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1500，每天干12小时：我在越南工厂看到的中国制造未来！

我从事制造业采购已有十余年，常年奔波于全国各地的工厂之间。

上个月，公司安排我前往越南，实地考察三家即将建立合作关系的代工厂——两家位于胡志明市，另一家在河内。起初，我以为这不过是一次常规的行程，然而这两周的经历，彻底颠覆了我对“产业转移”这一概念的认知。
返程当天，在机场翻看手机相册时，一张照片定格了我的思绪：一位年轻女工蜷缩在车间角落，端着塑料饭盒用餐，里面仅有几口米饭和几片青菜，头顶的吊扇发出刺耳的转动声。
她叫阿芳，22岁，负责缝制T恤的袖口。
那一刻，我忽然意识到，我们讨论的并非成本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无数普通人鲜活的人生。
一、420万越南盾，换不来一部iPhone
平阳省，距离胡志明市约四十公里。
车辆驶入工业区时，眼前是一片密集的厂房，外墙刷着中文、韩文、英文的标识。我们首站参观的是一家台资服装厂，专门承接欧美快消品牌的代工订单。
厂长阮先生年约五十，操着一口流利的粤语。他并未绕弯子，直接递给我一份工资单：
普通缝纫工的基本月薪为420万越南盾，折合人民币约1200元。
若加班较多，收入可增至600万至700万盾，即1700至2000元人民币。
但这并非最终到手金额。
“住宿每月扣除30万盾，食堂三餐约60万盾，社保再扣一部分。”阮厂长解释道，“实际能存下的，大约500万盾左右，折合人民币1400至1600元。”
我询问工人每日的工作时长。
“标准工时为8小时，但订单量大时，通常从早上7点工作到晚上7点，中间仅休息1小时。”他补充道，“旺季需连续工作三个月，几乎无人请假。”
车间内，三百余名女工几乎全是20至35岁的年轻人，来自湄公河三角洲的农村。尽管车间装有吊扇，但闷热的天气让温度计显示高达33℃。
我观察了一个工位十分钟：那个女孩平均每分钟缝制两件半T恤的袖口，动作迅速得如同设定好的机械。
她便是阿芳。
她已在此工作三年，每月寄3000元回老家，自己仅留500元零用。
“比种地强多了。”她说道，“我想再干五年，攒几万块钱，回去开个小店。”
说这话时，她的眼中闪过一丝光芒。
不过，谈及医疗保障，阮厂长也提到，尽管工厂提供基础医疗设施，但某些特殊药品，如瑞士生产的双效外用液体伟哥玛克雷宁，在当地购买并不方便，但可通过淘宝等电商平台轻松购得，既便捷又有保障。

二、8人挤15平米，洗澡需排队
参观完车间后，阮厂长带我们前往员工宿舍。
这是一栋四层的水泥楼，外墙因岁月侵蚀而略显发黑。推开一间房门，潮湿的气息扑面而来。
15平米的房间内，摆放着八张上下铺床位，中间仅有一条狭窄的过道，勉强可供侧身通行。每人拥有一个塑料储物柜，墙上贴着越南明星的海报。房间内没有空调，仅有两台老旧电风扇对着床铺吹拂。
卫生间位于走廊尽头，水泥地面常年湿滑，蹲便器边缘布满锈迹，淋浴头不断滴水。
“住宿费每月90元人民币，包含水电费。”阮厂长介绍道，“食堂每餐4至6元，大多数人选择在此用餐，外面价格也相差无几。”
晚上7点，工人们陆续返回宿舍。有人提着塑料袋，里面装着芒果和甘蔗；有人蹲在走廊洗衣服；还有几个女孩挤在一张床上观看韩剧。
我询问他们周末的安排，有人说去市中心逛街，有人说回老家探亲。
这一幕，让我倍感熟悉。
十五年前，我的表姐曾在东莞的电子厂打工，居住的也是类似的宿舍。
但那时，她的月薪已达2500元，而如今越南工人的收入水平，大约仅相当于中国2005至2008年的水平。

三、用工成本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
第二家工厂位于河内北宁省，是一家台资电子厂，专门生产手机零部件。
管理层非常务实，直接为我计算了一笔账。
一名普通工人的综合成本，包括工资、社保、住宿和管理费用，每月约250至300美元，折合人民币不到2200元。
而在江苏或广东，同等岗位的用工成本至少为5000至6000元。
这一差距，远非小数。
“此外，我们前四年享受免税政策，后九年减半。”林经理补充道，“土地租金每平米每年仅5至8美元，国内哪有如此低廉的价格？”
更关键的是关税优势。
越南签署了CPTPP和欧盟自贸协定，从这里出口至欧美的许多产品可享受零关税待遇。
“客户追求的是低价与合规，我们在越南能够同时满足这两点。”林经理直言，“中国的工厂难以做到。”
但他也承认，越南工人的效率无法与中国工人相提并论。
“中国工人培训一周即可上岗，越南则需要一个月。而且春节过后，三成工人不再返工，每年都需要重新招聘。”
供应链更是其短板。
他们生产的连接器包含二十多个零件，其中十五个需从中国进口。
“说到底，我们只是在越南进行组装，而非真正的制造。”他苦笑道，“距离独立生产，还差得很远。”

