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力”传承 “法援青春”别样红

（来源：安徽新闻网）

转自：安徽新闻网

图为曹天楚（左一)在接待群众法律咨询。（省律协提供）

自2009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实施16年来，我省先后不间断选派16批82名、125人次志愿律师参加“1+1”中国法律援助、援藏援疆志愿服务工作，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7264件，帮助化解矛盾纠纷1194件，提供法律咨询6.9万次，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1.79亿元。

今年，我省又有14名律师参加2025年“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行动，17名青年律师参加2025年青年律师西部锻炼计划，他们将赴湖南、广西、海南、贵州、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9个省（自治区）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在这个法律援助志愿者群体中，青年律师占有较大的比例，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志愿精神，以专业高效的法律服务，赢得了服务地党委、政府高度赞誉和人民群众的广泛信赖。让我们走近这群热心热情的青年人，倾听他们的公益故事，感受他们的心路历程。

“你们这个法，我听得懂”

2024年，作为司法部选派的优秀青年律师，我有幸参与西部锻炼计划，来到宁夏灵武市司法局城区司法所开展为期一年的工作。这一年，是我职业生涯中极具意义的一段旅程。从繁华都市到塞上小城，从专注个案代理到投身基层法治建设，角色的转变让我对法律的价值、律师的使命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初到灵武，这座被黄河滋养的城市给了我全新的印象。沙漠与绿洲交织的独特地貌，回族与汉族交融的人文风情，都让我对这片土地充满好奇。但更让我触动的是基层群众对法律知识的渴求，以及司法行政工作在基层治理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在灵武市司法局，我主要负责协助法律援助、人民调解、普法宣传等工作。一年来，我共接待群众法律咨询1000余人次，涉及婚姻家庭、劳动争议、土地承包、民间借贷等多个领域。针对每一位咨询者，我都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条文，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过去在律所，我习惯用“请求权基础”“举证责任倒置”这些术语为当事人争取最大利益。而在城区司法所，首先要解决的是“话怎么说”。

一次，一位老大爷走进所里，“我女子（女儿）出嫁了，不养我，我要告！”那天，我和人民调解员把“赡养义务”翻译成“女儿给爹买面、买油、买药”，把“给付标准”换算成“一只羊羔多少钱、一袋面多少钱”。当老大爷终于在调解笔录上按下手印时，他抬头冲我笑，“你们这个法，我听得懂。”

我忽然意识到，法律在基层的第一次“出生”是纸面上的，第二次“出生”必须是方言土语里的。只有让法条脱下皮鞋、换上布鞋，它才能走进炕头、走进羊圈、走进枸杞地。

这一年，我学会了三件事：把法条“降维”成生活场景，比如用“枸杞过秤”解释“证据保全”，用“宰羊分肉”比喻“按份共有”；把情绪“升维”到法律框架，面对哭喊的当事人，先递纸巾再递上法律，让他们知道“哭可以，但哭完还得按规矩来”；把自己“溶解”进这片土地，我开始习惯在调解前用“尕”（方言“小”）称呼年轻人，习惯用“张三家的牛踩了李四家的田”举例。

法律在基层不是冰冷的刻度，而是有温度的手：一只手按住冲动的拳头，一只手扶起跌倒的尊严。这些记忆像一把钥匙，随时提醒我：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逻辑，更在于那些愿意蹲下身、侧过耳、伸出手的人。

（讲述人：王昕昊）

“谢谢你，好姑娘”

广西荔浦市行政争议调解中心的门，在我踏入的那一刻，仿佛就成了我的一个新起点。

刚到调解中心的时候，面对不擅长的行政复议案卷，我有些许手足无措。但很快，我就调整好了状态。每一份案卷都像是一个等待被解开的谜题，里面承载着当事人的期盼与诉求，我逐字逐句研读，梳理着每一个细节，分析着每一个法律条文的适用。70余件行政复议案卷，就这样在我的手中一页页翻过，它们铺就的不仅仅是一条权利保障之路，更是我对法律信仰的一次次坚守。

