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走来四十年（二）

文/邢铁

《一路走来四十年》系列共四篇，曾发于2021年3月，现应广大读者要求重发。

一 、我们“七八级”的大学生活(下）

3.参差不齐的课程

刚入学的时候我们都有些失望，觉得这里偏僻荒凉不像大学，跟我们生活过的城镇甚至乡村差不多；同学们老气横秋，不像大学生；老师们工农干部装扮，也不像小说和电影里那样有学者风度。后来知道这所学校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尤其是我们历史专业有几位很有学问的教授，我们才慢慢安下心来。

我们入学的头两年，学校还延续着“文革”以来的体制和格局，寄送录取通知的大信封落款是“河北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书记和院长都是老八路出身的行政干部，有的还去过延安，只有管教学的王希通副院长是化学系教授。各系的系主任是虚设的，由系党总支书记兼着，我们读大三的时候系主任才改由专家学者担任了。

课程的设置延续着五六十年代以来的路子，根据中学历史教学的需要，以两个大通史为主干，中国通史一入学就讲，世界通史第二学期开始讲，都是讲到第七学期期末，第八学期实习、写毕业论文。三四年级曾加开选修课，只有两三门，也等于是必修课。辅助性的课程有中国历史文选、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和外语等。比后来课程少，也比较集中。

使用的教材很不规范，“文革”以前的旧教材没有解禁，不敢用；统一的新教材还没有编出来，连统一的教学大纲也没有。有的教材是临时组织编写的，也有的不知道是根据什么道理选来的。我们刚入学发的两套教材是《中国古代史讲义》，上中下三册，河北师院和北京师大、北京师院合编，内部铅印的小32开本，粗糙简陋，连个硬皮封面都没有；《中国历史文选》是我们系司绶延先生编写的，蜡纸刻印的16开的两大本。

我们入学后的第一节课，是年届古稀的潘炳皋副教授讲《尚书·牧誓》。潘老先生早年留学美国，研究黑人运动，不知道什么原因，改行教中国历史文选了。老先生没有讲稿，提着一大包书，在讲台上一本一本翻开，摆放好，看着这些书，一句一句地讲，到下课正好讲完。这是我中断学业四年之后的第一节课，不耽误的话，现在应该大学毕业了，我的思绪一直在翻滚，什么也没有听进去。课后一说，大家的感觉都一样。

大一的中国古代史唐五代部分是胡如雷老师讲的。他不像通常那样从新王朝的建立和统一讲起，第一个题目就是“唐太宗与玄武门之变”，从北周后期说起，把隋唐的两次统一作为一个完整过程来看待。后来我也讲这段历史，才体会到个中的见识了。胡老师写板书有个习惯，大小题目都用一二三，不加区分，我们经常记串了。大三的时候苑书义老师开太平天国史选修课，正值就任系主任的前夕，白衬衫，满头黑发，左手叉腰，右手不停地挥舞，颇有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势。两节课下来黑板上没几个字，有时候讲稿都没有打开。

其他老师的课就很一般了，没特色也没深度。可能是历次政治运动被整怕了，怕讲错了出政治问题，都是一句一句地念讲稿，包括老先生，也从来不脱开稿子讲。老师们备课都很认真，标准的300字的稿纸，写得整整齐齐，有的叠放在一起，念完一页，翻过去，放在右手边，接着念下一页；也有的把讲稿装订成一本，一页一页地翻着念。念到一个问题，就转身在黑板上写个号码，到下课的时候，黑板上全是整齐的大大小小的编号。给我们讲课的还有几位刚毕业不久的年轻老师，“文革”后期大学恢复招生，不考试，从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中选拔推荐，称为“工农兵学员”。在“文革”那样的政治环境中，无论读书的时候还是留校以后，他们都很难静下心来念书。尤其是女老师，比我们班的“老三届”同学年龄还小，给我们上课边学边教，有些怯场紧张，讲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把“中央军”和“中央红军”都讲串了。

课程的内容也很陈旧，农民战争依然是中国古代史的重点，先引述毛主席说的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然后就批判统治阶级的反攻倒算。中国现代史的前半段按革命史讲，后半段干脆讲成了党史，一直没有“现代史”的感觉，甚至像时事政治课，紧跟形势，1981年暑假前夕，中央公布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好我们期末考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论述题就选了《决议》正文的第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百分制的卷子占了40分，通常最大的论述题也只占20分，我们没有见过这么大的考题，多数人都考懵了。世界近代史讲两个学期，每周两个半天，每次都是从8点讲到11点半以后，讲的很细，现在回想起来，是按国际共运史的路子讲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发展史印象不深，只记得马克思恩格斯跟伯恩斯坦考茨基吵架。尽管这样，我们也是认真地听、详细地记，课间围着老师请教，因为我们太珍惜上大学的机会了。