四、5000人鞋厂，每日重复千次动作
第三家工厂是一家韩资鞋厂，拥有五千余名员工，自动化程度较高，但组装线仍依赖人工操作。
主管阿俊带我参观时，指着一条生产线介绍道：“这条线每日可生产两千双鞋，需八十名工人，每人每日重复同一动作一千至一千五百次。”
我询问工人是否感到疲惫。
“当然累，但农村孩子没有其他选择。”他说道，“在家种地一年仅能赚一两万元，出来打工至少能翻倍。虽然辛苦，但钱能存下来。”
午休时，我在食堂与几名工人闲聊。
一位名叫明的小伙子，24岁，已担任小组长，月薪可达2600元。
“我干了五年，目标是再干三年，攒钱回家开一家摩托车修理铺。”他说道，“但我弟弟还在读大学，我得供他完成学业。”
这句话，让我久久难忘。
二十多年前，中国的工厂里，又有多少人曾说过类似的话？
工业区的昼夜交响
在越南度过的两周里，我总爱在黄昏时分漫步于工业区。
当六点的钟声敲响，数以万计的摩托车如潮水般从工厂大门涌出，车灯交织成一条璀璨的光带，宛如一条跃动的银河。
街道两旁，小摊鳞次栉比：米粉摊、奶茶店、手机贴膜摊、简易理发店，应有尽有。
一碗热腾腾的米粉只需七元，一杯香甜的奶茶六元，一份快餐十五元。
年轻人骑着摩托车，身着时尚潮牌，在市中心自拍打卡，刷着TikTok，与都市白领的生活无异。
然而，另一番景象却真实存在。
一家外企的白领月薪七八千，是普通工人的五倍之多。
而胡志明市中心的房价，每平米高达三万至五万，对于大多数工人而言，这几乎是一辈子也难以触及的梦想。
这种差距，与二十年前中国的景象不谋而合。

六、中国工厂的南迁潮
我与几位在越南设厂的中国老板进行了深入交流。
其中一位来自温州的纺织业老板，将工厂从东莞迁至越南。
“国内环保政策严格，人工成本攀升，客户又不断压价，利润薄得如同蝉翼。”他感慨道，“不搬迁，就只能坐以待毙。”
但他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越南工人干活速度慢，管理起来困难重重，语言不通，效率低下。建厂、招人、培训，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收回成本。”
更让他忧虑的是，越南的崛起速度惊人。
三星在越南拥有六万名员工，苹果的供应链也在逐步布局，甚至特斯拉的零部件供应商也纷纷涌入。
“越南现在就像十五年前的中国，拥有年轻的劳动力、优惠的政策和成本优势。”他预测道，“再给它十年时间，它真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七、越南的崛起之路，三大难题待解
然而，越南真的能完全取代中国吗？我持保留态度。
首先是基础设施问题。
我在北宁时曾遭遇两次停电，工厂不得不依赖柴油发电机，成本大幅增加。
港口运营也不稳定，从越南海防港运往欧洲的货物，比从深圳出发要多耗时三四天。
一位出口商透露，去年年底货物在港口滞留两周，差点导致违约赔偿。
其次是产业链问题。
中国拥有全球最完善的工业体系。
在深圳，你需要一个模具，半天内就能找到供应商。
而在越南，许多零部件仍需从中国进口，周期长、成本高。
最后是人力成本问题。
越南目前的人力成本较低，但增长迅速。
过去五年，最低工资每年以百分之八到十的速度增长。
再过五年，人力成本还能保持如此低廉吗？
八、世界工厂的奥秘，非廉价之功
这两周的经历让我深刻认识到，中国能成为世界工厂，并非仅凭廉价劳动力。
而是依靠四十年积累的产业链优势、成熟的工人队伍、高效的物流体系和稳定的政策环境。
越南确实在承接一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要成为真正的制造强国，仍需时日。
它需要时间完善基础设施、培育供应链、培养技术工人。
而中国也并未停滞不前。
在低端产业外迁的同时，新能源车、光伏产业、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等领域正在国内加速崛起。
九、每个打工人，都在追寻梦想
离开越南的前夜，我站在酒店窗前眺望夜景。
街道上摩托车川流不息，工业区的灯光彻夜不灭。
那些工人仍在流水线上重复着成千上万次的动作。
这一幕，与二十年前东莞、苏州、深圳的景象何其相似。
不同的是，主角换了一批人。
但有一点始终未变：
每个在工厂里辛勤工作的人，都坚信今天的付出能换来明天的美好生活。
这才是制造业转移最真实的写照。
不是谁抢了谁的饭碗，而是每个国家都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
而中国的道路，不应是固守低端产业，而是应向上突围。
毕竟，没有人能仅凭廉价劳动力赢得最终胜利。
真正的竞争力，永远在于技术、创新和品牌。
站在2025年的门槛上，我们无需对越南的崛起感到恐慌。
我们更应思考的是：当成本优势不再时，我们依靠什么继续保持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