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建立等：东南地区周代冶金考古研究进展

东南地区周代冶金考古发现与研究近年明显增多。本区域铸铜遗存具有多样性与普遍性，绍兴大湖头等遗址出土材质类型丰富的金属原料。采冶铜业的地域范围有所扩展，铅业遗址逐渐得到重视。基于铅同位素的金属溯源研究初步揭示本区域资源对淮水流域及中原的显著影响，在东南各地之间也存在金属物料的密切互动。

冶金生产是中国古代手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冶金考古日益关注田野中的冶铸遗迹，并通过多学科手段明确遗物的技术及溯源属性【1】。中原地区通过集聚于都邑的铸铜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青铜礼制，以维系复杂等级社会【2】；而大规模铸铜业所需的铜料和锡料，自周代前期开始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及南岭北麓地区，从而推动中原与东南地区的交流不断深化，并在中国南方各文化区之间形成复杂的金属资源流通网络【3】。

自2015年以来，《南方文物》“生业与社会”专栏组织发表了五十余篇冶金考古研究文章，成为报道中外冶金考古前沿成果的重要学术阵地【4】。近十年的专栏文章，除重视理论探索与实验考古之外，还有三个突出特点，即通过冶铸手工业遗存将田野考古与实验室多学科研究紧密结合，通过金属溯源分析将矿冶遗址调查成果作用于青铜器研究，以及通过各时期边疆地区冶金研究深化中原与周边文化区之间技术、资源与文化互动的认识。

2022年，科技部立项“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中国古代金属物料产地溯源方法研究”，其中下设两周时期金属溯源课题，致力于推进南方地区矿冶调查及金属溯源工作。本次专栏的六篇研究文章，既有对浙江、福建等省周代青铜器及铸铜遗存的分析，也有通过江淮、海岱南部等周邻地区新见材料对吴越铸铜技术与资源的探讨，并且都侧重积累与解读铅同位素比值数据，可供读者了解东南地区周代冶金考古及金属溯源研究的新进展。

一、铸铜遗存的多样性与普遍性

东南地区自晚商普遍开始出现石质铸范，此类石范铸铜的小规模生产在东南沿海地区流行至两周时期。江西樟树吴城遗址历年发现较为丰富的铸铜遗存，能够通过石范铸造较复杂纹饰的青铜工具【5】，展现吴城文化较高的铸铜技术水平。在赣江流域西部，晚商以至西周的石质工具范也多有发现【6】。近年安义长龙遗址发现了西周中晚期陶范【7】。在东南沿海地区，石范铸铜生产延续至东周，香港屯门扫管笏遗址的发掘工作表明【8】，当地石玦制作作坊内也能够制作铸铜石范，从而指示石范生产地与铜器铸造地的分离。出土石范的遗址中若能发现铜渣块、炉壁等铸铜遗物，并确定与冶铸有关的遗迹性质，则能提供更为详实的铸铜技术信息；在缺乏铸铜遗物时，对与石范共出的青铜器进行检测也有助于丰富冶金技术信息。

在闽南地区，晋江庵山遗址于2007年出土5件石范，是本区域出土先秦石范数量最多的遗址，引起学界广泛关注【9】；2009年又出土铜矛、鱼钩等多件晚商至西周时期铜器【10】。马仁杰在本专栏《晋江庵山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文中报道了庵山出土铜器的金属材质及铅同位素比值研究工作，指出这批铜器合金化程度较低，红铜、少量砷铜与铅锡青铜共存，器物普遍经过锻制加工；这是首次集中介绍福建地区晚商至西周阶段铜器的资源与技术，填补了闽南地区商周铜器科学研究的空白，将商代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分布推进至东南沿海一线。福建是原始瓷的生产中心之一【11】，以晋江【12】及木兰溪【13】流域为中心的青铜器及铸铜遗存的研究将有助于深入认识早期瓷业的年代与对外互动方式。