由于多年来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尽管这时候不再这样要求了，老师们已经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习惯，甚至朴素的有些过头。讲先秦秦汉史的曹绍孔老师一身褪了色的蓝制服，两个膝盖补着对称的大补丁，课间休息的时候用小纸条卷旱烟叶；讲隋唐史的胡如雷老师谢顶早，上课的时候是夏天，戴个农民式的草帽，讲课的时候往讲台上一扔，下课戴上就走；讲宋元明清史的贺达老师穿一身褪色的中山装，装讲稿的书夹子是用牛皮纸折叠的；讲中国近代史的韩毓筠老师提着一个很旧的帆布书包，长长的带子是后来缝上去的；带领我们到正定中学实习的姜雨老师穿着肥大的旧棉袄棉裤，要求我们讲普通话，他自己却满口张北农民腔…… 也有个别例外，历史系有个哲学教研组，组长老师四五十岁，衣着讲究，面无表情，看上去十分了得。同学课下提问，这位组长老师的指教总是云山雾罩，不着边际。后来才知道，他原来是讲中国近代史的，管哲学组是客串。

我们刚入学的时候对大学有一种神秘感，读过一年之后，这种感觉变淡了，随之而来的疑惑是：念讲稿就是“讲课”吗？这与我们自己看书有什么区别呢？所以，从二年级开始，逃课多了起来，自己找书看。好在历史专业的课程便于自学，我们这些人又都有过自学的经历。1981年开始实行学位制，本科毕业可以授学士学位，必须学完规定的课程，而且必须平均75分以上，补考超过两门不给学位，我们逃课才收敛了一些。

与后来的大学生相比，我们确实很珍惜时间，因为我们被耽误的太久了，能有机会坐下来读书，真有一种久旱逢甘霖的渴望。那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大家都被一种信念和抱负支撑着，时间抓得很紧，排队打饭、去城里的汽车上，甚至蹲坑的时候都习惯性地拿着书看。年龄大的同学需要挣工资养家，准备回去做中学老师，看书很多很泛；我没有这些负担，准备考研究生，选定专业方向以后就有计划地阅读了。

上大学之前我不知道在大学生上面还有研究生，我们在宿舍里争论过研究生、研究员和研究人员的关系。研究生招生是1978年恢复的，刚开始招生的学校很少，我们学校还不能招，报考手续由教务处一位女老师代管。我们第一次去查阅招生简章，每年全国薄薄的一本，1978-1980年总共三本。1982年全国招收硕士研究生不到一万人，我们年级就我和徐永志考取了，这在当时算是不小的比例了。

4.文史村里的生活

我们的宿舍是一排排低矮的小平房，当年刚搬来的时候盖的，前脸和两侧用红砖砌成，后墙是土坯，挨近房顶的地方再砌上砖，有的两侧也是这样，这种平房有个好听的名字：干打垒+金镶玉。里外两间，水泥板的顶子，中间用一个大圆拱隔开，外面住3个人，里面住5 个。宣化的夏天凉爽舒服，蚊子个大不咬人，不用蚊帐；冬天特别冷，宿舍里没有暖气，要自己生火炉取暖。值日生除了扫地、打水，冬天最重要的任务是照看“扫地风”火炉，轮上个粗心的给弄灭了，大家只好挨冻。大三那年冬天，自习室也搬到了平房里，我们自己砌了一个长条形的“壁炉”，省煤，取暖效果好，就是难伺候，经常灭，生火的时候浓烟灰尘特别多，只能下晚自习后再生。

各宿舍的值日生还有一项常年性的任务：早晨起来倒尿罐。公共厕所在院子最南边，是那个时候常见的样式，靠里墙是小便池，几个凹下去的蹲坑连着墙外的粪坑。我们经常在如厕的时候遇到老师，礼貌地点头，互致问候，大家都习惯了，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厕所离宿舍远，起夜不方便，每个宿舍发一个粗陶的大尿罐，两边有耳，用铁丝牵起来当提手。本来应该倒进厕所的粪坑里，太远了，就都倒在了宿舍前面的大土坑里，然后把尿罐放在土坑边上晾着。各个宿舍门前的最近处是砖垒的饭桌、晾衣服的绳子，稍远处的土坑边是几个斜放着的尿罐，面朝太阳，整齐地排列着。好在宿舍宽敞，院子豁亮，夏天也没有味儿。

与穿衣服需要布票一样，吃饭也要用粮票，大学生的定量是36斤，我们的粗细粮配置比例按张家口地区的标准，只有30%的细粮，平均每天只能吃两个馒头，其它全是粗粮。至于坝上地区的特产羊肉、莜面，我们一次也没有吃过。这倒没什么，我们吃粗杂粮都习惯了，问题是高粱米太多，几乎天天吃，而且坝上地区的高粱与其它地方不一样，据说是喂牲口、做烧酒用的，坚硬苦涩，很难消化，有的同学肠胃不好，高粱米转一圈又原样出来了。肉少，蔬菜也少，尤其是冬天，每天的午饭都是大锅煮萝卜干和窖藏的大白菜，两三个月不换样。

