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古人谓，贵人多知人，以其阅人物多也。张邓公为殿中丞，一见王城东，遂厚遇之，语必移时。王公素所厚惟杨大年。公有一茶囊，惟大年至则取茶囊具茶，他客莫与也。公之子弟但闻“取茶囊”，则知大年至。一日，公命取茶囊，群子弟皆出窥大年，及至，乃邓公。他日公复取茶囊，又往窥之，亦邓公也。子弟乃问公: “张殿中者何人？公待之如此。” 公曰: “张有贵人法，不十年当据吾座。” 后果如其言。
——宋 · 沈括《梦溪笔谈》
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被李约瑟评为“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因此往往被视为古代的一部科学著作。其实不尽然。正如沈括在书的自序中说的那样: “所录惟山间木荫，率意谈谑，不系人之利害者；下至闾巷之言，靡所不有；亦有得于传闻者，其间不能无缺谬。”
宋人的笔记中，谈谑式的方式最为普遍，也算是文人的一种风气吧。其目的正如王辟之所言: “今且老矣，仕不出乎州县，身不脱乎饥寒，不得与闻朝廷之论、史官所书，闲接贤士大夫谈议，有可取者，辄记之……以为南亩北窗，倚杖鼓腹之资，且用消阻志、遣余年耳。” (《渑水燕谈录序》)
既然是谈谑式的，当然也不需要明确的科学性，但我们在读这一则故事时看到，王城东能预测张士逊的仕途，好像也不是像测字、看相的那样，似乎也是依靠自己的阅历和眼光来判断张某就是自己的接班人。如此，倒也不失为一种科学，也算是向我们展现了《梦溪笔谈》作为科技著作的另一个侧面吧。但“王公”因此而以“茶囊”来厚待将来的“贵人”，则不免有阿谀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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