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是如何对待荷兰女人的，花样百出，相当流氓，惨不忍睹！

日寇是如何对待荷兰女人的，花样百出，相当流氓，惨不忍睹！
1939年，日军踏入荷属东印度群岛（今印尼），打着“亚洲解放者”的旗号，当地人曾短暂地将他们视为驱逐欧洲殖民的希望，但不到三个月，幻想破灭。
荷兰人被投入集中营，印尼人遭受奴役，而最惨烈、最难以启齿的，是那些被称为“白人女人”的荷兰女性所经历的——这不仅是性暴力的泛滥，更是制度化羞辱和人性崩塌的剧本。
这个剧本不是偶然写下的，而是有组织、有指令、有系统地推进。
它的编剧，是日军高层；它的执行者，是军官、宪兵、甚至军医；它的舞台，是集中营、慰安所、军营和被封闭的民房；它的受害者，是数百名被强行从集中营中带走的荷兰女性。
她们有的才十几岁，有的带着孩子，有的曾是教师、护士、钢琴家，但在日军眼中，她们只是“战利品”。
1942年3月，日军攻陷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后，大批荷兰裔平民被关押，男性被送往战俘营，女性和儿童被集中管理。
最初的命令是“照顾”，但很快，这种“照顾”就变成了彻底的控制和羞辱。
在爪哇岛的安巴拉乌村，集中营里每个睡铺只有60公分宽，一间屋子塞满几十人，饭食是糊状的饭汤，疫病肆虐。
每天早晨七点，女性必须面朝东北方向三次鞠躬，向日本天皇效忠，谁迟到或动作不标准，便要接受体罚。
贝尔特·科尔菲努斯的母亲因一次鞠躬不及时，被军警打到手臂脱臼，数月无法抬手，她当时只有14岁，亲眼看着母亲在泥地中被鞭打，毫无还手之力。
更恐怖的是，日军的惩罚不是落在犯错者身上，而是落在她们的亲人身上。
一个孩子哭闹，母亲就要被罚蹲几个小时；一位老妇拒绝鞠躬，她的孙女就被带走。
1944年初，日军在爪哇、泗水、三宝垄等地设立了所谓“将校慰安所”——这些地方专门关押欧洲女性，尤其是荷兰人。
她们被从集中营带走，起初被告知是去“工作”或“担任护士”，但到了那里才明白，等待她们的是一场无休止的性奴役。
三宝垄的“七大洋之家”是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一个慰安所。
1944年2月，约100名荷兰女性被押送至此，进入大门后，她们的身份被彻底抹去。
每个人被拍照、编号，照片贴在门口，墙上是“使用规则”：一次不得超过30分钟，每人每日最多接待20人，身体检查每周一次，怀孕者立即处理。
18岁的玛尔特曾在集中营里担任教师，被带到这里后，第一次“检查”就是由军医实施的性侵。
她被迫接待了日军官兵，日夜颠倒，身体溃烂，染病后不被治疗，只能等死。
更令人发指的是对未成年人的迫害，13岁的莉娅因长相清秀，被军官“预订”，她试图反抗，被告知若不服从就杀她全家。
“白马事件”则是另一场地狱，1944年中，30多名欧洲女性被集中囚禁三周，日军称之为“白马行动”，每晚点名“使用”，轮番施暴。
她们没有名字，只被称作“白马一号”、“白马二号”。
沃海勒耐是其中之一，她试图剃光头、毁容，想让自己看起来“不值一用”，但这种反抗被视为“另类新鲜”，她遭受的暴力更甚。
连军医也参与其中，不再是“检查”，而是“体验”，她的证词是日后东京民间法庭的重要证据。
战争结束后，约有250名荷兰女性向荷兰政府登记为“慰安妇幸存者”，但学者普遍认为真实数字远高于此，很多人选择沉默，不是因为遗忘，而是因为耻辱。
扬·鲁夫-奥赫恩是其中少数站出来的女性，2000年，她在东京民间法庭作证，声音颤抖，却坚定地说：“我不是为了复仇，我只是希望你们承认发生过的事情。”
她的证言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中播放。
玛尔特终身未婚，晚年患有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
日本政府至今未全面承认对荷兰女性的慰安制度责任，2015年，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计划将“慰安妇档案”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时，日本强烈反对，并停止对教科文组织的资助。
历史的沉默，不代表真相不存在。
这些荷兰女性的命运，是战争最黑暗的注脚，她们不是士兵，不是政客，只是无辜的平民，但在国家机器的碾压下，她们的身体成为战场，她们的尊严成为牺牲品。
她们的故事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警示：当人类社会容忍对“敌人”实施非人待遇时，文明的底线就已崩塌。
参考资料
[1] 《荷兰战犯法庭记录·斯玛朗案件》，联合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档案，19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