开始是“份饭”制，饭票上印着日期，年月日早午晚，一顿一张，不能混用；一张票一份相同的饭菜，一个“村”里所有的同学，在同一个时间都吃同样的饭菜。我是我们班的生活委员，每到月末就挨个发下个月的饭票，同时收回这个月没有使用过的零散饭票，集中起来到食堂里退掉。从1980年年初开始，取消了“份饭”制，按月发粮票和菜票，可以挑选饭菜了。其实也没什么可挑选的，只是饭票可以连续使用，不用每个月末去退了。

除了发伙食费，每个月还有6到8元的助学金，分成6元、7元和8元三个级别，调干生没有，8元的都是年龄大的同学；特殊困难的，到学期末还可以再申请补贴。每个月的5号我去财务处领我们班的助学金，看到表头上的“人民助学金”几个宋体铅字，总是有一种震撼的感觉，说不清楚是觉悟还是良心。

伙食单调，就对食堂有意见。那几年思想解放，流行民主思潮，我们在偏僻的洋河滩上，不能像北京的学生那样去西单搞民主墙，就把劲儿用在了与食堂吵架上，为伙食差闹了好几次学潮，领头的是我们系七七级的一个同学，敢打敢冲，就是头脑简单，做事情虎头蛇尾，害得我们几个生活委员两头跑，像抗日战争时期的维持会长。有一次，几个男生把食堂的狗给吊死了，师傅们早就对我们有气，找到机会反击了，却有高人指点，有理有节，一连几天都是按时把饭菜做好，放在那里，门口洞开，没人管，爱吃不吃。主管后勤的李春安副院长戴上围裙，亲自到我们村食堂卖饭，才把事情平息了。

吃的住的艰苦些倒没什么，最难熬的是缺少娱乐方式。学生会组织歌咏比赛，以班级为单位唱革命歌曲，是任务，提不起兴趣。我们年级的王万里和李惠民挑头组建话剧团，与中文系自编自演独幕话剧，只在体育馆公演过两次。熄灯后聊天，称为“卧谈会”，成了每天的必修科目，有时候争论起来，吵到过半夜，以至于被隔壁敲墙警告。我们宿舍连个收音机也没有，有一次借来一个“砖头”录音机，放了一中午的台湾校园歌曲，特新鲜，好多同学都过来听。我们系办公室有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周末才支在院子里放两三个小时，一圈一圈的人，前面的坐着，中间的站着，后面的站在凳子上。苏小明第一次唱《军港之夜》，我们正好赶上看直播，黑白屏幕上半尺高的苏小明亭亭玉立，在我们的脑海里定格了好多年。

最大的娱乐活动是看电影，每周都能演一两场，有刚解禁的“文革”以前的老片，有新摄制的故事片，也有译制片。教学楼南面的操场上有专用的铁架子，挂上银幕就可以放映。片子是从宣化影院借的，跟人家轮流用，先拿来一盘演着，演完了送回去，再拿下一盘，有专人骑着摩托车来回“跑片”，有时候要等很长时间。往往是演到关键时刻灯亮了，大家都翘首东望，祈盼着摩托车的声音。放映日本故事片《追捕》那天，是个清冷的冬夜，刚下了大雪，我们吃过晚饭就等着，九点多才开始，断断续续，过半夜才演完。往回走的时候两只脚都没有知觉了，木头一样，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挪动，还伴随着刚刚学会的“啦呀啦，啦呀啦呀啦”的哼唱。

每天中午下课以后，大家从教学楼里出来，分头向南面、北面和西面散去，顺着小路回各“村”吃饭。这时候，学校的广播站开始播音，各村的高音喇叭一起响了起来。有一年的冬天，可能是歌片少，天天来回播放李谷一唱的电影《小花》插曲“妹妹找哥泪花流”，还有蒋大为的“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宣化的冬天长，雪融化的慢，失去温度的阳光洒落在白茫茫的荒野上，天高地空，歌声出奇的清澈，清澈的一丝杂音也没有。离开宣化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过这么清澈的歌声了。

这篇回忆文章只写了我们读大学期间的学习和生活。这几年经常看到“七七、七八级”的回忆，写的最多是考大学之前的坎坷、得知恢复高考的惊喜、复习过程的艰辛和接到录取通知的感慨，这些也都能引起我记忆深处的共鸣。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经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情愫，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的那些事件，当时的感觉和认识并不深刻，后来经人解释论证，才知道那些事件的重要和伟大；当时我们切实感觉到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就是高考制度的改革，我们知道有希望了。我们今天的一切，盖源于高考制度的改革。邓小平同志追悼会那天我在家看电视直播，默哀的时候我自己站了起来。我觉得，在那一刻，我们“七七、七八级”这一代人都应该站起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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