多加上“doc”或“PDF”这类文件格式，能更精准地找到需要的信息。

关于“记者离现场越来越远”这个现象，我个人感觉是真的，但也并不绝对。新媒体更追求时效性，有些通过电话采访就能获取的信息，等记者赶到现场时已经错过了发稿时间。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地快，尽可能早出发，在赶去现场的路上为采访、出稿子做准备，尽可能接触更多亲历者，拿到图片证据、视频证据，“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对记者来说是永恒的定律。

②挖掘细节

能到采访现场的话，最理想的状态是将自己的感官完全打开，尤其是在做突发事件报道的时候，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闻到什么，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有一次去震区的路上转了很多趟车，越接近目的地，其实也意味着更接近现场和核心人物，听车里大家在聊什么，看外面建筑物有多大的裂痕，都可以大致判断自己离震中的距离。在倒数第二趟车上，大家对地震的讨论度更高，甚至有人提到隔壁邻居怎么样、今晚怎么过？我猜他是要回到震中的人。那趟车开了快两个小时，我完成了对车上大部分人的采访，稿子第一部分的群像就是在车上完成的。

同时需要判断谁是最容易获取核心信息的人物。谁跟我的目的地是相近的？家里距离震中有多远？谁家的受灾情况最严重？谁最有倾诉欲？他们在哪里打工？通过这些内容，我就锁定了核心的采访对象。

有小伙伴问，记者对细节的洞察能力是天生的吗？其实我在做记者之前挺粗心的，但记者的观察、洞察能力是必备的技能。我会刻意训练这一能力，有意识地启动自己的感官。比如留意店里播放的歌曲，小镇快餐店里食客的饮食习惯，或许能从中了解到当地的一些文化特征。交通的相关细节也有助于对当地环境的描写，比如要经过哪条路、拐到什么路才能到达采访对象家里，路上大概会花费多长时间等，这其实是对人物生活状态以及生活环境的细节补充，我会随时在备忘录上把观察到的内容记下来。平时有意识地进行这样的观察，培养对环境的敏感度。

③获取信任

要怎么跟受访者建立更深入的联系呢？在积石山地震中，我首先是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然后争取跟核心采访对象同行，回到第一现场。抵达县之后，由于没有直达车辆，他们也没有亲友能来接应，非常被动。但我提前联系过救援队，就向采访对象提议一起去找曙光救援队和蓝天救援队的人。听从救援队的建议，我们在路口等待，最终成功搭乘一辆物资车回到了灾民安置点。

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比较完整的时间段可以跟他们交流，而且因为是熟人面孔带我去到村子里，他们身边的人也更愿意信任我，跟着他们，我完成了对部分受灾比较严重的家庭的采访。

而当采访对象拒绝深度表达的时候，我个人的办法是反复去“磨”。通过频繁出现在对方身边，找ta的朋友帮忙劝说等方式反复沟通，争取让他接受采访，这种反复“敲门”的过程需要真诚。

在采写的时候，我负责采访学生的爸爸。他一开始不愿意接受采访，我给他打的五六个电话都被挂断了。这种情况下，我先试着给他发了短信。一方面表达了对他儿子去世的惋惜；另一方面，也表示自己很关注这件事和它背后的社会议题。之后我还加了他的微信，因为他没有设置好友验证，所以我被直接通过了，留了自己的电话。虽然一直没有得到回应，但我会不定时给他发消息，问问事情进展，表达关心，就这样坐了两天冷板凳。直到事情可能出现了变化，他突然给我打了电话，表示愿意接受采访。频繁发消息有个好处：能让自己始终在他的聊天页面靠前的位置，保证他在需要的时候随时能找到我。

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与采访对象交流的最重要的都是真诚。比如当癌症患者来到“世界长寿之乡”：房东从租房时限判断患者寿命长短，酒店房间有料理台和洗菜池这篇稿子的背景，我关注到很多癌症患者选择去“世界长寿之乡”广西巴马养病。去当地出差采访后我发现，很多患者都避讳聊生病的事，只说自己是来养身体的。最开始我接触了快20个人，都只能得到一些表面信息。

