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战后，为何很多美军回国都睡不着觉？看看他们在越南经历了啥

1973年3月，旧金山机场的候机大厅里，一名二十出头的美军退役兵突然抱头蹲下，他喃喃一句“炮击来了”，周围旅客吓得四散。医生后来写道：创伤后应激反应，不止一人如此。自那年最后一批地面部队撤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登记的越战老兵睡眠障碍病例已超过百万，服用安眠药成了他们无法摆脱的习惯。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答案要从他们在东南亚那段难以出口的经历说起。

时间拨回1961年。白宫高层决定追加“军事顾问”，越南战场就像被推开的一条裂缝，越来越多美国年轻人被送进去。刚到西贡的新兵还来不及熟悉丛林气味，已被告知：别随便接受农民递来的水果，也别对路边的小女孩微笑。原因很简单——敌人可能藏在任何一张看似友好的面孔后面。

越南境内缺乏重型装备，却拥有无处不在的游击网络。当地妇女更是这张“蛛网”里最灵活的节点。她们卖甘蔗、卖咖啡，看似只是讨生活，实则不停收集情报。许多新兵第一次挨近摊贩时，还在打趣同伴“想来根香烟”，下一秒便倒在匕首之下。那把匕首往往来自袖口，动作干脆到几乎无声，就像竹林里突然闪过的寒光。

更具威慑力的是“自爆战术”。资料里记载，一支机步连曾在岘港集市遇袭，一名越南妇女拎着篮子走到队伍中央，随即引爆炸药，附近十八名美军当场死亡。幸存者阿尔文·杨后来接受采访，他声音发颤：“她只是个母亲模样的人。”一句短短的回忆，比任何医学诊断更能解释长期失眠的根源——那是对普通人形象的永久性恐惧。

丛林埋伏同样阴冷。美国工兵清理田间小路，用金属杆探测，稍有疏忽，脚掌便踩进尖木桩陷阱。截肢名单日渐拉长，噩梦也随之增多：一个常见梦境是自己再次跌进陷坑，不断下坠，醒来时全身大汗。精神科医师称之为“重复创伤记忆”，药物缓解有限。

冲突越烈，报复越狠。美军指挥官为减少伏击，曾下达“可疑即射击”的口头指令。1968年发生的美莱村事件是极端例证，老人、妇女、儿童共计五百余人被杀。执行枪决的士兵并非天生嗜血，可在战后昼夜翻搅的内疚感，逼得他们远离社交、远离家庭。心理学界把这种夹在服从命令与道德信条之间的痛苦称为“道德伤害”，无法通过常规药物治愈。

武器层面的后坐力也不小。为剥夺植被掩护，美军飞机连续喷洒“橙剂”。不少参与投放的机组人员回国后被诊断为皮肤病、肝功能异常，再加上见识过橙剂在越南村落造成的畸形新生儿，他们夜里总会梦见那个橙色浓雾。就算活着离开了战场，化学阴影仍在慢慢侵蚀。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舆论。1969年，华盛顿反战大游行人数逾五十万。越战老兵脱掉军装走上街，迎来的却是口水与拳头。有人痛骂他们“刽子手”，有人在他们背后涂鸦“婴儿杀手”。外部指责与内部悔恨交织，让许多人产生“孤立妄想”，睡前必须反锁房门，多放一把手枪在枕边才肯闭眼。

官方统计显示，退伍前五年内，越战老兵自杀率是非参战同龄人的1.7倍；创伤后应激障碍诊断率则高出近三倍。那些熬不过痛苦的士兵，为了让大脑短暂安静，会混服酒精、巴比妥酸盐、吗啡，形成新的依赖。美国公共卫生部门曾用一句话形容这种恶性循环：“战场带给他们枪声，回家后却只剩针头。”

也有人试图把心魔留在大洋彼岸。部分老兵重返越南，参加修建学校、义诊、排雷等项目，试图用劳动偿还欠下的债。评论家认为，这种“再接触”疗法并非人人适用，但对少数人确有帮助——当他们亲手拆除昔日埋下的地雷，夜里能多睡两小时，这已算幸运。

半个世纪过去，很多越战幸存者仍然需要心理随访。美国国会曾为此追加数十亿美元拨款，可钱无法抹去脑海里的断肢与火光。真正让他们彻夜难眠的，不只是身体创口，更是那句始终回答不了的问题：这一切究竟为了什么？如果答案模糊，黑夜就不会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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