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死前绝不会想到，19年后自己儿子会被孙权关进大牢，再也无后

公元210年，年仅三十六岁的大都督周瑜，在赶赴江陵的途中病逝于巴丘。

周瑜的死，对孙权而言，不啻于断其臂膀。他亲自穿着丧服为周瑜哭灵，整个东吴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

在处理完周瑜的后事之后，孙权望着周瑜留下的两个年幼的儿子，长子周循和次子周胤，心中百感交集。

他当着所有江东臣子的面，对周瑜的遗孀小乔许下承诺：“孤与公瑾，恩犹骨肉，荣福与共。公瑾之子，即孤之子，绝不会让他们受半点委屈。”

被君主偏爱的少年

周瑜离世时，他的两个儿子周循和周胤年纪尚幼。

他时常将兄弟二人接到宫中，亲自教导他们读书写字，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江东的文臣武将们都看在眼里，谁都知道，这是整个东吴最不能得罪的两个“公子哥”。

长子周循，确实没有辜负父亲的英名。他长大后，品性、样貌、才干都很有周瑜当年的风范，被人们赞誉为“有瑜风”。

孙权对他喜爱异常，不仅时常赏赐，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将自己的长女，也是他最疼爱的女儿孙鲁班（全公主），许配给了周循。这在当时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婚后，周循被任命为骑都尉，手握兵权，前途一片光明。

而次子周胤，同样沐浴在孙权的恩宠之中。虽然史书上没有记载他的具体才能，但因为是周瑜的儿子，他的人生起点同样高得惊人。

成年后，孙权同样为他指婚，让他娶了一位孙氏宗族的女子为妻，并且直接任命他为兴业都尉，让他统领一千兵马，驻守在战略要地公安。

等到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登基称帝，大封功臣及其后代，周胤更是被封为都乡侯，地位显赫。

可以说，在周瑜去世后的十几年里，周循和周胤兄弟俩，凭借着父亲留下的巨大政治遗产，过着锦衣玉食、人人艳羡的生活。

他们是东吴最顶级的“官二代”，只要安分守己，哪怕是碌碌无为，也能保证一生的荣华富贵。

长子早逝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周循将继承其父之志，成为东吴新一代的栋梁之才时，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的期望都化为了泡影。

史书上对周循的记载，在“有瑜风”、“尚公主”、“拜骑都尉”之后，便戛然而止，只留下了三个冰冷的字，“早卒”。

关于他的死因，正史中没有详细说明，但“英年早逝”无疑是其一生最悲剧的注脚。对孙权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失去了一个心爱的女婿和看好的臣子。

而对于周家而言，这更是难以承受的重创。

家族的希望，瞬间崩塌了一半。

周循的死，让所有的重担和期望，都不可避免地转移到了弟弟周胤的身上。

此时的周胤，成了周瑜在世间唯一的血脉延续（其女儿周彻嫁给了太子孙登，但孙登同样早逝，此后便无记载。

孙权对他的关注和期望，自然也变得更加复杂和沉重。一方面，孙权念及周瑜的盖世功勋，希望周胤能够继承兄长和父亲的遗志，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和帝王，他也开始审视这个在父荫下长大的青年，是否真的有能力承担起这份荣耀。

在没有了兄长作为榜样和约束之后，周胤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开始不受控制地滋生，最终将他自己，也把周家的未来，推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触怒龙颜

如果说周循的悲剧是天意弄人，那么周胤的悲剧，则更多源于他自身的堕落。

在兄长去世、自己又被封为都乡侯之后，周胤彻底迷失在了权力和财富之中。他没有像父亲那样勤于军务，也没有像兄长那样谦逊有礼，反而将“周瑜之子”这个身份，当成了自己骄纵放荡的资本。

根据史料记载，周胤的罪状主要集中在个人品行上。他开始 “酗淫自恣” ，也就是沉迷于酒色，行为放荡不羁，毫无节制。

他仗着父亲的功劳和皇帝的宠爱，居功自傲，不思进取，整日与一群狐朋狗友厮混，生活作风极其不检点。

起初，孙权对他还是抱有希望的。毕竟是故人之子，孙权多次派人去告诫他，希望他能够悬崖勒马，改过自新。

孙权或许还在想，年轻人犯点错很正常，只要能及时回头，依然可以委以重任。然而，周胤完全没有把皇帝的警告放在心上，反而觉得这是孙权在小题大做。他非但 “曾无悛改” （丝毫没有悔改的意思），甚至可能在言语上顶撞了孙权派去的使者，态度极其傲慢。