后来天黑回酒店的路上，我遇到一位独自带着三岁儿子的姐姐。她看起来很害怕，我就提议结伴走，边走边闲聊，还加了她的联系方式。她提到自己生理期不太准，也是来这里养身体的。第二天我去另一个村子采访，看到有人卖人工红糖，想起她的话，就买了两斤红糖给她。在我看来这只是个很简单的举动，但她特别感动，还邀请我去她家吃饭。

那顿饭上，她主动提起自己是一名癌症患者。我跟她们一起生活了快一个星期，随着信任慢慢建立，她又陆续跟我讲了更多自己的故事。不仅如此，我通过她认识了她的老乡，也因此有了更多的采访对象。

所以我觉得，做深度报道，尤其是操作静态选题的时候，真诚可能是种磁场。我能做的就是带着真诚去跟对方沟通、相处。

④信源交叉验证

这一部分需要强调的是，记者要想进行信源的交叉验证，如在大量的提问中让受访者提供更多的细节时，要避讳引导回答，我们不能设置议题的倾向或是给议题定性。

是我21年在北京实习的时候完成的一篇对河南暴雨的侧切报道。我通过线索联系到了当事人的邻居，对ta进行了大量的前期采访。但当时没有权威文书对女孩的死因下判断，我作为记者不能贸然定调，只能留意女孩去世会不会跟暴雨类事件中常见的漏电、井盖被冲毁等原因有关。

在采访中，邻居先提到自己在电线杆附近挪车的时候感觉被电了一下，这是第一位提到漏电的亲历者。这之后，遇难女孩的父亲提供了两个关键细节：一是认尸时发现女儿尸体有被电的痕迹；二是他去救电线杆附近的女儿时也曾感到身体发麻。此外，我还联系了邻居提到的保安室大叔。他印证了那位邻居确实向他反映过漏电情况，表示其他几位居民也提到了相关经历，同时补充——女孩父亲感觉被电了之后曾向他索要配电室的钥匙。邻居、女孩父亲、保安室大叔三方信源完成初步交叉印证，我之后也得到了比较核心权威的信源的确认，“漏电”就变成了我稿子里的重要细节。

同样，在这篇稿子里，大家也比较关心我是怎么完成信源对比的。这篇报道涉及死因定性和针对职校送学生去工厂实习的指控。大家口中的“跳楼死”一词暗含“主动”的意味，在缺乏充足的证据时，最后稿件里用的词是“坠亡”。采访之前编辑提醒我们，很多事情都需要文书资料的支撑。

最初接触家属，我们先获取了学生打卡、请假相关的照片资料，其中一份打卡记录文书显示这个小孩可能存在旷工、缺卡的情况，且后续的聊天记录也表明他当时有请假的意图，但流水线的负责人（俗称“拉长”）没有回复他。我们先从材料里发现了这个细节，之后在采访遇难者父亲的过程中通过询问细节来完成印证。对方说他儿子事发前给他打过电话，我就追问他大概是什么时间，那个时间他儿子一般是在上班还是已经休息了？儿子在电话里说了什么？有没有反常的地方？通过反复的提问印证，采访结束后立即把这些细节同步给负责采访逝者同学的同事，由对方再次验证、进行信源的对比。

关于信源的权威程度，一般带红章的文件、红头文件以及权威机构的文书（比如裁判文书）的权威性是最高的，这类信源的可信度要大于聊天记录截图，这是因为聊天记录存在一定的倾向性，比如人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可能会在手机上发带情绪的内容，所以它只能作为一种事实上的记录（例如记录了“我现在要去哪”“我要怎么样”这类信息），不能单独作为判断依据。书面材料的可信度大于亲历者的事后陈述，而亲历者的陈述又大于家属的转述，因为转述过程中难免有加工的成分。

