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情赠与全额返还，葛树春：看似正义的裁判，实则隐性不公

当婚外情赠与纠纷的裁判思路从部分返还转向全额返还，舆论多将其视为公序良俗的胜利、婚姻权益的强化。

但剥开维护婚姻忠诚的道德外衣便会发现，这种一刀切的全额返还模式，实则忽略了现实关系的复杂性，既模糊了财产用途的边界，也变相剥夺了个体的合法权益，看似公平的判决背后，藏着难以忽视的法理与情理失衡。

从法律逻辑来看，全额返还的核心依据是“夫妻共同财产不可单独处分与婚外情违背公序良俗，这两点固然无可争议，未经配偶同意，一方擅自将大额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确实侵犯了配偶的财产权益，也与婚姻忠诚义务相悖。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赠与行为无效与全额返还之间并不能直接画等号。

在多数婚外情纠纷中，双方的资金往来并非单纯的无偿赠与，往往夹杂着实际消费支出、劳务补偿甚至被欺骗后的合理收益。

例如，案例中易先生与小英8年的交往中，转账的520和1314可能用于共同餐饮、短途旅行，委托案外人支付的款项或许是小英为易先生处理事务后的报酬，这些款项早已转化为实际消费或合理对价，并非全部属于应返还的赠与财产。

若法院无视款项用途的差异性，将所有资金往来笼统认定为非法赠与并判令全额返还，本质上是用道德批判替代了事实认定，把复杂的财产关系简化为非黑即白的对错判断，违背了司法以事实为依据的基本原则。

更值得警惕的是，全额返还的裁判趋势可能加剧个体权益的不公。

在现实中，第三者的角色并非全然是恶意破坏者，部分人可能是被出轨方欺骗、隐瞒婚姻状况后陷入关系，甚至在交往中承担了更多情感与经济成本！

还有些第三者在关系中提供了合法劳务（如协助处理工作事务、照顾生活起居），获得的款项本质上是劳动报酬，而非赠与所得。

若仅因第三者身份，就将其所有相关收益全部定性为非法所得并要求返还，相当于用身份标签否定了个体的合法权益，让过错身份覆盖了合法权利，这与法律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益的初衷相悖。

正如有学者指出，法律应当惩戒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但不应连带剥夺行为主体的合法权益，否则便成了惩罚身份’而非‘惩罚行为。

从司法实践的长远影响来看，全额返还的一刀切模式也可能引发新的矛盾。

一方面，它会导致裁判标准的僵化——法官无需细致区分款项用途、双方过错程度、实际获益情况，只需依据婚外情这一前提就能快速判决，看似统一了司法尺度，实则牺牲了个案的公平正义，容易出现同案不同理的隐性不公！

另一方面，它可能催生新的纠纷隐患，部分出轨方为规避全额返还风险，可能会采用更隐蔽的财产转移方式（如以现金、实物赠与替代转账），反而增加了配偶维权的难度，也让财产关系更难厘清。

事实上，真正合理的裁判思路，应当是区分情形、精准裁量，而非简单的全额返还。

对于明显以维系婚外情为目的的大额无偿转账（如数十万元的购房款、存款），应坚决认定无效并判令返还！

对于用于双方共同消费的小额支出（如餐饮、旅游、礼物），因款项已实际消耗且不存在不当得利，可不予返还！

对于第三者提供合法劳务后获得的报酬，应认定为合法收益，受法律保护。唯有如此，才能在维护夫妻共同财产权益、批判婚外情行为的同时，兼顾第三者的合法权益，让判决既符合公序良俗的要求，也经得起事实与法理的检验。

作者为澳门都市报法律顾问葛树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