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元换1分钟面对面“心动”，地下偶像的“情绪经济学”

入秋时节的广州，你来到一家商场的顶楼观看一场你偶像的演绎活动。这是一场看起来比校园文艺演出的规模还小的演出，台下的观众大概有50人。你没有花费什么力气就站到了第一排，与你的偶像距离只有5米不到。台上的他们演出的时候，台下的你们整齐地打着wota艺（一种应援舞蹈），感觉比偶像们还要费力。在这里，你感觉到自己的独一无二——不出意外的话，整场演出中，你一定能跟喜欢的团员来上不止一次的“Eye contact”；当你举起相机，他就会主动提供“饭撒”（fan service），专门对着你的镜头比心、飞吻；在演出结束后，你们还能一对一地聊天说话。

这些在传统追星叙事中很难发生的事情，却是一场地下偶像活动的常规形态——以前光鲜亮丽、遥不可及的明星偶像在这里变得触手可及。

地下偶像是一种由日本引进的小众亚文化，指不在主流媒体平台露出，专注于商场、剧场、livehouse等线下场景进行演出的小型偶像团体。2023年的春天，中国的地下偶像产业（后文简称“地偶”）随着东北味浓重的长春地偶团体BLOSSOM一度进入大众视野。截至2025年初，全国已经有超300个地偶团体，多集中在北上广深等大型城市。

在广州，目前已知的地下偶像男团有5个。2024年7月28日出道的CloveR，曾是广州第一个地下偶像男团。成立一周年以来，CloveR从最初的5名成员发展至鼎盛时期曾有20多名成员，举办超过100场的演出活动，足迹遍布北上广深等大型城市。

地下偶像男团CloveR。

如果说传统偶像像是一个被包装好的完美符号，而地下偶像则像是一场平等关系下的情感服务，它的出现正是当代年轻人情绪经济最直观的写照之一。

“明码标价的爱”是否“很香”

“现实中没有这么帅的花心思讨好我的男生，而我也不想向下兼容。”在CloveR男团的粉丝歪歪的口中，偶像与粉丝就是一种“你我本无缘，全靠我花钱”的关系，换个方向来讲也算是“只需要我肯花钱就能维系”的关系。这种“明码标价的爱”让歪歪不用像生活中谈恋爱那样顾忌这么多，却能获得差不多的情感体验。“也许我今天喜欢这个，明天喜欢那个或者一下子喜欢很多个都没有关系。”

CloveR的粉丝歪歪。

回忆起2023年7月与CloveR在广州地王广场的初遇，当时广州尚未形成地下偶像文化，歪歪的印象中，CloveR这个组合的演出有点像商场促销活动。而促使她关注的则是演出后的“特典会”——类似地上偶像签售的互动环节，但在这里只需要80元左右就可以得到线下互动机会。作为养成系团体偶像粉丝，她惊讶于这种“可负担却又真诚”的交流模式：“明明只买1分钟，跟我聊天的那个成员却聊了很久。”

因曾经喜欢的成员暂休，歪歪在对方推荐下开始接触CloveR成员星一。这种“转推”行为在地上偶像圈并不常见，地上偶像通常会极力挽留粉丝。这种差异源于地下偶像的定位：“地上偶像输出广义的价值观，地下偶像提供具体的情绪价值。”歪歪解释。

地下偶像更容易出现“梦女”（追星语境中指代幻想自己与偶像建立爱情关系的粉丝），歪歪坦言，这种焦虑源于地下偶像的“私域属性”：即粉丝通过购买特典券获得专属互动时间，同担（喜欢同一名成员）间容易产生“谁更受宠”的竞争。一张特典券市场价通常在78—98 元，有的“大粉”一场就买100张，花费近万元。歪歪在追星一的不到一年间，花了购买150到200张特典券的钱。但歪歪认为，“自己在圈子里算少的，不敢说自己是‘大粉’，只能说陪得久”。

高消费背后，是粉丝对“专属感”的追求。然而，歪歪却告诉记者，自己并不是星一的“梦女”，她与星一的关系像是好“闺蜜”，她喜欢跟星一聊天，喜欢星一身上能够照顾到每个人情绪的细腻和真诚，她不介意星一的同担，对他抱着一种“朋友式”的清醒。作为医学生，歪歪常在医院实习时遇到很多压力和挑战，但觉得难熬的时候，想到周末能去见他，就觉得有盼头。地下偶像对歪歪而言，更像“移动的情绪加油站”，“花的钱像找心理医生聊了聊，能收获开心，这就是最大的价值”。

歪歪与星一。

当被问及是否希望偶像走红时，歪歪则陷入矛盾：她希望地下偶像能一直 “小众”——“地上已经有选秀、韩团的玩法了，为什么要把地下推向大众？它本来就该是小圈子的狂欢。”但歪歪也清醒地知道，偶像可能因赚不到钱“毕业”。粉丝既希望偶像过得好，又怕更多人分走“专属感”，“但只要还能在他们身上找到情绪价值，我就会一直追下去”。歪歪说。

歪歪给星一做的手账。

上班做老师，下班做偶像

不用花几年的时间做练习生，也不用中断人生主要轨道上的学业和事业，这份工作不会成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也不会占据生活的全部时间——事实上，因为门槛较低，“地下偶像”的成员大多是兼职的学生或打工人，凭兴趣爱好加入团体。