写稿时的注意事项

①报道角度不止一个

有时候能报道的不只有现场本身，比如我们可以在河南暴雨中看到城市治理的缺陷，管理体系、预警体系、排水管道建设、海绵城市建设等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侧切的角度。暴雨类事件能让我们思考的不止是其本身带来的威胁，除了对人们日常出行产生影响外，它还会给哪些具体的人、具体的生活带来次生的影响？雨跟电挂钩，会延伸到漏电、断网、财产损失、井盖被冲掉、山体滑坡、水体污染以及后期的瘟疫……这些都是跟水灾密切相关的。

②化名处理不等于不专业

有深度营的小伙伴问我，现在很多稿子都会做化名处理，这是不专业的表现吗？能争取到采访对象实名是最好的情况。我以前也会疑惑，为什么采访对象都决定发声了，却不愿意让我用他们的真名？但在自己经历过两场网暴之后，回到个体身份去感受，我慢慢能理解他们想要化名的需求了——现在哪怕只是一个署名，甚至只是暴露一个姓氏，都很容易让对方遭受攻击和威胁。

所以，我会先和采访对象沟通，说服他们用真名。如果对方实在不愿意，那我会进一步争取，问能不能保留姓氏。在保障真实性的基础上，如果用化名能让这篇报道被完成，能让相关现象被看见，也能让想发声的采访对象有安全感，那我觉得化名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做报道，本质上是为了让某件事、某个人或某项议题被看见、被讨论。而要实现这些，第一步是让报道顺利发出来。如果用化名也能让报道成功传播并引发关注，那就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采访对象不愿意透露姓名，甚至连姓氏都不愿意透露，那我们首先要掌握足够的证据，去证明对方信息的真实性，比如确认他是不是真的来自某个村子、是不是真的经历了相关事件等，确保采访对象的身份是真实的。

③平衡不同的立场

社会记者需要跟具体的人接触，在一些动容的时刻依旧需要保持冷静、克制自己的表达。这里想跟大家分享我做过的一篇稿子，当事人称自己早年办理了病退，到退休年龄却发现编制消失了。

她反复诉说自己的可怜，强调自己面对的是公权力，一开始我很同情她，也是抱着帮助她的心态去做这个稿的。但这不对，有倾向是需要警惕的事。

在采完她之后，我获取到了一些文书材料，发现被她指控的对方其实不止一次提到，系统里没有找到当事人病退的相关材料，按他们的程序无法认可她的病退身份。

那一刻我就意识到，我不该天然地站在某一方的对立面。为了平衡双方的立场，我把文书材料也放进了稿件里。这篇报道直接冲上了微博热搜第一，网络上出现了不少对这位当事人不利的声音。

这位当事人打电话来把我大骂了一顿，并威胁我删稿。但我们认为稿子没问题，程序和证据都充足，不该轻易删稿。

之后我也多次反思“没删稿是不是做错了”，现在能给自己的答案是：没有错。

一位前辈曾开导我说：“弱者不一定占理，媒体不是天然站在弱者一方，而是尽可能客观地呈现事实。”他还提到，为采访对象发声的人文关怀可以驱动自己完成报道，但不应该产生报道倾向。

我允许稿件里出现多方的声音，写作过程中没有刻意倾向某一方，这是记者该做的。稿件发出去后的舆论并非我能控制的，我需要负责的只是尽可能客观地呈现事实。这件事也算是给我的从业过程敲了警钟：做报道要谨慎，不要轻易做带有倾向的选择。

转型：一朵花重新发芽

其实不是哪一篇具体的稿子让我觉得需要转向，而是很长的一个阶段，我都觉得自己挺糟糕的。做社会新闻的时候。我一直坚信自己做的事能改变什么，抱有太大的期待入行，预支了挺多价值感去做报道，这有时候会成为我的动力，但是也可能会成为我的阻力。慢慢深入其中，我发现现在大环境下有很多报道，尤其是做新媒体，其实是很难听到回响的。

