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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以来,在海淀中关村的地标建筑中八楼,有很多科学界前辈的话印在地上。每次路过的时候都会停留几秒钟,怀念他们为祖国做出的贡献。例如王淦昌同志,他是两弹一星元勋之一,是中国核科学与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是为科学奉献、为祖国崛起而奋斗的传奇。还有,他的老师和他的学生们和他们的科研群体都可以说是群星璀璨,里边有很多大家很熟悉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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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老师是叶企孙,他的学生当中有为国铸甲的程开甲同志、气象学家叶笃正和获过诺奖的李政道等人。但是王淦昌同志自己因为各种因素错过了诺奖,但是这个不代表什么,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奖已经不代表太多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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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于1907年5月28日出生于江苏省常熟县的一个中医家庭。幼年时父母双亡,所以生活就条件很差,他与外祖母相依为命,靠放羊维持生计。尽管生活艰难,外祖母还是鼓励他说,“中国不缺放羊娃,但是缺少有学问的人”,激励他刻苦学习。他特别争气,先读私塾,后转入太仓县沙溪小学,13岁时到上海就读浦东中学。1925年,王淦昌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为该校第一届本科生。1929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在吴有训教授指导下完成了中国第一篇有关大气放射性的实验研究论文——《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每天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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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他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资格,赴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研究生,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迈特纳教授。在德期间,他专注于β衰变能谱的研究,并于1932年完成了关于内转换电子研究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在他的科学生涯当中,曾经有三次重大发现,但是和诺奖失之交臂。但是他始终以科学大局为重,展现了高尚的科学精神,不是那种因为排名先后顺序的问题就会跟人红脸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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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第一次是中子的发现,1931年,王淦昌在研究中意识到用α粒子轰击铍核可能产生一种中性粒子流(就是后来熟知的中子)。他两次向导师迈特纳建议用云室重复实验以验证这一想法,但均未被采纳。半年后,英国物理学家查德威克按照类似的思路完成了实验,成功发现中子,并于193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迈特纳对此深感惋惜,但王淦昌并未懊恼,而是将这次经历视为宝贵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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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1941年,王淦昌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提出了通过测量放射性元素反冲能量或动量来验证中微子存在的方法。1942年,他在《物理评论》上发表了《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的论文。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缺乏实验条件,他只能“让别人去做”。所以他的方法又启发了别人,科学界就是这样的,你做不成的话,别人就做了,然后美国科学家阿伦据此进行了实验,证实了中微子的存在。这一方法后被国际物理学界称为“王-阿伦方法”。1956年,美国科学家莱茵斯在核反应堆中直接探测到中微子,并于1995年获得诺贝尔奖。尽管王淦昌错失了获奖机会,但他淡然表示:“荣誉就应该归于最后从实验上去测到中微子的人。”当时在国际上很多人把这个奖当成一个终身的目标,或者说认为为了这个奖可以干很多违心的事情,也可以和别人使劲争,但是他就没有这样做,充分展现了中国科学家虚怀若谷的高尚风格。第三次是1956年,王淦昌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研究员。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利用10GeV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进行实验,于1959年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这是人类首次在实验室中观测到反超子,填补了微观世界体系的重要空白,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这些都是超级棒的划时代的研究成果,这一发现本有望冲击诺贝尔奖,但就在国际物理学界期待他进一步突破时,王淦昌突然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1960年,面对当时国际上的新形势,而且还有那些酸溜溜的嘲讽,我们的领导人拿出了精神,我们不仅有裤子,而且也要有核子。这个时候就需要了不起的核物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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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接到一封来自国内的密电,要求他立即回国接受新任务。当时苏联撕毁了援助协议,中国的核武器研究面临严重困难。1961年,王淦昌被告知新任务需要他放弃所有名誉和地位,断绝一切海外联系,并隐姓埋名,很有可能是一辈子。也就是说以前的那个享誉国际的王大教授可能就不能出现在公共场合了。他沉思片刻,铿锵有力地回答:“我愿以身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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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王淦昌化名“王京”,从国际物理学界消失了17年。他担任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在青海高原和罗布泊戈壁的艰苦环境中,他领导了上千次原子弹起爆装置的炸药爆轰试验,指导解决了爆轰物理、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等一系列关键技术问题。当时他已年过半百,是试验基地里最年长的科学家,但他不顾高血压和高原反应,经常亲临爆炸现场,与年轻人一起熬夜工作。他们干活是夜以继日的,吃住却是最最节省的,经常就是啃干馒头,喝一杯水,然后就赶紧又去工作。他的孩子们小时候总见不到爸爸,问起来时,家人只能回答:“爸爸在信箱里。”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在人群当中,已经好几十岁的他,跳起来欢呼,像个孩子。王淦昌还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并领导组织了第二、三次地下核试验。

另外,在1964年,王淦昌与苏联科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积极促成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的建立,并指导开展强流电子束、氟化氪准分子激光器等研究。在他的推动下,中国激光聚变研究从无到有,逐步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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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78年,他调任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才重新以“王淦昌”的身份出现。外面的世界不知道他这些年都干什么去了,重新出现的时候,他已经两鬓如霜,大家才知道大漠中的国之重器的巨响,有那么多是来自他的心血。即使进入晚年,王淦昌始终没有离开科研第一线。
他曾说:“要做科学家,不做科学官。”1986年3月,王淦昌与王大珩、杨嘉墀、陈芳允联名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国务院据此制定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就是著名的“863计划”),为中国高新技术发展开创了新局面。还有,王淦昌是中国发展核电事业的最早倡导者之一。他积极考察欧美核电技术,向中央领导讲授核能知识,并多次建言要发展核电。
他强调:“从长远看,核能必然成为能源的主要来源……我们一定要把核电站建设起来,让原子能造福于人民。”他还注意培养科学的人才,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在浙江大学任教期间,他培养了一批优秀科学家。这里边的很多人后来都是享誉世界的。
在中国科学院和核武器研究期间,他培养了三代科学家,言传身教,扶持后辈不遗余力。
王淦昌一生获得了诸多荣誉,就举几个例子,因为太多了。
1982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的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和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于1998年12月10日逝世,未能亲手接受这一荣誉)。
还有2003年,国际小行星命名委员会将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王淦昌星”。王淦昌同志用一生践行了信仰和对祖国的爱,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和奉献的一生。他完美诠释了“科学家有祖国”的信念和“以身许国”的誓言。他从放羊娃成长为世界级科学家,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却无怨无悔,隐姓埋名十七载只为民族复兴!他的科学成就、爱国精神与人格风范,将继续照耀后辈前行的道路,永远化为星光伴我们前行。如果有朋友路过这个地方,在买饮料或者是去地铁的路上低头看一眼,就是像他和很多这样为国献身的前辈保障着我们平静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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