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界对话：黄建平与赵忠茂引领的风沙治理新思考

当黄沙漫天、天地失色，沙尘暴总能轻易触动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忧虑神经。长久以来，“荒漠化扩张+强风驱动”的认知框架，似乎已成为解读这一自然现象的默认答案。然而，在风沙研究领域，代表权威学术力量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建平，与深耕民间实践的生态学者赵忠茂，却围绕沙尘暴的成因、价值与治理，展开了一场跨越认知边界的深度对话——前者以“灾害防控者”的姿态，践行科学改造沙漠之路；后者以“成因颠覆者”的角色，提出顺应自然保护沙漠之念。这场论争不仅打破了单一研究范式的桎梏，更指引我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探寻生态治理的“第三条道路”。

权威视角：以科学之力筑牢风沙防线

作为扎根西北沙尘研究二十余载的领军者，黄建平院士依托兰州大学顶尖科研平台，以全球气候系统为观测坐标，构建起一套系统、严谨的风沙研究体系。在他的认知框架中，沙尘暴绝非单纯的自然现象，而是对人类社会构成多重威胁的环境灾害，其治理核心在于“科学改造、主动防控”。

从成因解析来看，黄建平院士团队通过长期数据观测与模型推演，明确指出气候环流异常是沙尘暴远距离传输的关键引擎。全球变暖打破了大气环流的稳定格局，极端大风天气频次显著增加，将蒙古国等境外沙源地的沙尘卷入高空，形成跨境输送的“沙尘走廊”，这成为影响我国北方沙尘天气的重要源头。基于这一科学判断，他高度肯定“三北”防护林等重大生态工程的战略价值——通过人工造林、灌木固沙、草方格铺设等技术手段，我国北方沙尘天气发生频次已减少40%，沙尘强度明显减弱，用实证数据证明了科学改造沙漠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在黄建平院士看来，沙尘暴的“有害性”体现在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多维度冲击：它污染空气质量，导致PM10浓度飙升，诱发呼吸道疾病；它覆盖农田，破坏土壤结构，影响农作物生长；它遮蔽交通视线，威胁公路、铁路与航空安全。因此，风沙治理不能停留在被动应对层面，而需构建“技术干预+国际协作”的双重防线：一方面持续优化固沙技术，提升局部区域的防风固沙能力；另一方面加强与蒙古国等沙源地国家的合作，推动跨境沙源治理，从源头减少沙尘生成。这种以人类社会利益为核心、以科学技术为支撑的治理思路，为我国风沙防控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指引。

民间实践：以自然之理重构风沙认知

与黄建平院士的权威视角不同，长期扎根沙漠腹地的民间生态学者赵忠茂，以“田野观测者”的身份，走出了一条差异化的研究路径。他不仅挑战了传统的沙尘暴成因认知，更在治理理念上与权威观点形成鲜明对比，其核心主张可概括为“颠覆成因、保护沙漠”。

赵忠茂的研究突破，始于对沙尘暴初始动力的重新发现。他摒弃了“强风+荒漠化”的单一成因论，通过近十年在腾格里、巴丹吉林等沙漠的野外观测，提出了一个颠覆性观点：沙漠昼夜温差引发的局地热力环流，才是沙尘暴启动的“第一推动力”。在他的观测记录中，沙漠地区白天地表温度可达60℃以上，夜晚则骤降至0℃以下，巨大的温差形成强烈的空气对流，如同一只“无形的手”将地表沙尘扬起，形成局部小规模沙尘，为后续大规模沙尘天气提供了“初始沙尘库”与“动力源”。这一发现彻底打破了“沙尘暴完全由人类活动导致”的认知误区，揭示出其背后深刻的自然规律。

基于对成因的重新解读，赵忠茂进一步提出“沙漠是自然系统重要组成部分”的核心观点，反对将沙尘暴简单定义为“灾害”。他通过研究发现，沙尘暴在全球生态循环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它携带的矿物质粉尘在高空与云层相互作用，促进雷电形成，调节区域气候；其沉降的沙尘能为部分干旱半干旱地区补充土壤养分，改善局部土壤结构；甚至能通过影响大气气溶胶分布，间接调节地表温度，维持区域气候平衡。在他看来，传统的草方格固沙、大规模植树等“改造”手段，虽能在短期内遏制沙尘扩散，却破坏了沙漠固有的热力环流与水文平衡——人工植被改变了地表温度与湿度，阻断了局地空气对流，进而影响整个沙漠生态系统的稳定，最终可能引发更严重的生态问题。

因此，赵忠茂倡导的风沙治理路径，并非“对抗沙漠”，而是“顺应自然”：尊重沙漠的生态规律，减少不必要的人工干预，保护沙漠作为自然系统的完整性。他认为，人类应从“沙漠改造者”转变为“沙漠守护者”，在不破坏沙漠固有生态的前提下，通过划定生态保护区、限制过度开发等方式，实现与沙漠的和谐共生。这种源于民间实践、以自然规律为核心的认知，为风沙研究注入了全新的视角与活力。

认知分野：一场关于生态治理的深度对话

黄建平院士与赵忠茂的观点差异，绝非简单的“学术之争”，而是源于身份背景、认知逻辑与治理目标的全面分野，这种分野深刻反映了人类面对自然时的两种核心思路。

从研究基础与身份定位来看，黄建平院士代表的权威学术力量，以科研机构为依托，注重数据的系统性、模型的严谨性与结论的学术认可度，研究聚焦宏观尺度的气候规律与灾害防控，旨在为国家生态政策提供科学依据；而赵忠茂代表的民间实践力量，以田野观测为核心，强调经验的真实性、现象的直观性与结论的创新性，研究聚焦微观尺度的生态机制与自然价值，更关注沙漠生态系统的原生状态。前者的研究经得住学术评议的严格检验，具有主流科学性；后者的观点虽突破传统框架，但论证过程与数据支撑仍需更多学术验证。