在这种环境里待久了，我的心态其实发生了变化。有时候接触到的信息太冗杂了，信息在我的身体流过，我却发现它没有留下什么。慢慢地，我很少深入思考，困在了自己的信息茧房里。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做社会新闻就有一种已经尽了全力还是什么都做不了的感觉，陷入恶性循环，有段时间情绪非常低落。后来体检又查出了一些问题，身体也在发出警报。我想，我是不是不适合再做记者了？其实当时已经想要离开这个行业。

做决定那天非常巧，是三八妇女节。我刚体检完，跟朋友去户外遛狗。我跟朋友说，“我可能不继续做（记者）了。”朋友突然反问我：“你真的不想做记者了吗？”很莫名其妙，我愣了一下，脱口而出了一句“想，还没做够，要不再做一会儿算了。”

但我想换一个新的领域，当时刚好有一个做政经观察的机会。做决定时我已经有了心态上的调整，我想着就去体验，尝试跳入另一个视角看世界，看看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这道题它会有不同的解法吗？新闻在政经领域会有不同的回响吗？

转型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影响是心态的改变。我突然发现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我以前一直觉得做一个很好的社会新闻记者才能实现价值，但是其实做不做记者、做什么记者、什么时候做记者、什么时候不做记者，都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觉得让自己开心，能保持吸收和进步就好。

这两张图中是我养的花。武汉的夏天很热，有一天它热枯萎了。我就给它们修了枝，每天浇水。令人惊喜的是，我前两天发现它突然就长起来，开始发芽了。对我来说，转型做政经也是这样重新“发芽”的过程。

陈 冬艳 家中因干旱而枯萎、但长出新芽的 花

异同：从微观到中宏观的视角

其实社会新闻与政经新闻有许多相同点。一是采访和写作的能力，这是每个领域的记者都互通的；二是对信息的处理能力也是互通的；其三，对新闻真实性的注重也是不变的。我认为新闻本身就是传递信息、做议题的讨论，这是二者共同的内容特点。

不同点首先是选题。社会新闻更具体到某个人某件事，是相对微观的角度；而我所做的政经观察可能涉及的是某座城市、某个产业或某项政策，是相对宏观的视角。不同的视角继而会影响到采访过程，社会新闻的采访其实是通过沟通，从而逐渐与一个人建立联系；但政经不同，我们是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了解一个企业家的。因此，政经对案头的要求非常高。在下笔之前，需要完整地了解某一条产业链，或者某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有时候案头工作可能都需要做两三天，这是很常见的事情。文风也会随之调整。政经的选题更晦涩更专业，信息密度和数据密度也更高，所以它跟社会新闻的写作风格完全不同。

在信源上，政经新闻是一个很专业和权威的领域，因此，它选择的信源必须非常权威、不能有偏差，所以我们的稿子里会出现很多政府公文和官方数据。如果是采访的话，也会涉及到很多政府部门、企业家或是研究员。对这些人进行采访，需要尽可能地做好案头工作。同时，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接纳自己欠缺很多知识。每写一个稿子，对我来说都是在了解一个新的产业。

在能力要求上，我认为政经最重要的不是掌握某一项信息，而是掌握解读信息的能力。因为信息的来源和信息本身都是在写作过程中可以不断获取和积累的。真正重要的是，我们能从某一项数据中看出什么？能不能看出它背后的产业逻辑？

比如安徽今年上半年的汽车产量是149.95万辆，只掌握这一项信息，其实可能什么都看不出来。但如果我们了解汽车产业的话，就知道一些曾经辉煌的传统汽车大省一年可能也只能生产100万辆的汽车。通过对比，我们知道一个省份半年能产近150万辆汽车，是不容小觑的。

更进一步，如果知道全国的汽车产业格局，就会知道安徽这几年的汽车产量增长十分迅猛的，而且它去年上半年的汽车产量是全国第二。那么我们的思考焦点就可以集中在安徽今年上半年的汽车产量到底有多厉害，它能成为全国第一吗？我们就可以开始拉清单了：其他省份的汽车产量是多少？最后得出安徽就是上半年的汽车产量第一，这就是我们的新闻点了。再以这个新闻点为切点去分析安徽的汽车产业格局、它的产业链分布等，一篇政经观察稿件的主线就有了。

