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中国正式实施新一轮稀土出口管制政策,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调整不仅涉及稀土产品的出口审批,更将监管范围延伸至全产业链,涵盖开采、冶炼分离、金属加工、磁性材料制造乃至回收技术等多个环节。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德国企业若希望继续从中国进口稀土,必须提交包括供应链信息、终端客户名单、产品设计图纸等在内的敏感数据,作为获取出口许可的前提条件,这一举措迅速在欧洲引发震荡,并被视为中国在关键矿产领域“动真格”的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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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管制规则升级
中国对稀土的管控并非一蹴而就,2025年4月,中国率先对钐、钆、铽、镝等7类重稀土实施出口管制,要求企业需获得特殊许可方可出口。
6月,相关部门收紧稀土领域专家出境审批,防止核心技术外流,7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正式实施,将稀土管控纳入法律框架。
而10月的最新举措,则将管控触角延伸至商业数据领域,外国企业申请稀土进口许可时,需提交产品图片、制造图纸、客户名单及未来三年产量预测等详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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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动作的直接诱因,是德国对稀土的极端依赖,数据显示,德国95%的稀土需求依赖中国供应,远超欧盟其他成员国。
以大众、宝马为代表的汽车制造商,其新能源汽车电机、车载电子设备等核心部件均需稀土永磁材料,博世等零部件企业则依赖稀土催化剂生产尾气处理系统。
若进口受阻,德国汽车产业每日损失将达数百万欧元,面对如此高压,德国企业迅速分化,大众、宝马等巨头主动提交全链路数据,甚至开放生产线接受审查,短期内获得稀土供应,而部分中小科技企业因抵触数据提交,初期面临生产停滞,最终不得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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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方提出数据要求的背后,有应对 “稀土滥用” 与 “技术卡脖子” 的双重考量,近年来,部分德国企业将从中国进口的稀土用于制造军工相关部件,再通过第三方国家转售,变相突破国际管控。
同时,德国在稀土应用技术上对中国实施严格封锁,如汽车用稀土永磁电机的核心设计技术始终不向中国转让,这种 “单向依赖却双向封锁” 的格局,让中方不得不通过数据要求建立管控机制。
更关键的是,2025 年 5 月欧盟出台的《关键原材料法案》中,将中国列为 “关键原材料供应风险来源国”,并计划联合美国建立 “稀土替代供应链”,中方此次举措也被视为对欧盟相关政策的回应,通过数据管控强化自身在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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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撕裂困境
德国的挣扎折射出欧盟整体的战略困境,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虽表示“正在考虑所有可选方案”,包括加大本土稀土开采投入及推动与非洲国家合作,但现实阻碍重重。
欧洲本土稀土矿开采面临环保审批严格、成本高昂及产能建设周期长等问题,以芬兰的欧亚自然资源公司为例,其计划在挪威建设的稀土矿项目,因环保组织反对及技术瓶颈,预计形成稳定产能需10至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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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洲的合作同样举步维艰,加蓬、布隆迪等国虽拥有稀土资源,但基础设施薄弱、政治风险高企。
2025年8月,布隆迪政府因矿产收益分配问题叫停了一家欧洲企业的开采项目,导致欧盟供应链计划受挫。
更关键的是,非洲国家缺乏稀土加工技术,90%的矿石需运往中国提炼,这种“原料出口-成品进口”的循环,使欧盟难以摆脱对中国加工体系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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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内部的分歧进一步削弱了其谈判筹码,德国、法国等制造业大国因产业需求迫切,主张与中国协商调整规则,而匈牙利、波兰等国则强调“战略自主”,要求减少对华依赖。
这种矛盾在2025年7月的中德外交与安全战略对话中暴露无遗,德国外长瓦德富尔虽表示愿与中方成为“可信赖的合作伙伴”,但德国经济部仍私下推动“优先企业名单”,试图通过政治渠道加速审批。
这种“表里不一”的策略,反而让中国更深入掌握了德国经济的命脉,而中国的规则调整,本质上是战略资源管控与国际惯例的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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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链的重构
美国《国防生产法》将稀土列为“关键基础设施物资”,限制出口并优先保障本土供应;日本《稀有金属保障战略》则对稀土进口、储备及技术研发实施全面管控,相比之下,中国的举措更注重供应链的可追溯性与军事用途管控。
要求企业明确声明稀土用途(军用或民用),既符合国际防扩散原则,又精准击中了西方国家的软肋——没有国家敢公开承认将稀土用于军工,否则将面临国际舆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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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产业逻辑看,中国的优势不仅在于资源储量与产量,更在于完整的加工体系与技术壁垒。
中国已形成从稀土开采、冶炼分离到材料加工、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布局,在稀土永磁材料、发光材料及催化材料等领域的技术水平全球领先。
中国在全球稀土产业链中的主导地位,是提出数据要求的核心底气,稀土作为制造芯片、新能源汽车、风电设备、军工装备的关键材料,其提纯与加工技术长期被中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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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 90% 以上的稀土分离产能集中在中国,德国所需的中重稀土(如镝、铽)更是 100% 依赖中国进口。
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气候行动部 2025 年发布的《关键原材料报告》显示,德国每年需进口约 2800 吨稀土,其中 75% 用于汽车工业(如永磁电机制造),15% 流向电子设备领域,10% 用于风电与光伏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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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深度依赖让德国在稀土贸易中缺乏议价权,而中方此次提出的数据要求,正是基于对自身产业链优势的精准把握。
中方要求提交的敏感数据并非泛泛之谈,而是聚焦稀土的 “全生命周期管控”,中国稀土行业协会秘书长杨文浩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提出数据要求是为了 “防范稀土被用于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领域,同时避免技术滥用导致的资源浪费”。
这种管控逻辑与国际上对敏感物资贸易的监管原则一致,以钕铁硼永磁体为例,中国企业的良品率超过95%,而欧洲企业因缺乏关键提炼技术,产品性能始终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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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全产业链优势,使得全球企业即便能找到替代资源,也难以摆脱对中国加工技术与产品的依赖。
结语
中国的稀土政策并非一时之策,而是国家战略自主与全球规则重塑的重要一环,通过掌握关键资源的控制权,中国正尝试从被动适应国际规则,转向主动参与甚至引领规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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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是对“卡脖子”困境的回应,更是对全球产业链权力格局的一次深刻重构,而德国的困境,实则是整个西方工业体系对中国战略资源依赖的缩影。
在全球化退潮、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资源安全与技术主权已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未来各国将不得不在“数据主权”与“供应链安全”之间做出艰难权衡,而中国正以稀土为支点,撬动新一轮国际秩序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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