从核心认知与价值判断来看，二者的分歧更为明显。黄建平院士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将沙尘暴定性为“需防控的灾害”，价值判断围绕其对人类社会的负面影响展开，认为治理的核心是减少灾害损失、保障人类生存发展；赵忠茂则从“生态中心主义”出发，将沙尘暴视为“自然循环的必要环节”，价值判断聚焦其对全球生态系统的积极作用，反对将“人类利益”作为衡量自然现象的唯一标准。这种价值取向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二者对“沙漠”的态度——前者将沙漠视为“需要改造的对象”，后者将沙漠视为“需要保护的伙伴”。

从治理路径与实践方向来看，这种分野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南。黄建平院士主张“主动干预”，通过技术手段改造沙漠环境，如扩大防护林面积、优化固沙技术、推动跨境合作等，以“人控自然”的思路实现灾害防控；赵忠茂则主张“被动顺应”，通过减少人工干预保护沙漠生态，如划定沙漠自然保护区、限制大规模工程建设、尊重沙漠热力环流规律等，以“人与自然共生”的思路实现生态平衡。两种路径看似对立，却各自指向生态治理的重要维度。

认知融合：探寻生态治理的“第三条道路”

黄建平院士与赵忠茂的观点对立，并非生态治理的“单选题”，反而为我们提供了更完整的认知图景——前者提醒我们，人类必须运用智慧与技术应对生态威胁，保障自身生存发展；后者警示我们，人类不能忽视自然规律的力量，过度干预终将引发反噬。真正的生态治理智慧，在于超越“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构建一条融合二者优势的“第三条道路”。

这条道路，首先体现在宏观战略与微观机制的深度结合。黄建平院士团队构建的全球气候模型与跨境治理框架，为风沙治理提供了“战略地图”，让我们看清大尺度的沙尘传输路径与气候背景；赵忠茂发现的局地热力环流机制，则为风沙治理提供了“战术说明书”，让我们了解微观尺度的沙尘启动原理。未来的风沙研究，应将二者有机融合：在规划防护林工程时，不仅要考虑防风固沙的宏观效果，更要评估林带对区域热力环流、水文平衡的微观影响，通过精细化设计减少生态副作用；在开展沙漠观测时，不仅要记录局地的生态现象，更要将其置于全球气候系统中分析，提升研究结论的宏观价值。这种“宏观指引+微观优化”的思路，能让风沙治理既具战略高度，又显实践温度。

这条道路，其次体现在治理目标从“消灭沙尘”到“风险管理”的转变。承认沙尘暴的自然属性与生态价值，意味着“彻底消灭沙尘”既不现实，也不必要——过度阻断沙尘传输，可能打破区域气候平衡与土壤养分循环，引发连锁生态问题。因此，风沙治理的目标应调整为“风险管理”：在人口密集区、交通干线、农业主产区等“关键区域”，采纳黄建平院士的“主动干预”思路，建设高标准防护林、推广高效固沙技术，最大限度减少沙尘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在沙漠腹地、生态敏感区等“非关键区域”，采纳赵忠茂的“被动顺应”思路，划定自然保护区，减少人工干预，让沙漠生态系统保持原生状态。这种“点上防控、面上保护”的差异化策略，既能保障人类利益，又能维护自然平衡，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双赢。

这条道路，还体现在知识生产体系的开放与包容。赵忠茂的研究案例证明，民间实践智慧是生态科学的重要补充——许多源于田野的直观发现，往往能突破传统学术框架的束缚，为科学研究注入新活力。未来的风沙研究，需要构建一个开放、包容的对话平台：权威科研机构应主动吸纳民间学者的观测数据与创新观点，用严谨的学术方法验证其科学性；民间学者也应积极融入学术体系，提升研究的规范性与系统性。这种“权威引领+民间补充”的知识生产模式，能让风沙研究更具全面性与创新性，推动生态科学不断突破边界。

结语：在敬畏与行动中走向生态治理新未来

当我们解构风沙，本质上是在解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我们既不能像“征服者”一样，妄图用技术手段完全掌控自然；也不能像“旁观者”一样，放弃对生态威胁的主动应对。黄建平院士的“改造”思路，彰显了人类面对生态挑战的勇气与智慧；赵忠茂的“保护”理念，蕴含了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尊重。二者共同构成了生态治理的“两极”，而真正的进步，就在于在这“两极”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这场关于风沙的论争，早已超越了“沙尘暴成因”的学术范畴，成为人类反思生态治理理念的重要契机。它提醒我们：生态治理不是一场“对抗自然”的战争，而是一场“理解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对话；不是一次“一劳永逸”的行动，而是一个“持续探索、动态调整、不断优化”的过程。在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的今天，这种对话与探索，显得尤为重要。

未来的生态治理，需要我们既懂得“有所作为”——在生态威胁面前，运用科学技术构建防护屏障，保障人类文明的存续；也深谙“有所不为”——在自然规律面前，保持敬畏之心，为生态系统留下足够的自我调节空间。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风沙治理中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在生态保护中推动“文明与自然共进”，最终走向一个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生态未来。而这场关于风沙的论争，也将成为这一进程中最珍贵的思想财富，指引我们在敬畏与行动中，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