方法：操作政经的要点

具体而言，一篇政经观察稿件是如何写成的呢？

①寻找信源

常见的政经稿件选题来源（Napkin(https://www.napkin.ai/)制图）

选题方面，政经选题的来源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渠道是节点报道，比如一季度报、半年报、三季度报、年报。一些产业，比如机场的年报、汽车产业的年报等都是一些很重要的数据。一般来说，7月初，一些城市就会公布半年经济报，那么我就一定要做好自己领域内的关键报道，也就是需要关注关键的报告，及时地分析。另一个是地方的自媒体和融媒体线索，这些号一般会有一些信息来源，是我们没有掌握到的信息。

第三个是用热点关联产业。比如《长安的荔枝》爆火之后，就可以对这个现象进行拆解。如第一产业中的荔枝种植、智慧农业等，第二产业中的包装产业，第三产业中的物流运输物流，尤其是冷链物流。它还涉及到现在很火的电商直播带货、达人带货等。《长安的荔枝》爆火现象属于一个 IP 传播的议题，这也是第三产业的一个部分。

第四个是产业会议、重大活动。

第五是互联网平台，我每天必须去刷几个网站：第一是中国政府网，因为中国政府网会发布诸如城市规划、产业发展批复一类的文件；第二个是教育部官网、交通运输部官网、民航局的官网以及工信部的官网，这些官网会发布一些关于该产业的信息；第三是我工作的城市的官方网站，去关注最新的动态；第四是我们同类型的媒体公众号，我也会坚持去刷，看他们在做什么。

②深入挖掘

有了信息来源，我们又应该怎样判断能不能将其做成深度稿件呢？一方面是要判断这一信息的重要性。有一些工作是政经媒体一定要做的，比如节点数据分析、在场报道大会内容、关注和分析重大榜单。但做这些工作时就需要看是不是通过它们可以深挖到相关的产业？它们是不是呈现出产业的一个新趋势？它们跟城市的经济文化管理这些方向的关联度怎么样？这些都是选题可以进一步挖掘的可能方向。

比如我写的这篇稿子，它的创作背景就是安徽在汽车产业的表现非常出众，所以我一直很好奇安徽的汽车产业模式是怎么样的。我就可以利用这个由头去写安徽背后的产业模式，以及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是怎样的，就有了这篇稿子。

文章标题方面，大家可能会觉得我们机构的文章标题相对生动一点，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在这里要跟大家夸一夸我们的团队。我们团队工作氛围很好，每篇稿子发布之前都会集体讨论，头脑风暴怎么设置标题。我们会想怎么突出稿件的新闻性、重要性，以及因为我们是观察类媒体，标题该怎么去体现出观察的味道，又怎么去设置钩子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

因为政经本身还是相对生涩的领域。大家有时候其实并不关心产业发展，也不关心新的产业政策。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尽量在稿件标题中突出反差感，用一些具体的案例、或者更贴近大家生活的细节让读者感受到他们与这件事的关联性。

常用“工具”方面，之前我做社会新闻比较趁手的就是行动力，这非常重要。还有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同理心以及文字组织能力，这些都很重要。那么做政经之后有什么新工具呢？我觉得是深入分析事物的能力、对海量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专业知识积累意识。

在我眼里，有一些做社会新闻时的老工具对我做政经是有帮助的。比如记者对文字的组织能力是互通的，我做社会新闻记者的时候，很向往做深度、写特稿，所以我很喜欢对一些细节进行观察和处理。在我刚做政经那一年，我就一直在观察和模仿同事的写作，所以很多稿件是没有自己的风格的。

直到今年7月份，我写出了那篇这篇是对产业链的观察。我在当中加入了很多微观的采访，比如对快递员的采访。还加入了岭南运输荔枝的一些细节，因为我是广西人，所以我个人对此的体验很深，就加了很多细节。这就跟传统的政经报道非常不一样，传统政经报道是相对严肃的，所以我交稿的时候特别忐忑。但是后来编辑给我的反馈非常好，他说觉得我已经在用自己的叙事风格和细节把一个生僻的产业写得很生动了。

