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进城打工，和工友老婆挤在十平米小屋，夜里总睡不着

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有些事儿，要不是看到那份简历，我可能这辈子都想不起来了。

人事经理小刘把一份简历放到我桌上，有点为难地说：“张总，这个应聘者……学历和经验都差了点，按规定是过不了初筛的。”我端着茶杯，眼皮都没抬：“那就按规定办。”

“可是，”小刘迟疑了一下，“他说他爸认识您，叫王建国。”

我放下茶杯，拿过那份简历。照片上的年轻人一脸青涩，像极了他妈。我沉默了很久，久到小刘以为我睡着了。我指着简历，不容置疑地告诉他：“这个人，马上录用。安排到项目一部，让他跟着最好的师傅。”

小刘的嘴巴张成了O形，满脸都是“为什么”。

我摆摆手，让他出去，一个人靠在老板椅上，看着窗外的高楼林立，长长地叹了口气。这笔账，我欠了他们家二十多年了。这事儿啊，还得从1996年的那个夏天说起。

在老乡的介绍下，我进了一个建筑工地，扛水泥，搬砖头，每天累得像条死狗。工钱一天二十块，管一顿中午饭。为了省钱，十几个工友就租住在工地附近的一片“握手楼”里，那地方，白天都见不着太阳。

王建国就是我那时的工友，大我十来岁，是我们那片的。他看上去老实巴交，话不多，干活也实在。因为是老乡，他对我格外关照一些。看我晚上就睡在工地的木板上，蚊子咬得满身是包，他有一天拍拍我肩膀说：“志军，别睡这儿了，遭罪。我那儿有地方，你搬过去，一个月给我十块钱水电费就行。”

我当时感动得差点掉眼泪，觉得这是遇到了贵人。可等我背着破烂的行李跟他走到地方时，我整个人都傻了。

“这是你嫂子，秀莲。”王建国指着那个正在炉子边做饭的女人，轻描淡写地说。

女人回过头，冲我腼腆地笑了笑。她很清秀，就是脸色蜡黄，眼里的光很暗淡，一看就是长期营养不良。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涨红了脸，结结巴巴地喊了声“嫂子好”。

王建国指了指床尾和墙壁之间不到一米宽的空隙：“晚上你就在这儿打地铺，委屈点。”然后，他从床头扯下一块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已经看不出原来颜色的花布床单，在床和地铺之间挂了起来，就算是隔断了。

就这样，我住进了这个十平米的小屋。一张薄薄的布帘，隔开了两个世界。那边，是他们夫妻的床；这边，是我一个大小伙子的地铺。

夜里总睡不着，成了我那段日子里最大的折磨。

深圳的夏天，热得像个巨大的蒸笼。那间棚户房更是密不透风，到了后半夜，墙板都还是烫的。我光着膀子躺在草席上，汗珠子跟下雨一样，顺着额头、脊背往下淌，把草席都浸得黏糊糊的。

最让我煎熬的，是那块形同虚设的布帘。我能清晰地听到帘子那边所有的动静。王建国雷一样的鼾声，秀莲嫂子翻身的轻微摩擦声，甚至她梦里的一声叹息，都像小锤子一样，一下一下敲在我的神经上。

我不敢大声喘气，不敢翻身，生怕弄出一点动静，惊扰了帘子那头的人。每晚我都像个木头人一样，直挺挺地躺着，眼睛瞪着黑漆漆的屋顶，数着自己的心跳。

有时候，王建国喝了点酒回来，会和秀莲嫂子说几句话。他的声音粗鲁又烦躁，说的无非是工钱又拖了，今天又被工头骂了，或者抱怨秀莲嫂子做的饭菜没有油水。

有好几次，在王建国鼾声四起之后，我听到帘子那边传来极力压抑的、小声的啜泣。那哭声细细的，碎碎的，像一根针，扎得我心里又酸又疼。我能想象得到，秀莲嫂子正背对着她的丈夫，把脸埋在发硬的枕头里，无声地流着泪。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是因为这看不到头的生活？还是因为丈夫的冷漠和暴躁？我不敢问，也不敢想。我只是觉得，一个女人，跟着男人出来吃这种苦，图的是什么呢？图的不就是一点温存和疼爱吗？可她什么都没有。

我的“睡不着”，从一开始的尴尬和身体上的不适，慢慢变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煎熬。我同情秀莲嫂子，又鄙视王建国的麻木，更痛恨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一个连自己都养不活的穷小子，有什么资格去同情别人？

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呐喊：我不能过这样的生活！我一定要离开这里，一定要出人头地！这种强烈的欲望，像火一样灼烧着我，让我更加睡不着。

