苍天不公：聂曦就义时年仅33岁，而刽子手谷正文却97岁寿终！

同样是在台湾戒严年代，有人33岁就倒在刑场血泊里，死后63年才迁回骨灰；有人却活到97岁安享晚年，还对着记者炫耀当年的暴行——这两个人，一个是为国家统一拼尽全力的聂曦，一个是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谷正文。这样的寿命与结局反差，让很多人至今想起都觉得心里堵得慌。

聂曦1917年生于福建闽清，早年在军校学军事，后来到国民党军队任职，因为做事踏实、脑子清楚，一路做到上校军衔，还兼任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1949年吴石去台湾当国防部参谋次长，特意把聂曦带在身边当副官——那时候聂曦已经秘密和地下党接上了头，他心里清楚，跟着吴石去台湾，就是要冒着掉脑袋的风险送情报。

到了台湾后，聂曦的活儿一点都不轻松。吴石拿到的《战区战略防御图》，要先经他手整理成缩微胶卷，再陪着吴石签发国防部特别通行证，亲自护送地下党员朱谌之（朱枫）到机场。聂曦当时还劝过吴石，说特别通行证太惹眼，怕暴露，可吴石说“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他才没再坚持。那时候国民党特务查得紧，聂曦出门都得绕好几个圈子，有时候为了送一份军队调动情报，得在茶馆、菜市场转上大半天，晚上回到住处，后背的汗都能把衣服浸透，可他从没跟人抱怨过一句。

变故是从1950年1月29日开始的——台湾工委书记蔡孝乾首次被捕，没撑住几天就招了些无关紧要的信息，可3月中旬二次落网后，他彻底扛不住，把吴石、聂曦他们的地下党关系全供了出来。特务找上门的时候，聂曦正在整理一份新的兵力部署情报，他第一反应不是跑，而是把情报塞进煤炉里烧了，直到火舌把纸卷吞得只剩灰，才被冲进来的特务按在地上。被捕后，谷正文亲自审他，用了夹手指、上电刑的法子，电流通到身上时，聂曦疼得浑身抽搐，牙都咬出了血，可他只盯着谷正文说“情报是我递的，要杀要剐冲我来，别找其他人”——后来国民党军法审判记录里，还完整留存着这句话。谷正文见硬的不行，又把聂曦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带到审讯室，聂曦看着孩子哭着要爸爸，眼圈红了却还是硬着嘴说“我没做错事，你们别逼她”。

1950年6月10日，聂曦和吴石、陈宝仓、朱谌之一起被押到台北马场町刑场。那天天还没亮，聂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白衬衫（法医报告里后来记录过这个细节），走在最前面，路过围观人群的时候，他抬头朝大陆的方向望了望——那时候他才33岁，要是没干地下工作，说不定正陪着孩子学走路、教孩子读书。临刑前，他只说了一句“我为国家做事，不后悔”，枪声就响了。他的家人后来想收尸，却被特务拦在外面，连他最后埋在台北六张犁纳骨塔的哪个角落都不知道，直到2013年，聂曦的骨灰才被迁回江西樟树市革命烈士陵园，这时候距离他牺牲已经过去63年了。

再看谷正文，这人1910年生于山西汾阳，早年也加入过共产党，后来叛变投靠国民党军统，钻进保密局当了特务头目，因为心狠手辣，圈内人都叫他“活阎王”。在吴石案里，他不光亲自审讯聂曦他们，还特意诱骗和地下党有过接触的黎晴，套出了不少关键证据，当时还跟上面拍胸脯保证“绝不让一个共党分子漏网”，连处决的具体日子都是他定的。除了吴石案，他还在1955年参与策划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想趁周恩来总理出访的时候暗杀他，后来又在台湾戒严期间迫害了上百名异见人士，手上的人命数都数不清。

可就是这样一个刽子手，却活得格外长。他从保密局退休后，在台北买了套房子，每天看看报纸、喝喝茶，日子过得安稳。甚至到了晚年，他还接受台湾《联合报》《中国时报》的记者采访，对着镜头炫耀自己当年怎么审讯“共党”、怎么设计抓人的细节，一点没觉得那些事是造孽。2007年1月25日，谷正文以97岁的年纪在台北去世，死的时候连直系亲属都没在身边送终，可就算这样，他也比聂曦多活了64年，走得安安稳稳。

现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的花岗岩壁上，聂曦的名字和吴石、朱枫他们并列刻在一起，每年都有人去献花；台北马场町的“戒严时期政治受难者纪念碑”上，也能找到他的名字。而谷正文呢，除了少数研究特务史的人会提起他，大多数人都不愿多提这个名字——就算他活了97岁，也没留住什么好名声。

有人说聂曦傻，放着上校的安稳日子不过，非要去干掉脑袋的活儿；也有人说谷正文命好，躲过了所有报应。可只有了解那段历史的人才知道，聂曦送出去的每一份情报，都帮大陆提前摸清了台湾的防御部署，为后来的统一事业铺了路；而谷正文就算活再久，他手上的血也洗不掉。或许命运确实有不公的时候，有人活短了却活成了被纪念的英雄，有人活长了却活成了该被唾弃的耻辱。可到底什么是真正的公道？是活多久算多久，还是后人永远记得，谁该被敬仰，谁该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