在浙西北地区，苕溪流域存在多处商末周初的铸铜地点。这一区域的重要城址余杭径山小古城周边以往发现过戈、矛、有段锛等商代风格铜器，近年出土一件石范【14】。相距不远的余杭跳头遗址则发现了十件铸造斧、镞的石铸范，在后马桥阶段遗址出现了与铸铜有关的生产遗迹红烧土堆积，可能存在功能专一的铸铜作坊【15】。吴晓桐课题组继湖州毘山遗址后【16】，又在本专栏《浙江余杭跳头遗址出土商周铜器和土壤沉积物的铅同位素分析》文中介绍跳头遗址出土铜器的材质与铅同位素比值研究。作者杨冬宜发现跳头遗址晚商至西周初年铜器以铅青铜为主，还有一件为铅器；后马桥地层土壤中的重金属含量上升，但铅同位素比值与金属器不同，指示此阶段铸铜规模仍较小，尚未对区域环境造成显著影响。浙西北以往曾发现过长兴上草楼等风格鲜明的礼乐器【17】，类似风格的簋也见于瓯海杨府山西周土墩墓【18】，期待田野考古工作中能够涌现新的线索，增进对这些器物铸造地及年代的认识。

绍兴地区东周越文化考古近五年不断取得重大进展，大湖头、南山等遗址出土的金属及冶铸实物有力地推动了越国都邑铸铜业研究。绍兴大湖头遗址出土石范（图一：1）、坩埚壁（图一：2）、粗铜及青铜块、粗锡块（图一：3）、铅锭及锡铅合金块（图一：4）等遗物，是浙江地区铸铜遗存类别最为丰富的地点，也是目前中国先秦时期首个同时发现铜、锡、铅类金属原料的铸铜遗址。遗址出土的坩埚壁，内面黏附大量铜锈，基本平整；外侧为砖红色草拌泥，断面可见多次使用留存的修抹衬层痕迹，与中原及江汉淮地区的铸铜坩埚较为相似。绍兴新出土的铸铁工具也有助于认识东南地区从铸铜到铸铁的演进，大湖头H483中两件铁钁（图二：1、2）与锡铅锭、青铜器（图二：3）、原始瓷及印纹硬陶等大量遗物共出，是东南地区年代较早、出土单位明确的铁工具。

1. 石范

3. 粗锡块

2. 坩埚壁

4. 纯铅及铅锡合金板状锭块

图一 浙江绍兴大湖头遗址出土铸铜遗物

1. 铁钁

2. 铁钁

3. 青铜器

图二 浙江绍兴大湖头H483出土铁钁及青铜器

绍兴南山及大湖头两处遗址出土数量繁多的锡铅器与锡铅块，在列国都邑中相对少见。南山遗址出土的锡铅器类型较多，其中有的腔、槽内部还留存木构件，彭启晗在《绍兴南山遗址出土东周铅锡器的科学分析研究》文中介绍这批器物的合金材质与铅资源特征。一方面锡铅器的大量运用反映越文化高等级遗址中锡并不匮乏；另一方面，锡含量越高的锡铅合金杂质元素含量越低，又反映锡仍然具有显著的贵重属性，生产中存在纯锡与锡铅（铅镴）的应用分野。大湖头遗址还出土有尺寸较大的锡铅质、纯铅质薄板，可能与其铸铜功能有关。

浙江各地东周遗址及窖藏中，多见厚板状铜块与残碎青铜器同出。2024年本课题组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对绍兴大湖头、临海上山冯【19】、仙居湫山【20】等地点出土战国铜块进行了系统观察及分析，材质以铅青铜及铅锡青铜为主。上山冯及湫山窖藏出土的青铜块大多由整块青铜锭破碎而得，较厚而均匀的来自原锭中部，收分明显的可能对应原锭的边缘。铜块断面常见孔洞，部分铜块表面偏析出铅壳。类似伴出铜块的器群还包括余杭良渚姚家墩【21】、镇海应家【22】、永嘉桥下【23】等。

在近年的工作中，以江苏和浙江为中心的吴越文化区具有相当丰富的铸铜遗存，指示灵活的铸铜产业布局。以往与铜块共出的“铜器窖藏”，其中的各类遗存均可能与铸铜原料有关；李学勤曾指出“这种窖藏，内涵器物种类庞杂，多已敝旧残毁，与铜料一起储存，显然是准备销熔的处理品”【24】。在一些规模不大的遗址，如建湖大同铺，也有铸铜坩埚壁残块出土【25】。因而在周代遗址的发掘中，在石范、铜渣以外，仍有必要对烧土、陶范块、碎铜器、金属块等可能与冶铸相关的遗存加以关注。与此同时，吴、越都邑中的铸铜作坊似乎汇聚了更为多样的金属原料，能够满足更为多样的合金技术选择，故而类似绍兴大湖头及西施山等遗址仍应给予更多关注。在浙东发现的各类锡料实物，则暗示越国立足东南，与楚同样具有较强的辐合南方贵重资源的能力。

