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达封国公，李善长当宰相，他为何成为最无奈的元勋？

他最后拿到的封号是“诚意伯”，年俸二百四十石，生活远不如并肩作战的那些将领和开国功臣。几年后，他被指控选墓地有“王气”，被削俸、监视，远在家乡的他又被召到南京下跪请罪。有人说他是病死，也有人怀疑被毒害，官方只是写了句“帝疑之，遂不起”。这就是刘伯温结局的一幕。

从那句官方记载往前推，这事儿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洪武四年，也就是1371年，他主动告老回乡，名义上是辞官休息，可谁都看得出来，他在朝里不自在了。离开前这些年，朝堂里刀光剑影多了，他见过太多算计，也清楚自己在朱元璋心里的位置在变动。过些时日，政敌把他在家里准备墓地的事儿翻出来，说成有“王气”，朝廷立刻对他下手：削俸、列入监视对象，最后还把人从远处召回南京，下跪请罪的事被传得没完没了。

回头看他出名的起点，是1360年。那年他应朋友推荐去见年近五十的朱元璋，当面递上那份叫《时务十八策》的奏折。奏折里说的东西直接点人软肋，朱元璋看了当下觉得捡到宝，设宴礼遇，二人开始搭档。按说，一个靠刀枪起家的枭雄碰上会看局势的文士，这是乱世里常见的互补。可到了朝堂，事情就没那么单纯了：用人要看忠诚，也要看你有没有“后手”。

说到他为国立下的功劳，不光是文笔上能唱高调。像鄱阳湖之战前，他看得清楚陈友谅那股子大兵多却容易骄躁，建议在敌必经之路设伏，加上火攻。结果火势一发，局面大乱，陈友谅主力遭重创。还有对付张士诚，他主张先断补给、分割敌力，拖着耗着把对方耗没。这些实战谋略确确实实帮朱元璋稳住了天下，从起义领袖变成真正控制中枢的人。

可朝堂上的奖赏不是只看打仗的贡献。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这些人，一个个都被封为国公或追封为王，他们多属淮西出身，彼此讲义气，互相撑腰。刘伯温出身江南书香门第，说话直、看得透，总爱点人短处。一次朱元璋问他把胡惟庸提为丞相行不行，他直接说那人危险重重。话传开后，朝里有人不舒服，皇帝心里也多了层戒备。能人对皇帝来说像把双刃刀，能用来破敌，也可能割到自己。

于是表面上的封赏与实际待遇出现反差。他拿到“诚意伯”的爵位，听着像夸奖，实则像给上了篱笆：名声有了，实权和俸禄都比不上那些靠枪杆子的将领。有人替他出头，他答得平静，说自己不在乎俸禄，只求问心无愧。那句看似淡然的话里，既有自持，也有无奈。说白了，就是人活在权力场里，能说真话的人难免被看成麻烦。

看他早年的经历，就能明白他性格为啥那样。浙江青田人，少年就能认字，二十三岁中进士。元朝末年腐败，像他这样的有才子被排挤、被贬到偏僻地方当小吏。十几年里，他的才华像被套住的鹰，飞不高。等到天下变天，人们又把目光投向需要智囊的那类人，他才有机会出头。只不过，一旦进了权力中心，语言和谋略之外，更多的是生死与算计。

胡惟庸案爆出后，朝廷开始翻旧账。朱元璋有时翻看往事，心里感慨多了，也会把人以前说的话重新审视。一件事在政治里能被放大，比如刘伯温买墓地这事，本来很普通，但被说成“王气”，马上上升为威胁的证据。政治就是这个味儿，平时小动作没人理，关键时候就能变成罪证。

关于那次被召回南京下跪请罪，民间和官方的记载有差别。有版本说他带病千里，跪了三天三夜，求个说法；官方只淡淡写他“帝疑之，遂不起”。有人说他病死，也有人怀疑是被人下了毒。真相谁也说不清，能确定的是，朝堂的风向一变，人就容易被卷走。

他死后，民间把他当成既会谋略又有神异本事的人物来传说。像《烧饼歌》《金陵塔碑文》这些故事，把他写得像会点卜、能预言未来的奇人，甚至说他是星宿下凡来辅佐皇帝。这样的神话一方面是对他才干的敬佩，另一方面也带着些忌惮：能算又能说的人，在普通人眼里带点神秘色彩。

有学者把他的遭遇当成例子：在高度集权的体制里，知识分子如何在忠诚和自保之间找平衡。有人把“诚意伯”读作提醒：你可以有才，但别太有势。说法虽严肃，背后反映的其实是老问题——当统治者需要智囊时，也惧怕智囊坐大。

讲到细节，那次在南京门外跪拜的画面常被人提起：病体羸弱的老人，跪了好几天，好多人看了觉得心酸。官方结论写得短短一句，民间流言却越传越长。有的说是病死，有的说被害；有的把最后几句诗词硬拗到他能预见后世的命运。说白了，历史里常常有正式档案和百姓嘴里两套东西，一套冷冰冰的记录，一套热腾腾的故事。

人们在这些传奇里看到的不是单纯一个人的兴衰，更像是在看权力怎么玩弄人心、看智识怎样在刀光剑影下求生。夜里有人点着灯，翻出他留下的诗词，低声念着他的谋略，别人听了有敬佩，也有人摇头说那是祸水。世事就是这么一出，带着点荒凉，也带着点让人琢磨不透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