反思：一个全新的世界

很多小伙伴也会问，你做政经这样一个新的领域会不会遇到困难？你怎么坚持的？

其实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新的。一开始我真的很慌，面对一个生僻的领域时，觉得自己好像又要搞砸了。但我慢慢意识到，自己是在吸收的。因为每写一篇稿子，我就更了解一个产业；每接触一位企业家，我就看到一种新的人生体验。我觉得这都不是坏事，这是一个吸收的状态。

我刚入行的时候，我们团队中有的人其实已经工作十年、二十年了，但他们都是很热爱读书、思考的人。他们会由衷地肯定我的进步。有一次我交稿之后，我当时的编辑说“完全改不动”。我想，完了，这么难改吗？结果她说一点都不用改，我就好开心。这种吸收的感觉都对我来说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能做的是默默积累、保持吸收和进步，也许某天我就能做点什么。

也有很多人问我，政经新闻的影响力在哪里？我认为它肯定不像社会新闻那么直接，因为社会新闻它会具体到某一个人、一件事，它解决就解决了。哪怕不解决，它的推动的力量也还是会在的，至少会被看到，但是政经的影响力没有那么直接。在我眼里，政经第一个影响的其实是我自己。因为政经新闻太宏大了，信息量太多了，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很渺小的。我看过的世界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我做社会新闻的时候，自认为我去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东西，但其实只是看到了世界的一个小小的部分。甚至我可能是在用一个望远镜去看世界，我可能可以看得很远，但我的视野就局限在了那个镜筒里。而做政经让我意识到，世界不是只有一套体系的。我更愿意去把自己变成一个观察者、体验者。于是我接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会去跟企业家对谈，也会在跟一些官方部门的负责人、工作人员沟通，去了解另一套系统是怎么运作的。我找到了一个平视世界的视角。

慢慢地，当我觉得我处于一个吸收的状态，我可以平和地去沟通和交谈，并且觉得我可以静下心去吸收了之后，我就试着去接纳我自己。我的状态就变得好了很多，不再是跟世界对抗的状态了。

无论是做社会新闻还是政经新闻，都希望大家保有对世界的好奇，永远不要失去探索世界的欲望，也不要去仰望什么或者俯视什么。平视就好了，不懂就问，让自己开心最重要。

但我还是期待我的稿子能让每个群体都可以看到，也期待自己真的能成长为一个真正有实力的观察者和研究员，能去提出一些建设性的问题，去触达一些更有影响力的人。我现在会明确的告诉自己，这些事情还很远，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做好我手上的每一篇稿子，完成好我每一个选题，认识每一个产业；去做好我的资源积累、我的报道、我的每一个报道的案头。这些都让我感到踏实。

也的确有一些稿件让我觉得我做这些是有价值的。我最近在做一个关于 AI 助听的报道，采访了一个团队。两位负责人说，他们现在其实是从零到一的阶段，当这个技术成型成为一，可能会影响更多的人变成二，之后的三四五还是一件很遥远的事。但是对他们来说，一辈子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其实做政经之后，我一直觉得政经的人文色彩没有社会新闻那么强，但是这个报道让我感受到了技术的温度。

报道发出之后，我把它转到了朋友圈，很多朋友很受触动。我把这些评论又反馈给我的采访对象，他们很开心，我也很开心。他们的开心是觉得他们被更多的人看到了，我的开心是觉得我帮助他们被更多的人看到了。

当记者最好的一点就是你可以跟不同的人去沟通，这些人的人生经历也会变成你的一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回想起来，我觉得无论政经还是社会，它都是这样的。写作永远是有意义的。