12场行政诉讼庭审，更是对我专业能力的极大锤炼。记得第一次作为代理人站在法庭上，面对着对方律师犀利提问和复杂案情，我的手心微微出汗。但想到当事人那期盼的眼神，我深吸一口气，迅速冷静下来，用扎实的法律知识和清晰的逻辑思维据理力争。每一场庭审结束后，我都会认真复盘，总结经验教训，让自己在一次次的实战中不断成长，努力为法治政府筑牢盾牌。

在15起纠纷调解中，有几次几乎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土地纠纷，村民情绪激动要找个说法。我一边安抚着村民的情绪，一边耐心倾听他们的诉求。我知道，这个时候任何强硬的态度都只会火上浇油。我把村民们请进调解室，给他们倒上热茶，然后一点点地解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经过几天几夜的反复沟通和协调，终于化解了这场危机。

在处理一些复杂的纠纷时，我发现仅仅依靠法律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懂得倾听和理解当事人的内心。于是，我利用业余时间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在参与各类疑难纠纷案件的调解中，我首创了“倾听—共情—释法”三维模式。

有一位60岁的阿姨，因为父母的财产继承问题与兄妹吵得不可开交，各方僵持了很久。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她满脸的愤怒和委屈，不停地诉说着自己的遭遇。我没有打断她，而是静静地倾听，时不时地对她表示理解和同情。

当她情绪平复下来后，我再耐心地讲解相关的法律规定，分析利弊。最后，这位阿姨理解了兄妹，放下了心中的大石头，她握着我的手说：“谢谢你，好姑娘。”那一刻，我觉得所有的努力都没有白费。

（讲述人：罗颖）

“他们这样付出，值！”

我成长于一个扎根边疆从事法援的家庭，父母曹旭、陈贤作为全国“1+1”法律援助志愿者，常年辗转西藏、内蒙古、新疆等地。说实话，当时确实不太理解，父母为何选择去西藏、新疆、内蒙古那些条件挺艰苦的地方，拿着不算高的补贴，为素不相识的人到处奔波？我也问过自己：“他们这样付出，真的值吗？意义到底在哪儿呢？”

直到2017年我大学毕业，去新疆看我母亲的那次经历，彻底改变了我。推开她办公室的门，当时她正在接待一位农民工大哥。那位大哥情绪特别激动，反反复复地说：“陈律师，要不是你们帮忙，我的血汗钱根本就要不回来！家里孩子还等着这钱交学费呢……”他声音里的那种激动，就像锤子一样，重重砸在我心上。

就在那一刻，我亲眼看到了法律援助的力量，它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就是守护社会公平正义最坚实的那道防线。我一下子懂了父母的选择，他们守护的，是人心里最朴素的渴望——公平。

后来我当了律师，也主动选择做法律援助。2024年9月，我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起了“1+1”法律援助志愿者的旗帜，出发去贵州遵义。那一刻，心里感觉特别不一样，好像是在延续父母走过的路。

我在红花岗区司法局能很快融入法律援助的工作环境，很大程度上是受我父母在边疆工作的启发。他们在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办案时，特别注重当地的民族习惯和传统道德理念，把法律条文和当地群众能听懂、能接受的道理结合起来，这样普法和调解的效果才好。

到如今，我在红花岗区已经先后接待群众法律咨询2000余人次。这也让我有了更深的体会：面对大多数群众，光懂法律条文不够，更要懂得倾听、理解他们的难处，找到各方利益的平衡点，这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沟通技巧。

上个星期，有三名受援人带着锦旗来感谢我，听着他们真诚的道谢，有那么一瞬间让我想起当年在新疆，那位农民工大哥对我母亲说的话。时间、地点、人都不同了，但那份发自内心的感激却是那么相似。这就是法律援助工作的价值回响，它时刻提醒我，无论在哪里，都要为老百姓解决实实在在的困难，守护公平正义，这份初心永远不能变。

对于那些未来也想和我一样做法律援助的年轻人，我想说：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践，而实践的价值就在于服务人民。法律援助工作可能清苦，可能充满挑战，但当你为弱者讨回公道时，那种成就感和价值感，本身就是一种财富。法律援助这份事业，真的值得你投入青春和热血！

（讲述人：曹天楚）

■ 本报通讯员 纪永德 本报记者 李晓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