二、铜、铅采冶遗址的调查与研究

东南地区周代采冶铜遗址主要集中于长江中下游铜矿带，围绕皖南和赣北两个中心的矿冶遗址调查发掘工作都不断取得进展。赣北铜岭铜矿在早商时期曾是南方最重要的铜业中心，商代中期后矿冶活动趋于消沉，在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再度兴盛，冶炼渣和遗址点数量都远超商代【26】。皖南地区在铜陵师姑墩、神墩、夏家墩等遗址发掘结束后【27】，相关遗址继续开展科技研究工作，其中师姑墩、夏家墩、大墩子遗址出土的西周时期铅矿石、铅块具有重要溯源研究价值【28】。皖南近年田野工作重心转为以区域调查推动矿冶考古工作，在铜陵、南陵等地不断取得新成果【29】。在皖江北岸的庐枞及安庆地区【30】、皖南西部贵池地区【31】的调查研究，也有助于全面认识皖江地带周代铜业的总体布局与区域特征。

在皖江以东的宁镇地区，以往仅知湖熟文化及早期吴文化遗址中存在炉壁、铜块、熔炼渣等铸铜遗存，而缺乏采冶铜的证据。宁镇地区铜资源丰富，从南朝至唐代，历代坑冶生产不绝，但未见明确能早至先秦时期的铜业遗址。2023年句容新村遗址发现西周时期基槽式房址内部有冶炼铜渣遗存【32】，本课题组的检测工作表明，新村出土的铜铁矿石、板状及蜂窝状高铁炼渣均为采冶铜生产遗存【33】，填补了宁镇地区早期铜业生产的空白，将周代长江中下游铜业地带的东缘从皖南扩展至苏南。铅同位素溯源数据表明，句容新村西周遗址出土的矿石来自邻近的句容铜山铜矿，若能在遗址附近开展矿冶遗址调查，或能找到早期开发利用的线索。

在浙东地区，围绕上虞银山铅矿的研究取得重要进展。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上虞银山周边多次发现铅块及可能与炼铅有关的遗迹。2024年本课题组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踏查银山遗址，并对采集的铅矿石进行溯源研究。张吉在本专栏《简论上虞银山铅矿与战国越文化区铅资源的开发流通》文中，指出银山铅矿的铅同位素比值特征，并梳理数值与之匹配的东周时期金属器，进而勾勒出浙东—淮水下游—泗水流域的铅料流动途径。银山铅矿具有矿区面积小且位置明确、溯源特征辨识度高、开发强度高等特点，是越文化铸铜业的重要资源，也是东周青铜器溯源时关键的铅端元之一。

在闽、粤等省，针对历史时期铅银冶炼的矿冶调查不断取得进展【34】，初步积累了溯源数据，有利于进一步摸排先秦时期可能利用的锡铅矿源。南岭地区是中国最重要的锡矿区之一，资源丰富，开采历史悠久，但迄今尚未发现明确的早期锡业遗址。西周早中期起，通过铅同位素溯源分析，南岭山地的锡铅资源可能已得到开发，并流通至湘江流域及赣闽浙交界地区。益阳兔子山汉初简牍明确记载南岭北麓的郴州、茶陵等地有采锡活动【35】，珠江流域的临武渡头遗址出土简牍中涉及银、锡的开采【36】。南岭南麓的桂东北、粤北、粤西等地发现多批周代青铜器，也存在立足本地锡资源进行冶金生产的可能性。

三、金属溯源及流通研究的新突破

在矿冶遗址工作取得进展的同时，针对东南地区周代青铜器的检测研究工作也明显增多，并普遍结合金属材质及含铅量，与铅同位素比值共同探讨金属溯源问题。在浙闽地区，2023年以来报道的检测数据表明，湖州毘山、余杭跳头及晋江庵山等晚商至西周遗址均有高放射性成因比值的存在。诚如本专栏中杨冬宜、马仁杰等研究者所言，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存在指示晚商及稍晚时段东南地区与中原、两湖地区在金属资源的利用上可能存在联系。

在浙北与闽南以外，笔者在浙东余姚江桥头【37】、闽北浦城龙头山【38】等遗址出土的晚商至西周阶段铜器中，也发现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利用。浦城龙头山遗址出土的一件高锡青铜器残段，锡含量高达26.9%，铅含量0.9%，208Pb/204Pb为41.07，206Pb/204Pb为20.32。上述检测研究表明东南地区处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域资源网络的边缘，高放射性成因铅的广泛利用能够体现晚商至西周初年阶段的广域资源共性，而其他时段的共性则需要进行更为全面的检测和历时性观察比较。本专栏余杭跳头遗址即发现中原地区殷墟四期至西周早期常见比值的铅器，拓展了此类资源在东南地区的分布，指征中原地区渐次流行的各类铅料都可能在同期或稍晚的南方地区有所应用【39】。