从业之后，新闻首先是我的饭碗，但同时，它也是我的第三只眼睛。

做社会新闻时，我可以通过它看到更多社会议题。我去到了很多地方，看到了不同的现场。我觉得是新闻的存在，让我可以把这一切写下来、发出来，并偶尔获得一些价值感。

我在巴马瑶族自治县接触到了一个姐姐，她是一位癌症患者。后来她好转了，也离开了巴马。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2023年的时候她主动跟我说，“我给你分享一个好消息，我的一切都正常了”。我看到消息的时候就哭了，很受感触。

我感动于她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也感动于她记得我，有好消息第一个跟我分享。这说明她信任我。我觉得在那一刻，我可能算是一个成功的社会记者吧。社会新闻让我连接到不同的人，我做社会新闻虽然只有两年多，也能感到它是有意义的。这是我在新闻行业觉得很有力量的时刻，分享给大家。

每次做题都是很累的，是很高强度的，但是很痛快。有一种打了场胜仗的感觉。

做政经之后，其实它依旧是我的一份工作，首先保障了我的温饱，让我实现了经济独立。同时，它更多是我连接多元世界的桥梁，让我打开自己，看到了世界的多元，也看到了自己更多的可能性。

以前我觉得“具体性”是指具体的事件、具体的人或者物，但现在我意识到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具体的一种，我的经历也是一种具体的经历，所以我会更尊重自己的声音和选择，没有过去那么拧巴了，会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

我慢慢在接受一个事情：现在的新闻更像是一种信息，新闻人要做的其实是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我要明白谁需要这个信息、我要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大家都说人人都可以做记者，最后留下来的、走得很远的那些记者，他们提供的信息往往是难以替代的。我想做的就是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信息本身是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同的信息和写作在不同的时代都会有不同的存在的意义。我们要做的可能是先写下来，先去做我们能做的，其他的就交给时间吧。

更进一步讲，新闻人跟社会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我觉得新闻是一个会很频繁地跟社会进行量子纠缠的一个职业。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自己是客观理性的看客，但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在社会之中。我们也是社会的分子，我们什么样，其实社会也可以是什么样。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句鼓励到我的话，刚做政经的时候，我写下了一句话：感受更多，想象更多，创造更多。也送给大家。祝大家拥有缓慢向上的勇气。

Q ：怎么判断自己采访得到的细节是否足够多呢？写稿时发现自己前期采访时得到的信息不够充足，您一般会怎么处理？

A ：这是我们记者经常会思考的问题。有时候你确实会想要去规避一些常见的问题，但这种规避也是一种积累，关键在于你对采访对象的熟悉程度。你能不能看出来作者背后到底想说的是什么，能不能把真正的核心给拎出来，这需要你见人之所未见。如果你一直很实打实地只在文本层面去问，就很难进入到更深的东西。这需要你在实践中慢慢去思考、去寻找。

我一开始做采访的时候还会看采访提纲，但到后面就完全脱离提纲了。我会把采访提纲的内容都装在脑子里，不一定要把提纲上的问题都问完，而是看我能不能把其中两三个我觉得有意思的点问透。我觉得只有这样，稿子才会好看。但每个采访对象都不一样，比如文化类的采访对象相对来说表达欲会强一点，但像网球选手李娜这样的采访对象，她的回答可能比你的提问还短。这种情况下，更多时候要调动你的思考去快速匹配，不能让中间有留白。面对不同采访对象，需要调动的东西可能又不一样，这也是要在实践中自己去摸索的。

我还有一个经验：如果一个作家来中国，一天内给他安排了好几个专访，我的建议是，作为记者，尽量去争取第一个。越靠前，你可能得到的东西会越多。

Q ：你提到说在行业中做久了会形成自己独特的判断，而不只是聚焦于文本本身。能否请你举个例子？

A ：14 号院女孩那篇稿子是我第一次独立操作一个深度选题，当时还不够成熟，给采访对象打了五六次电话，就是因为我在写稿或者核查事实的过程中突然发现某个细节漏了。这不是在前期就能完全避免的问题，更多是在写稿的时候才慢慢发现的。我写稿的时候如果发现缺了内容就会马上记下来，提醒自己下次采访要补这个，下一个事件里一定要问这个问题，就这样一直记，提醒自己，反复锻炼自己熟练操作的能力。

