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深秋,陕北的风已经刮得人骨头疼,毛泽东在窑洞里写了封信,让一个叫董健吾的人送到上海,找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借五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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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红军刚在会宁会师,八万大军只剩不到三万,账上就一千多块大洋,战士们连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再不筹钱,这个冬天都熬不过去。
红军的难,真不是一般人能扛的
刚结束长征的红军,处境比外人想的还要糟。
战士们的草鞋磨穿了底,单衣上全是补丁,夜里围着篝火也挡不住寒气。
数万大军的吃喝用度,全压在了这片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粮食很快就见了底,药品、弹药这些刚需更是没着落,更要命的是财源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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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主动停了“打土豪”,本指望共产国际能给点支援,可欧洲局势一紧张,联系彻底断了。
换谁处在这个位置,都得急得睡不着觉。
毛泽东思来想去,只能找宋庆龄帮忙,信里写着“苏区急需五万美元,以济时艰”,字里行间全是焦灼。
五万美元在当时可不是小数目,足够一个中等县政府花一整年。
毛泽东觉得,宋庆龄是宋子文的姐姐,找弟弟借点钱应该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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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知道的是,宋庆龄早就和南京政府决裂了,这封信递到她手里,等于把一个难题扔了过去。
董健吾揣着那封救命信,冒着杀头的风险穿过封锁线,终于把信送到了上海莫利爱路29号的宋庆龄手里。
她没找弟弟,把自己的家押了出去
宋庆龄看着信,又摩挲着董健吾带来的那枚镰刀斧头银币,心里肯定翻江倒海。
换做别人,怕是直接就拒绝了。
她自己处境也难,国民党特务天天盯着她,银行账号都被盯上了,大额资金一动就可能掉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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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想找宋子文借?但后来发现根本行不通,宋子文是蒋介石的亲信,两人早没什么兄妹情分了,开口就是自投罗网。
可她一想到陕北那几万冻得瑟瑟发抖的战士,就没法不管。
无奈之下,她盯上了自己和孙中山共同生活的莫利爱路29号寓所这是她最后的念想了。
她去法租界的小银行,用法语签了抵押合同,把房子押出去三年,逾期不赎就归银行。
光靠房子还不够,她又卖掉首饰和字画,取出剩下的抚恤金,总算凑够了五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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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把钱安全送到延安,她把钱拆成三部分,黄金藏在空心木箱,美钞让德国记者帮忙带,法币通过地下党汇。
她动用所有人脉弄来“外交人员免检”证明,又请史沫特莱这些国际友人帮忙,绕了南京、郑州、西安一大圈,花了三个多月才把钱送到。
这期间她没跟任何人说钱是怎么来的,甚至辞退佣人缩减开支,亲自对账,就怕浪费一个铜板。
这个秘密,藏了三十四年
毛泽东收到钱后,一直以为是宋庆龄找宋子文借来的,心里感激得不行,但也有点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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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建国前,他亲笔写信请宋庆龄北上,信里一句“建设大计,亟待商筹”,让本来还顾虑的宋庆龄红了眼。
开国大典上,她站在毛泽东身边看五星红旗升起,眼泪直流,还是没提钱的事。
1954年,中共中央通过潘汉年把五万美元还回去,宋庆龄接过支票只淡淡说一句“什么时候的事,我都不记得了”。
她还是没说真相,把钱存进银行就像没这回事一样。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以为这笔账清了,没人知道背后是一座房子的牺牲,这个秘密藏到1970年代初才被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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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写给海外友人廖梦醒一封没寄出的信里,终于说了实话:“无法向子文开口,遂将自己的抚恤金与住宅抵押所得之款汇去延安。”
汪东兴后来回忆,毛泽东读到这封信时沉默了好久,只轻轻说一句“她拿孙先生的屋子,换了我们的命”。
从那以后,毛泽东常对着宋庆龄寄来的新年贺卡发呆,却从没公开提过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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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宋庆龄病重,中共中央批准她入党,还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
她躺在病床上还惦记着那笔钱,跟工作人员说“这笔债,我从未想要收回”。
现在再去上海莫利爱路29号,那里已经是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了。
院子里的梧桐还在,只是知道当年那段往事的人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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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这事儿有多让人感慨,宋庆龄和毛泽东政见或许有差异,但在“救中国”这件事上,她拿出了自己的一切。
五万美元早就花光了,但这份超越党派的家国大义,一直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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