在本次报道的器群中，福建晋江庵山遗址或存在随年代的金属资源类型迭代，其规律与湘江流域炭河里文化高度一致。庵山本次发表的14组铅同位素数据中，⑦层及H16数据共有6组，除一组为高放铅以外，其余208Pb/204Pb均在38.2附近；⑥层、⑤层及H7数据共8组，除一组为上述比值外，有两组208Pb/204Pb在38.5附近，其余五组208Pb/204Pb均在38.9附近，后者是典型的南岭铅。类似情形也见于湖南望城高砂脊M1到高砂脊M5间的资源更替。在闽北浦城龙头山遗址中，H53出土小铜凿为含1%铅的近红铜材质，208Pb/204Pb为38.97，是典型南岭型比值。据此初步判断，以高放铅—鄂东铅为代表的中原—长江中游金属资源具有较早意味，在西周早期前后逐渐为南岭铅取代。以南岭型为主要铅同位素比值类型的西周早中期器群还包括浙西的衢州庙山尖【40】、浙南的云和独山【41】及闽北的浦城管九【42】等。

西周晚期至春秋早中期，皖南铜业伴出的铅料对东南地区铸铜业产生显著影响，此后逐渐消退。张吉认为在西周后期，闽浙赣交界地带的铅料由南岭铅逐渐转为皖江铅【43】；与此相应，皖南及宁镇地区本阶段一直维系稳定的金属资源关联【44】。春秋中期以后，东南地区的铅资源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中原来源的金属物料似乎变得较为显著，可能是吴与中原诸夏交流日趋密切的结果。本专栏杨冬宜介绍余杭跳头春秋中晚期青铜器的资源特征即填补本阶段的研究空白。

春秋末年至战国早中期，吴越文化强势扩张，促进东南及江淮地区金属资源格局显著变化。吴越的争霸活动一方面促进环太湖—宁绍地区与江淮、中原地区的交流显著增加，铸铜技术及产品类型明显变化，高锡青铜合金成为显著的区域特色；另一方面也通过其权威的建构，有能力通过百越地区不断汇聚遥远而贵重的锡料，并将其转输至长江以北。张吉对浙东上虞银山铅矿的分析，还表明浙东地区出现了较大规模的铅业生产，其影响可通过金属溯源手段明确至苏北和鲁南的广大区域。代全龙的《山东滕州大韩墓地出土战国越式鼎的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和蔡波涛的《安徽寿县南朱家大圩战国墓出土青铜器的材质与铅资源分析》分别介绍了泗水沿线及淮水中游地区具有浓重越文化因素墓葬及青铜器群的金属资源面貌。战国末年伴随楚灭越的历史进程，各类外来金属资源在仙居湫山等窖藏铜器、铜块中均有利用，而唯独不见此前流行的浙东银山型铅料，能够看出政治格局的巨变对金属物料供应类型及其通路的强烈影响。

从金属溯源研究的诸多进展来看，周代东南地区成为中原地区重要的金属物料来源，金属向广域范围的输出促进皖江、赣鄱地区铜业生产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与此相应，东南各地也渐次进入以中原—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资源网络之中。各文化区的金属物料演替规律总体上具有较高共性，能够初步观测到中原高放铅—中原普通铅（鄂东铅）—南岭铅—皖江铅的变迁。由此可知中国东南地区除了生业方式、原始瓷与印纹硬陶的生产消费等因素存在广泛共性以外，贵重金属资源的控制与流通也可能促进本区域内各文化区的互动与整合。

在研究方法上，东南地区利用陶瓷器构建文化编年的工作方兴未艾【45】，而以铅同位素溯源技术手段辅助的资源编年则为本区域的年代研究提供了新的切入点。铅资源的广域流通既能够揭示中原、长江沿线与以南地区的交流，也能够为南方各地青铜器、锡铅器提供可靠的年代上限，同时还可能为南方各文化区之间的共时比较提供桥联途径。周代形成并延伸的广域金属流通网络，是新石器晚期以来远距离贵重物料互动的特化形态，并在秦汉时期将中原与更遥远的文明区域联系起来。

作者：陈建立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游晓蕾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付 琳 （厦门大学考古学系）

张 吉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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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南方文物》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