CloveR的成员星一目前是广州一所211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研究生，也是广州某大专院校的一位实习老师。他对于唱跳的全部经验仅仅来自在校园内的演出。一年多前，星一的一位舞伴率先接触地下偶像圈子，偶然带他观看了几场线下活动，整齐的应援词、台上台下热络的狂欢让他感受到一种“会重复不断地再回来”的魔力。

CloveR的成员星一。

在星一看来，最初对地下偶像的认知，是对标国内成熟偶像行业，如时代峰峻、丝芭模式的“偶像”概念。直到深入其中才发现，地下偶像更聚焦线下，靠一场场演出积累粉丝与互动，与地上偶像在受众规模、运营策略上差异显著——它更加“自力更生”，以现场活力打动观众。

在决定加入CloveR后，“又唱又跳的偶像舞台”对星一而言是全新的挑战。他热爱舞台，为了提高舞台能力，他会自费在业余时间找老师教学、练习。但自始至终，星一却也都明确以教师为长期的职业规划方向，“偶像行业不确定性多，若作为主业会有压力，目前把它当作兴趣爱好，反而更轻松。”星一说。

那么，要如何平衡教师与偶像的时间？星一的答案是“按任务优先级灵活安排”：若公司需排练新舞，且后续才有教学安排，便先投入排练；若次日有课，前一晚则专注备课。团队成员大多有主业或学业，当时间冲突时，大家会互相协调——“谁没空就先空出位置，等有时间再补”，一年多的磨合，让他们形成了高效的协作模式。

成为CloveR成员的一年多来，星一积累了不少喜爱他的粉丝。在他看来，偶像最重要的品质是成为粉丝“向好的镜子”，但他也明白，地下偶像与地上偶像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地下偶像有时需要离粉丝更加“近距离”。面对一些“梦女”粉丝对情感支持的需求，他选择以“真诚”应对：不刻意设立“男朋友”等人设，而是以真实的自己与粉丝相处——既像朋友般倾听烦恼，也会从自身角度给出建议，“我无法决定粉丝如何看待我，但我能坚持用真心交流”，星一说。

谈及偶像与粉丝的边界，星一则有着清晰的认知：“我们的关系建立在每一场演出、每一次活动上，没有这些，可能就不会有交集。”他严格遵守公司“不私联、不回复粉丝私信”的规定，即便在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收到粉丝私聊，也会保持距离。“在职时是偶像，不会突破边界；不在职了，这些因偶像身份产生的关系也应随之消失”，这是他对偶像职业的尊重。

“低门槛”是惠及三方的选择

地下偶像“低门槛”也吸引着从业者和投资人的关注。CloveR男团背后的公司元气弹偶像工作室老板Eric曾是深耕编舞领域的行业“老兵”，凭借对舞台艺术的热爱与商业洞察，他投身地下偶像赛道。在接受南都N视频采访时，Eric表示，这种“低门槛”事实上是惠及三方的选择。

对怀揣舞台梦想的年轻人而言，传统艺人常需与经纪公司签订长期合约，如同“一场未知的赌博”，试错成本极高。但地下偶像模式约束少、门槛低，即便没有专业背景，也能有机会站上舞台，大大降低了追梦难度。“很多孩子只是想体验舞台，地下偶像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Eric表示。

对粉丝来说，追韩娱或国内一线艺人往往需要投入大量时间与金钱，而地下偶像则提供了更“轻量化”的追星选择。粉丝能近距离接触偶像，参与互动，用更低成本获得情绪价值。

对投资人而言，成立大型娱乐公司需高额投入，风险较高；而地下偶像工作室的启动门槛低，前期投入可控，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了切入偶像行业的可能。“这是一个多方都愿意尝试的赛道，生态活力自然就起来了。”Eric说。

谈及工作室盈利情况，Eric透露，经过前期探索已实现盈利，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工作室曾推出过女团，却因市场反馈不及预期调整方向。“女团市场不如男团，核心是用户消费习惯差异。”他分析，追星本质是追求情绪价值，男性与女性对情绪价值的投入方向不同——男性更愿意为现场互动、应援等场景买单，女性则更注重偶像的形象呈现与内容产出，这也导致男团的商业转化效率相对更高。

有趣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女团数量多、竞争大，但盈利难”的现状。Eric解释，许多女团创始人是出于对偶像文化的热爱“用爱发电”，即便不盈利也愿意投入，这使得女团数量远超男团。但要让女团实现盈利，需更高成本的投入：从妆造、包装到资源铺垫，都要向“高端化”靠拢，才能吸引粉丝付费。

反观男团市场，潜力正逐步释放。以上海为例，Eric工作室成立时，上海仅有1个男团；一年后，当地男团数量已增至四五十个。“未来男团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在文化消费活跃的城市。”他预判。

不过，行业仍面临明显短板，其中“人员流失”最为突出。地下偶像多为兼职，受学业、工作变动、城市迁移等因素影响，流动性大。“有的孩子看到团播火，就转去做直播；有的因为换城市，不得不放弃偶像工作。”Eric无奈表示，人员不稳定会影响团体的排练进度与演出质量，成为制约工作室发展的重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当前地下偶像行业竞争呈现“良性生态”。由于多数工作室粉丝基数有限，从业者会选择“共享粉丝、共建氛围”，而非恶性竞争。“大家先一起把市场蛋糕做大，才能实现共赢。”Eric表示。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刘红豆 鹿筱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