0。3

矛盾的爆发，是在一个发了工钱的晚上。

他醉得一塌糊涂，嘴里胡言乱语，一进屋就把桌子上的碗筷扫到了地上，叮里哐啷碎了一地。

“晦气！真他娘的晦气！”他大着舌头骂，“养个婆娘不下蛋，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跟着我出来就是个累赘！”

我躺在地铺上，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小张？老子怕他个球！”王建国一把推开秀莲嫂子。秀莲嫂子没站稳，后腰重重地撞在桌角上，疼得她“哎哟”一声，蹲在了地上。

我霍地一下就想从地铺上坐起来，那块布帘被我攥得死死的。我的血冲上头顶，浑身的肌肉都绷紧了。

可我最终还是没动。

我听到秀莲嫂子在地上痛苦地呻吟，王建国却像没听见一样，自己晃晃悠悠地爬上床，倒头就睡，鼾声很快就响了起来。

整个屋子又静了下来，只剩下秀莲嫂子压抑的抽泣声和地上一片狼藉的碎瓷片。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像个懦夫。我鄙视王建国的暴虐，更鄙视自己的胆小和无能。我清楚地意识到，贫穷，不仅会磨灭人的尊严，还会吞噬人的良知和勇气。

真正让我下定决心的，是秀莲嫂子病了。

连着下了几天暴雨，棚户房漏得厉害。晚上睡觉，雨水顺着房梁往下滴，我和秀莲嫂子他们的被子都湿了半边。

那天收工回来，我发现秀莲嫂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脸色烧得通红。我一摸她的额头，烫得吓人。

秀莲嫂子虚弱地摇摇头：“没事，老毛病了，扛一扛就过去了。”

晚上王建国回来，我跟他说嫂子病得很重。他摸了摸，不耐烦地说了句：“死不了！去卫生所买两片安乃近不就行了？看什么医生，不要钱啊？”

说完，他就自顾自地吃饭，吃完倒头就睡。

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决定。

我悄悄爬起来，从贴身口袋里，摸出了我所有的积蓄。那是我一分一分攒下来的八百二十三块五毛钱，用一块旧手帕包得整整齐齐。这是我准备过年带回家给我爹娘的钱。

我攥着那包钱，手心全是汗。我掀开布帘的一角，借着窗外透进来的微光，看到秀莲嫂子蜷缩在床边，浑身都在发抖。王建国睡得像头死猪，鼾声震天。

她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看到是我，吓了一跳。

我把那包钱塞到她手里，用气声飞快地说：“嫂子，这是我全部的钱，你拿着。天一亮就去看病，别省着。这事儿你别跟建国哥说，就说……就说是你娘家寄来的。”

秀莲嫂子的手滚烫，她死死地捏着我的手，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想说话，却被我用眼神制止了。

第二天早上，我没等王建国醒，就收拾好我那点可怜的行李，离开了那个让我备受煎熬的小屋。我给他留了张纸条，说我找了份更好的活，包吃包住，就不回来了。

我没脸再待下去。我怕我再待下去，会对秀莲嫂子产生不该有的念想；我更怕，再待下去，我会变成和王建国一样麻木的人。

那八百块钱，是我离开那个泥潭的门票。它买断了我对那段日子的所有亏欠，也买回了我做人的底线。

我用身上最后的几块钱，啃了三天馒头，终于又找了一份活。我比以前更拼命，别人一天扛一百包水泥，我就扛一百二十包。工余时间，我不去打牌喝酒，就去工地上缠着老师傅学看图纸，学技术。

因为肯干又肯学，我慢慢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力工，做到了技术工，再到小组长、施工队长。后来，我自己拉起了一支小队伍，包一些小工程。

二十多年风风雨雨，我从一个小包工头，做到了今天，有了一家还算过得去的建筑公司。我早就在深圳买了房，安了家，过上了当年做梦都不敢想的日子。

我从老板椅上站起来，走到巨大的落地窗前。

我对人事经理小刘说的话，只说了一半。我帮王建国的儿子，不只是为了还那段人情。

我忘不了，在我把钱塞给秀莲嫂子时，她那双含着泪的眼睛里，除了感激，还有一丝我从未见过的光亮。那是对“好”的确认，是对“善”的希望。在那间只有十平米的、充满绝望和窒息的小屋里，我用我仅有的、卑微的力量，点燃了一点点人性的火花。

我帮助王浩，是想告诉那个二十多年前躺在地铺上辗转难眠的年轻人，告诉那个叫张志军的穷小子：你当年的选择是对的。善良，真的会有回应。

这笔账，不是我欠王建国的。是我欠我自己，欠那段在黑暗中摸索前行的岁月的。

现在，我把它还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