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谓,贵人多知人,以其阅人物多也。张邓公为殿中丞,一见王城东,遂厚遇之,语必移时。王公素所厚惟杨大年。公有一茶囊,惟大年至则取茶囊具茶,他客莫与也。公之子弟但闻“取茶囊”,则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窥大年,及至,乃邓公。他日公复取茶囊,又往窥之,亦邓公也。子弟乃问公: “张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 公曰: “张有贵人法,不十年当据吾座。” 后果如其言。
——宋 · 沈括《梦溪笔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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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被李约瑟评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因此往往被视为古代的一部科学著作。其实不尽然。正如沈括在书的自序中说的那样: “所录惟山间木荫,率意谈谑,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缺谬。”
宋人的笔记中,谈谑式的方式最为普遍,也算是文人的一种风气吧。其目的正如王辟之所言: “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以为南亩北窗,倚杖鼓腹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 (《渑水燕谈录序》)
既然是谈谑式的,当然也不需要明确的科学性,但我们在读这一则故事时看到,王城东能预测张士逊的仕途,好像也不是像测字、看相的那样,似乎也是依靠自己的阅历和眼光来判断张某就是自己的接班人。如此,倒也不失为一种科学,也算是向我们展现了《梦溪笔谈》作为科技著作的另一个侧面吧。但“王公”因此而以“茶囊”来厚待将来的“贵人”,则不免有阿谀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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