另外，我觉得可以多看看别人的稿子。在实践经验没那么丰富的情况下，可以多看看自己向往的稿件的模式，看别人抓到了什么细节，然后试着倒推，去想这个细节是怎么问到的？设置什么样的问题才能挖出这种细节？我要问哪类问题，怎么样才能形成这样的画面？看稿子的时候带着这种思考去学习，其实就是积累经验的过程。

补采真的不是什么羞耻的事，它就是为了让稿子更好，所以哪怕再跟采访对象聊第二遍、第三遍都没问题。当然，如果是那种只能打通一次电话的稿子，我的建议是能聊久一点就聊久一点，直到真的没话可讲了再挂断，关键是穷尽所有能挖掘的信息。

我认识的一些很厉害的特稿记者也会补采，一篇稿子采访了好多次是正常的。发现了遗漏就去问就好了，没事的。

Q ：您刚刚提到自己是i人，却又有很多跑突发新闻的经历，想知道您第一次做突发新闻是在什么时候？当时作为新手是什么心态呢？

A ：那些没到现场的实践其实也在帮你积累经验，到了那个情境里会有一种本能反应。

我在实习的时候参与了很多突发事件的报道，虽然没能去到现场，但在做题的过程里我知道了该采访哪些人、要做哪些事、怎么确定选题，这些都是经验的积累，而且在线上也会慢慢摸索出找人的方法、跟人沟通的方式。

我第一次跑突发出差是到九派之后，领导突然让去四川一趟，有个塑料泳池泄漏，把很多人冲进河里了。”我马上就出发了，路上一直在想“我能做什么”。到现场之后完全是出于本能，知道必须靠近现场，因为靠近现场就意味着有更多可能。其实当时对那篇稿子我也完全没头绪，到现场之后就一直在观察，在周围的垃圾桶里翻到了一张游乐场的门票，后面这就成了稿子的一个线索。另外就是主动接触事故周边的人，遇到事发地附近的亲历者就主动去问、去聊。所以我觉得，到了现场应对突发真的会形成本能反应，不用太担心，只要前期有一些积累和训练就够了。

i人到了现场也会被逼成这样的，害怕、恐惧都是很正常的状态，谁面对陌生的突发场景不会怕呢？我以前特别怕打电话采访，给一个人打电话，可能要做十几分钟的心理准备，还得提前把要说的话、要问的问题都想清楚，再念一遍。那时候总觉得“我做记者做成这样，是不是特别失败”。结果后来听到有位很优秀的前辈说ta也是超级i人，每次打电话要做20分钟心理建设，原来大家都一样，我瞬间就释怀了。其实没关系，只要最后把电话打出去就好了。

Q ：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找选题？

A ： 我的建议就是多做题，无论选题的大小。因为做题就像滚雪球，这个过程中你会认识同行，还能接触到律师，可能会加入各种媒体群，慢慢在这些互动中积累信任。

我还会在各个社交平台检索线索，搜索“举报”“曝光”“出事”“坍塌”“某某地怎么了”这类关键词，然后去扒那些比较火的帖子和评论区，尤其是小红书有很多人喜欢发“xxx地怎么了”的帖子，评论区会有很多人发现场图片。还有各个地方的同城榜，像微博头条、百度、腾讯的地方榜上可能会有一些正在发酵的小事件，这时可以去研究它们的侧切角度，持续关注或许能做出更深入的报道，不要忽视小线索，说不定小线索能拉出更深度的选题。还有就是要建立自己的线人，像律师、一些组织机构的负责人，这些都是长期的选题来源。一些地方的贴吧、自媒体号，以及某地的话题页、豆瓣小组等，这些都是我常用的获取选题的渠道。除此之外，大家要建立常规的选题意识，比如夏天更容易发生旱灾和洪灾，冬天则更关注雪灾，当然了，如果不是冬天还发生了雪灾，那这种反常的现象就更应该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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