这就彻底触碰到了孙权的底线。孙权可以容忍一个臣子能力平庸，但绝不能容忍一个臣子藐视皇权、屡教不改。

周胤的行为，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生活作风问题，而是对君主权威的公然挑战。

此时的孙权已经称帝，他需要建立绝对的权威，维护国家的法度。周瑜的功劳是很大，但这不能成为其子孙后代违法乱纪的“免死金牌”。如果连周胤这样的顶级权贵子弟犯了错都可以被轻易原谅，那国家的法纪何在？皇家的威严何在 ？

于是，在公元229年，也就是周瑜去世后的第19个年头，孙权的耐心终于耗尽。

没有围墙的牢笼

诏书写道：削去周胤所有官职和爵位，贬为平民，即刻流放到庐陵郡。

“关进大牢”，这四个字或许是民间对这种惩罚最直观的理解。

虽然史书上记载的是“流放”或“徙”，并非我们想象中那种高墙铁网的实体监狱。但对于周胤这样的贵族子弟而言，这种惩罚比真正的坐牢还要痛苦。

从首都建业的繁华中被连根拔起，扔到一个偏远、陌生的地方，与过去的圈子彻底隔绝。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监禁，一座没有围墙的牢笼。

庐陵郡在当时虽然不算蛮荒之地，但与权力中心建业相比，无疑是天壤之别。在那里，周胤需要定期向官府汇报行踪，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形同软禁。

孙权为什么会下如此重手？《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孙权当时说过的一句话。

当后来有大臣为周胤求情时，孙权说：“我难道是吝惜一个官爵，忍心让公瑾绝后吗？只是因为周胤罪恶深重，不应该马上让他回来。我暂且想让他吃点苦头，让他自己知道错在哪里罢了（原文为：且欲苦之，使自知耳）”。

可见，孙权此举，本意是惩戒和教育，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通过流放的苦难，能让周胤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当他被流放的消息传出后，江东的许多老臣都坐不住了。他们都是看着周胤长大的，更是感念周瑜当年的恩情。

以丞相诸葛瑾（诸葛亮之兄）和重臣步骘为首的一批大臣，联名上书，为周胤求情。他们陈述周瑜的功绩，希望孙权能看在故人的面子上，给周胤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是，孙权这次是铁了心，一一驳回了他们的请求。他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在东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没有任何人可以例外。

就这样，周胤踏上了前往庐陵的路。这个曾经前呼后拥的侯爷，如今成了身无官职的罪人。

他的人生，从云端跌入了谷底。

在正史中“绝后”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从小养尊处优的公子哥，突然被抛到艰苦的环境中，失去了所有的光环和特权，其内心的煎熬与身体的折磨是何等巨大。

或许，他真的在流放的苦难中反思了自己的过错；或许，他始终无法接受这巨大的落差，终日郁郁寡欢。

几年之后，远在建业的孙权可能也觉得惩罚的时间够长了。在朱然和全琮等重臣的再次恳切求情下，孙权的内心终于有所松动。他想起了与周瑜并肩作战的峥嵘岁月，想起了自己曾经许下的诺言。

最终，他同意了大臣们的请求，下诏赦免周胤，准备恢复他的爵位，让他返回建业。

然而，命运再一次和周家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当赦免的诏书快马加鞭地送往庐陵时，一个不幸的消息也同时传回了建业，周胤已经在流放之地病逝了。

他最终没能等到重获自由的那一天。孙权得知消息后，想必也是五味杂陈，追悔莫及。他本想“苦其心志”，却没想到直接断送了这个年轻人的性命。

从公元210年到公元229年，短短十九年，物是人非。不知在巴丘病逝前的那个夜晚，周瑜遥望江东，心中是否曾勾勒过儿子们未来的模样？他或许会想到他们会继承自己的事业，成为国之栋梁，光耀门楣。

但他一定无法想象，他用生命换来的荣耀，最终会成为压垮儿子的稻草，而那个他誓死效忠的君主，会亲手将他的儿子打入“牢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