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台没开之前,西柏坡的凌晨其实挺安静。别看苏采青只有16岁,说她“娃娃收报员”也不算夸张。但没人敢拿她当孩子,尤其是那些见过她盯着电码时眼神的老同志。她的天赋和胆量,在十几岁的年纪,里外都透着一种“不该属于这个年纪”的成熟。可偏偏就在一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冬夜,她遇到了一件心头至今放不下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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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发生在1948年的年末——说来也是巧,就在中国大地上大风大浪席卷,各种情报混杂成麻的时候。那天凌晨,她照例坐进了那个简陋的小屋,手边的工具已然如身体伸展的另一部分般熟悉。电台、耳机、扳机、密码本,——日日夜夜温吞混合成一锅看似平淡但稍有疏忽就能砸锅的汤。外头是冷风和月色,屋里是万籁俱寂。她习惯把双脚并排靠在椅腿上,似乎这样能让自己听得更清楚。
其实这样的工作,枯燥、孤独、还有些莫名的紧张。“上海的同志来了。”她在听到滴滴答答的节奏时,总会下意识地自言自语一句。而这两个月,她经常和远在上海的那个“陌生人”打交道。对方是谁?组织不让她多问,她也不敢乱猜,只知道发报技艺好得离谱,有那么几次,她自己觉得都快跟不上节奏了。不过,苏采青一直没服过谁,这会儿倒是诚心服气——那种技艺和胆量,在白色恐怖下的城市里,生死跟着电流跳舞,她能感受到那对面的人的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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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信号忽然变得乱七八糟,有时候断,有时候急促,像是有人在风暴里掰着电码。苏采青的手心出了汗。虽说两个月来夜以继日,她早就习惯了,可这种意外总让人心底咯噔一下。她害怕漏掉一个音节——因为她知道,在那样的城市里,敌人听得比他们还仔细,巡逻的监听车就像猎狗,每一个信号都可能是命运的转折。
没过多久,电报机猛地安静了。空气突然变重,“是不是出事了?”她心里嘀咕。紧张、害怕、不安,一层一层地堆在胸口。其实她很明白,敌占区的同志用的是低功率小机器,勉强能传几句话就得停下,时间多一秒,危险多一分。可今天这种失联,感觉不一样。她的手指悬在纸上,汗水滑过掌心,有点像小时候藏在被窝里偷听隔壁大人说悄悄话后的心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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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会儿,断断续续的信号重新冒出来。比以往急促,像是有人一边跑一边喊话。苏采青一边快速抄录,一边屏住呼吸。电码跳得太快,她甚至来不及喝一口水。终于,所有情报安全收完的时候,她骨头都松了,差点喘不上气。
就在她准备关掉电台时,突然收到一串“vvv”。她知道这个暗号的意思——有情况,危险。还没等她回神,对方又发来“GB”。不用组织讲解,她都明白这是“再见”的意思。最后一刻电码里,像是把生离死别都藏进了那几个跳动的点线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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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奇怪,虽然具体内容她解不了,但这一夜的波折已足够让她心里五味杂陈。手里的电报像炙热的煤块,交给领导时,她想开口,又欲言又止。领导拍了拍她的手,说:“等下次联络就知道了,别多想。”她心里苦笑,大家都懂,这不过是安慰而已。第二天还没到收报时间,组织来信让她终止这项任务。苏采青当时没掉泪,但心里很明白,大事真的发生了。
她后来才知道,那个发报的人,叫李白。他不是什么诗人,是红军的电报员,也是无线电班的高材生。30年代开始就一路潜伏进上海,和一个假扮妻子的同志名叫裘兰芬在一起,两人搭档,在情报战线上把日子过成了刀尖上的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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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身世,苏采青还是多年后在闲聊间拼凑出来的。他早年间差点在日本人的牢狱里没命,机警灭掉发报机,敌人才没捉到证据。后来,被组织救了出来,像是一只从网里钻出来的鸟。可上海是座魔都,国民党的监听车像潮水般卷来,他和裘兰芬都知道,迟早会有更难的关头。
到了1948年,战局风雨飘摇。国民党还妄想着“划江而治”,但地下党同志却弄到了一张最重要的长江防线图,这份东西比金子都要贵。李白拿到后,激动得几乎手都握不住纸——他们都明白,这是万军突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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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那天凌晨,李白在约定的时刻上线。本来计划就是速战速决,传完就算。但情报内容太多,他不得不加快码速。紧要关头,他的“妻子”拉了他一把——侦察车来了,窗下踩着稀碎的夜色。李白最后一刻还是决定冒险。他想,只要快一点,能传出去就好,哪怕被捕。
他其实知道,敌人换了新侦察车,美国的机器,比以往的土货厉害得多——就算是蝼蚁的信号,也能被抓个正着。组织叮嘱过他忍一忍,可这些话到最后全被一份“急情报”撕得粉碎。有时候,活着比信念重要;但到了那种时候,活着和信念就撞在一起,谁也不肯先让路。
所以,生死只在一瞬。最后情报发出后,“vvv”,“GB”,再也没了声息。敌人破门而入,电码戛然而止。此后的事情,苏采青只是在别人的口述或文件里略略听过——酷刑、搜捕、营救、还有最后那场绝望的争夺。李白死前见了裘兰芬一面,说了句话:“黎明快到了。”
多年以后,苏采青其实也不太再去回想那晚的每一个细节——可人又怎么能忘?2019年,李白牺牲70周年纪念,苏采青在节目上发了一封时隔七十年的“回电”。内容不长,但很有劲:“您期盼的黎明,到了!”
人生有些消息,到底谁在彼岸,谁在对岸?有些夜晚,说不清真正失去的是信号,还是希望。苏采青后来没再做无线电员,变成了别的角色;但每次想到那年的那几个凌晨,她总觉得电码声像心脏跳动,慢慢地,远远地,还在夜风里流淌。
或许李白当年真以为,第二天会有苏采青的回应;或许他早已知道,这就是最后一句话。不管怎样,那个冬夜的电流里,藏下了一点人心也藏下了一点血色。而我们现在坐在温暖的屋子里,回头看那些离合生死,有时心里也会幽幽地想一句:这些“孩子”和“发报员”,可曾想过自己的终点,不会是某个夜里的电码,而是后世的唏嘘和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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