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妈妈临终呼喊石三伢子，毛泽东倚棺痛哭，写下生平最长的诗歌

1966年仲夏，细雨笼罩滴水洞。毛泽东把手中的雨披搭在椅背上，不经意瞟见墙角那张旧相片——母亲文七妹半含微笑的面容。雨声持续拍打瓦檐，他的视线却陷在半个世纪前那个秋天。

1919年10月初，韶山冲稻谷已收。母亲卧病榻前气息微弱，口中仍断续呼着乳名“石三伢子”。赶回家的毛泽东扑倒棺前，整夜无眠。灵堂里油灯闪烁，他伏案写出《祭母文》，四言千余字，字句锋利却又克制。熟悉他的人说，那是他一生写得最长、也最不愿再读的文字。

往前推两年，毛泽东尚在北京图书馆做助理员，月薪八块，仍定时写信询问母亲病情。信里言辞朴素，没有后来讲话里的雄辩，但句句透露焦急。母亲劝他“莫牵挂”，他写道：“病未愈，儿心惶然。”手迹保存至今，墨色已褪，却能看见行间的颤抖。

母亲的形象在乡邻口中极为鲜活：肯施舍、嗜干净、待人宽厚。韶山冲当年闹荒，她常把米饭递给讨饭人，丈夫毛贻昌见状急红了脸，她仍轻声说：“穷人也要活。”这样的举动让年幼的毛泽东记得牢。他后来在延安接受斯诺采访时，专门提到母亲的慷慨，好似要把这段记忆昭告天下。

少年读私塾时，他的好问出了名。一次在南岸池塘游泳，被先生堵回教室，出对子为罚：“世上万般皆下品”，他脱口而出“思量唯有读书高”。老师气恼，他却心安理得。挨训后，母亲并未苛责，只留一句：“读书先读人。”这短短七字，比任何戒尺都来得深刻。

1904年至1910年，毛泽东换过三处学堂。父亲看重成绩，母亲更关心品行。她常摸摸他的头，笑道：“人若心正，路自宽。”后来毛泽东写给友人的一封信里，说母亲“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显然记得那句家常话。

1911年，毛泽东剪下辫子，准备去长沙。夜里，他躺在堂屋的木榻上，母亲把行李一件件叠好。昏灯下，两人寡言。第二天清晨离家时，他在门口写下四句：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乡亲不解，他的决绝只有母亲懂。

母亲病重期间，他曾试图把她接往长沙医治。那时新民学会事务缠身，长沙也缺好医生，母亲以“不惯城里空气”为由推辞。送行的黄昏，毛泽东扶她上小轿，眼眶通红。母亲低声一句：“好好闯。”仅此四字，伴随他走进风云激荡的年代。

52岁的文七妹去世后，毛泽东在灵前读完《祭母文》，亲戚无不落泪。诗中有一句“有生一日，皆报恩时”，后来常被他在信札中引用，以自勉亦以慰人。四个月后父亲病逝，兄弟又相继牺牲，韶山冲于他成了痛点，却也成为动力源。

1959年6月，他第一次以共和国主席身份回乡。清理坟头蒿草时，他轻声道：“前人辛苦，后人幸福。”随行人员记得，他说完便抬袖狠狠擦眼角。那天傍晚，他写下《七律·到韶山》。诗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两句，明显是对逝者的回应，而母亲是他心里第一个听众。

有意思的是，晚年谈及母亲，他仍用“老师”一词。他分析自己的很多处世原则——俭朴、敢于同权威争辩、同情弱者——皆源自母亲。那并非对故人的简单敬意，更像一份历史证词：一位普通农村妇女的品格，足以影响后来改写中国版图的人。

1966年离开滴水洞前，毛泽东在祠堂门口伫立数分钟。警卫员扶伞，他摆手示意不必。雨线斜织，他盯着殿堂深处旧影，喃喃两句：“妈，我回来了。”“三伢子，好。”没人听清，他已转身登车，雨声把最后一个音节吞掉。

至此，再无归期，但《祭母文》已把母亲永久留在纸上，也深埋进中国革命的精神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